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来源：中国电科收集编辑：
“我从来不相信中国人会比别人笨。别人搞得出来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这个信念一直都在我心里，支持着我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研制雷达。”
“中国梦，往大了说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在我这里，就是要把中国的预警机做到最好，做到卓越。”
——王小谟
2023年3月6日14时06分，敬爱的王小谟院士因病离开了我们，享年84岁。丰碑矗立，风范永存。今天，让我们重温王小谟院士撰写的文章《峥嵘岁月，我和中国电子工业同行》，学习并传承他深厚的家国情怀、崇高的精神境界、宽广的科学视角、执着的信念追求，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王小谟院士：峥嵘岁月，我和中国电子工业同行》
2019年9月初，正是秋高气爽的好日子，我携夫人一起回到了贵州都匀，这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回首四十多年前，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伴随着三线建设的声声口号，在祖国的西南一隅，中国电子工业绽放出083电子工业基地这片花海。如今，这里也展现出全新的面貌，原本的厂房成为了制药厂，当年的单位变成了影视基地，子弟学校也换了新颜，变得气派庄严。我难掩兴奋，向周围的人一一指着当年居住过的房间，工作过的地方，难忘这青山绿水的“彩云之城”（都匀在布依族语的意思），难忘和全家挤在小房间里的苦中作乐，难忘近二十年事业奋斗的日日夜夜……
图：王小谟在原38所旧址听取匀东中学发展情况。2016年，他为匀东中学捐款设立奖学金，鼓励青少年积极学习科学知识。
几十年时光飞逝，沧海桑田，有幸与共和国电子工业同心同行，见证着它的波澜壮阔、起伏跌宕，让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提笔记录下内心的感受。
图：1957年大一时的王小谟
我生于战火纷飞、外敌欺压的上世纪30年代，怀着青春梦想，奋斗在“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新中国。1961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地处南京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十四研究所，穿上了军装，成为了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也幸运地跨入了由聂荣臻元帅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国防科研队伍。不久，根据中央关于建设大三线的指示精神，14所派出一大批科技人员、技术骨干等到贵州主持工作，我作为内迁员工来到了都匀。
图：身着军装的王小谟
当时运力不发达，需要连续几天几夜乘坐军列，长途跋涉、旅途辛劳，在火车上很累，没有座位，只有盘腿坐在草席铺就的地上，没有活动，到达都匀时两腿肿得很粗，有的人甚至不能行走被抬下车厢，但是为了心中的信念，大家都没有喊苦，也没有退缩。到了贵州以后，遇到了不少生活生产上的困难。这里的住房很紧张，我和同一批次来的青年们以毛竹做骨架，芦苇席子做隔墙，油毛毡做屋顶，在简易的草棚里过着“原始”而艰苦的生活，一到雨天里面漏水外面泥泞不堪。好像受到了三线建设精神的感召，我们那批人自然而然迸发出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了解决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难题，我们一起搬运了沉重的铸铁管和水泥电线，铺设了千余米的引水管道。自己运沙子、浇水泥、建马路，人抬肩扛，建设了自己的厂房和宿舍……那时候的山沟沟没有手机电脑，连电灯电话都是稀罕物件，晚上下班了，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对我们搞研究来说也是个好事，没什么事情可做那就工作吧，也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反正都一样，工作效率反而很高。山沟里条件苦，但生活比较平静，是出成果的时期。“九溪归一”的剑江河畔，碧玉般的剑江水，沿江两岸莺语流花，青山耸翠。在这个安静寂寞的环境中，在这片青山绿水的怀抱里，我被组织任命为三坐标雷达的总设计师，带领着一批技术骨干开始了长达十数年的三坐标雷达研究。
20世纪60年代开始，三坐标雷达已经成为当时国际雷达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14所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撤走了援助专家，苏联专家走时说了一句“就这些材料，看你们能不能弄出名堂来！”接到任务的那天晚上，我夜不能寐，想着使命多么光荣而艰巨，但又深感能力不足，不知从何做起。当时的形势也很严峻，我们国家的引导雷达都是仿苏产品，迫切需要研制出我国自己的雷达装备部队。当时，我国电子工业水平整体不高，但国家需要我们“赶英超美”，我们的团队憋了一股劲，一定要设计出我国第一部自动化三坐标雷达！为部队着想，为祖国争光就是我们中国电子工业人最朴素的想法。
图：王小谟调试383雷达终端
研制雷达并非一帆风顺，我科研生涯中最大的挫折就发生在研制383雷达的时候。经过贵州寂寞山沟里十年苦干，我国第一部集成化、数字化、自动化的三坐标雷达——383雷达成功问世。1979年，我们在武汉对383雷达样机进行试飞。然而在试飞的时候，雷达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一坏又不行，很不稳定。当时我是总设计师，我指挥人员把每个部分都检查了，但查了又查仍然没发现有什么毛病。这么持续了三个月，真是一点办法没有，那时候说真的是死的心都有了。虽然嘴上说死了算了，但是雷达还是得做。后来我们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了症结所在，破解了这个难题。中国电子工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很多困难都是暂时的，低潮也不会永远都是低潮，总会有高潮的时候。
图：病床上工作的王小谟
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克服物质上的困难和贫瘠，但科研生产上横亘着的气候和交通难题，却在无形中扼住了我们继续前进的喉咙。于是，搬迁势在必行。从1986年10月启动合肥新厂建设，到1989年1月顺利搬迁，经过了一系列迂回曲折，跨越了千山万水。期间，我们克服了思想的波动、人才的流失、资金的缺口、基建和科研生产的重压，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在科研生产大发展的同时，高标准完成38所新所建设。1992年2月，一纸调令摆到了我的桌上。从合肥到北京，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为之拼搏奋斗20多年的38所，踏上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人生舞台，但依旧在电子工业的战线上奋斗。来到北京后，我与电科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带领电科院走上一条成为真正实体的总体院之路，也与预警机结下了不解之缘。图：王小谟研究预警机方案
拥有我们自己的预警机，一直是我国雷达科研工作者的梦想。即便困难重重，我国雷达界对预警机技术的研究却从未停止。在海湾战争中，预警机表现抢眼，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我当时已经搞了半辈子雷达，心里比较清楚，我们的研制条件是差一些，但努努力还是有把握的，并非绝不可为。一开始我们打算和以色列进行预警机方面的合作，但因为国际局势，合同被撕毁了。如何继续发展预警机事业？我坚决建议要自己研发。“我们自己能干！”这句话看似很轻，但是背后的分量很重，这分量来自于中国电子工业深厚的军工技术积淀，来自于国防事业的使命和责任。我想“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做到！我们不但要研制出预警机，而且还要研制出世界领先的预警机！”有人说，预警机能做的事情大概相当于“深夜用肉眼看见20公里外有人划了根火柴”。对远距离微小目标的判断决定了预警机研制的复杂性，当时许多争论和质疑不绝于耳，很多人认为我们是“赌博”和“冒险”。不是没有波折，也不是没有荆棘，只是每遇及此，当年许下的承诺就在每个团队成员的耳边，一遍遍地不断回响，如同冲锋号一般，让人燃起更加顽强的斗志。
图：邓小平接见王小谟
数年中，国家对我们团队在各方面给予了支持和关怀，我们突破了预警雷达研制最为关键的“两高一低”技术，突破了100余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30项，国产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9个第一，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我们在预警机的事业上不断掌握了主动权。
图：王小谟获得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栉风沐雨的往昔岁月中留下了一生的坚守，也见证了事业的壮阔，更欣慰于未来后继有人。如今我已至耄耋之年，我这辈子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国家也给了我足够多的荣誉，我很知足。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重要原动力。成长于这个时代，奉献于这个时代，我感到非常幸运。我一生从事雷达技术工作，在老一辈雷达专家研究的基础上，我和我的团队经过不懈努力，攻克了多个技术难关，研制出多种型号的雷达，研制出世界上最先进的预警机。
一路走来，与中国电子工业风雨兼程同心同行，拥抱着春华秋实的峥嵘岁月，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很幸运！往事如烟常成忆 先生作古竟凝噎
致敬，国之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