李亮：《游侠、豪族与名士》

现代出版社，2023-3

由凉州到洛阳，是董卓仕途一次重大的转折；由京师再次回到凉州，又是一次重大转折。

原因很简单，董卓是土生土长的凉州人，在凉州根基深厚，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凉州是水，董卓便是鱼，离开了凉州这池水，要想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是十分困难的。

之后，董卓离开凉州作战，要么主要任务是防御，没有什么实质的成就；要么非溃即败。但回到凉州讨伐叛乱却屡战屡胜，可以说他的身上已经深深地刻上了“凉州董卓”的烙印，这为凉州集团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次对羌人的战争中，董卓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后汉书·董卓传》载：“共击汉阳叛羌，破之，（卓）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同传李贤注引说：“为功者虽已，共有者乃士”。

就是说，董卓认为自己虽然有指挥的功劳，但作战还是要依靠战士，因此，将赏赐的匹缣毫无保留地分给了吏卒。

从这条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董卓不仅“才武”，而且“见识非凡”，已经显示出了大将和军事统帅的气度和才能。他之所以能组建足以和朝廷相抗衡的凉州集团，并控制东汉政权，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董卓的影视剧形象

就在西北大捷的同时，东汉帝国的权力中枢又发生了变故。《后汉书·张奂传》记载：“（灵帝）建宁元年（168）……时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事泄，中常侍曹节等于中作乱……（窦）武自杀。”

这是外戚集团与“清流派”豪族联合反抗宦官集团的一次斗争，以失败告终，宦官集团牢牢地控制着东汉政权。而这次事件又直接引发了汉灵帝建宁二年（169）第二次党锢之争。汉灵帝建宁三年（170），素来受到敬仰的“清流派”领袖陈蕃、李膺等被杀，第二次党锢之争以宦官与“浊流派”豪族的胜利告终。

这次事件对东汉帝国后期的政治走向影响巨大。不仅引发了党锢之争，还间接引发了黄巾运动，以及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外戚大将军何进联合以袁绍为核心的豪族集团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

如前所述，这次平定西北叛乱，是董卓第一次参加与羌人的大规模作战，不仅积累了实战经验，而且展露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从这次大战开始，董卓逐渐代替张奂和段颎，成为东汉帝国抵御边境游牧民族的重要藩将之一，另一位是幽州的公孙瓒，还有丁原和他建立的并州军。

但从这次战役结束一直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董卓的主要任务虽然是对付羌胡，但却不在凉州境内。

《后汉书·董卓传》载：“（卓）稍迁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后为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同传载：“（灵帝）中平元年，（卓）拜东中郎将，持节，代卢植击张角于下曲阳，军败，抵罪。”

我们看到，除了中平元年镇压黄巾起义失败，董卓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并州刺史和河东太守任上度过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羌人。《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

前面我们提到，西北羌实力最强，主要活动在关西和凉州一带，凉州以外的诸羌种人数少，以抢粮和打游食为主，实力很弱。这时西北羌主要由段颎抵御。所以董卓所对付的是实力很弱的羌人，打的都是以防御为主的小规模战役。

东汉末年凉州军阀分布图

前后十六年，董卓虽然没有离开过战场，却再次离开了凉州。脱离了发展的土壤，也就失去了发展军事力量的条件，没有一支可靠且实力强悍的精锐部队，是不可能对付力量强大的黄巾军的，也不可能得到朝廷的倚重，也就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良机。

但当董卓因为镇压黄巾起义失败抵罪之后，却峰回路转，不但回到了凉州，重新组织军队，而且发展迅速，将这种武装力量发展为规模庞大的“凉州军”，而成为整个东汉帝国举足轻重的人物。

董卓的崛起，是整个东汉帝国末期的一个缩影，预示中古中国地方政治秩序的变化，将由郡县二级演化为州郡县三级行政区，而割据体制是一种过渡形态。

秦统一六国后，第一次在幅员辽阔而交通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初置三十六郡，后来增至四十余郡，为了有效管理地方，秦朝采取了以御史监察郡守的措施，在诸郡派监御史。

西汉初年实行郡国并行，其数目较秦代增加了近两倍，这样，帝国统辖郡县便有不少困难，武帝元封五年（前106），把全国划分为十三部州，各置刺史以察郡守，其实是秦代监御史制度的一种演化。

但这时的刺史仅仅是监察官，十三部州实际上是十三部监察区，虽然中间刺史的权力有所增加，也逐渐有了固定的治所和属吏，但一直到汉末，刺史监察的主要职责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和汉灵帝建宁二年（169）东汉帝国爆发了两次党锢事件。两次党争几乎席卷了帝国所有豪族阶层，造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紊乱。

至此，东汉帝国开始了持续性的社会改造运动。东汉中期以后，各地叛乱四起，往往涉及数郡，中央政府往往授权刺史统兵，代朝廷去镇压各地的叛乱。刺史既然涉身军政，就有向最高地方军政长官演变的可能。

宦官唐衡、具瑗、单超、徐璜、左悺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黄巾、五斗米大起义。这次来自社会底层的有组织的武装斗争给已经孱弱不堪的帝国致命一击。

汉灵帝中平四年（187）至中平五年（188），南方的荆州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孙坚被朝廷任命为长沙太守，孙坚借助平乱的机会，在荆州发展起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与袁术结盟，占据豫州，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

边境的游牧民族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叛乱，终于引发了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冬边章、韩遂联合“羌胡”的地方自治运动。董卓利用抵御叛乱的机会，创建了属于自己的民间武装组织：凉州集团，成为割据凉州的藩将。

汉灵帝中平四年（187）至中平六年（189），幽州境内爆发了张纯联合乌桓贵族发起的叛乱，公孙瓒被任命为骑都尉，公孙瓒利用平定叛乱的时机，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幽州军，以幽州为根据地，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灵帝采纳了刘焉的建议，将部分重要州的刺史改为州牧，增其秩为二千石，以宗室或九卿出任则为中两千石，代表中央管理州务。《后汉书·刘焉传》说：“州任之重，自此而始。”至此，州开始由监察区演化为行政区，地方治理由郡县两级制开始向三级制过渡，刺史或州牧日益成为郡守或国相的上司了。割据体制由此有了制度上的保障。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集团的领袖袁绍联合山东（函谷关以东）牧、守发起了讨伐董卓的战争。大小地方势力纷纷组织武装，参与这次军事行动。三国的创立者曹操、孙坚、刘备也在其中。

这次行动的目标与结果截然相反，反而催生出袁绍、曹操等一批地方割据势力。这是规模巨大的一次社会改造运动，直接重组了关东的权力格局。

割据体制最终在大江南北建立起来，遂即引发了汉末争霸战争，使东汉帝国走向崩溃，并促使了新秩序的形成。

影视剧中的十八路诸侯会盟

汉末的州牧制是地方治理秩序的过渡形态，割据体制又是特殊时期催生的一种失控结构。手握重兵的州牧与刺史结合而成割据，是州牧制的一种失控形态，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整体偏离，引发了汉末至南北朝领主化的倾向，而割据体制是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形式。

这种割据体制从汉末形成，一直持续到隋重新统一北方，地方治理秩序逐步恢复常态，并演化为三级制。

从刺史到州牧，是逐步获得军事指挥权的过程，割据体制是这种过渡形态失控的表现。汉末是由内向外的即时失控，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制约机制，更为重要的是中央政府被割据势力控制，中枢系统失灵，从而加快了失控状态的速度。而这个加速器就是董卓和他所建立起的“凉州军”。

州牧的职权向军事领域扩展，成为地方最高权力中心，再以州为依托，巩固权力，积聚实力，逐步割裂中央与地方的连接，由中央的派出机构演化为地方中央组织。

这种“权力的非理性繁殖”最终催生出汉末的割据体制，而割据体制必然导致整个社会向领主化方向倾斜，而倾斜的表现就是各个游离于中央政府的民间自治集团的形成。

这种军政一体的割据势力通过争霸战争，相互兼并，最终会形成两到三个势均力敌的自治集团，这些自治集团的演化趋势就是摧毁旧的秩序，建立起具有领主化倾向的局部统一政权。

而董卓就是汉末割据体制的创立者，剖析“凉州集团”的生长过程，对理解汉末争霸战争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