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冠疫情和局部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破坏，很多人陷入艰难境地，普通人如此，经济学家也如此。

但经济学家面临的困难早已显现：绝大多数政界、学界、商界的经济学家既未能成功预测2008年后的大衰退，也没能预测这场大衰退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给政府部门和经济学界造成严重信誉危机。

那些所谓的“专家们”为大衰退开出的药方千差万别，央行和其他政策制定者推出的天量货币宽松政策则在实现通胀与增长目标时频频失败，于是，公众理所当然地怀疑政府及其经济学家。

为何一个强大而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为什么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今日不再奏效？

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在新书《被追赶的经济体》中，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概念，叠加此前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尝试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

一旦掌握了经济停滞和传统经济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政策应对自然水到渠成。然而，在发达经济体尚未面临资产负债表问题、资本回报率相较新兴经济体更高时，人们形成了一套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统观念。

如今，环境已然不同，想要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提高政策有效性，我们必须摒弃传统的政策观念。

何谓“被追赶的经济体”？

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在经过成熟发展期，进入到发达经济阶段后，会进入到被追赶的阶段。

在“被追赶时代”，经济体的政策辩论依然受到已经过时的“黄金时代”假设的影响，这种不匹配导致了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和对财政政策的依赖不足，这些政策正在扭曲经济并在一个深刻变革的世界中加剧不平等。

辜朝明

如今的发达经济体皆由农业社会发展而来，长达数世纪的“节俭悖论”直至工业革命到来方才告终。新产品及用于制造产品的机器的出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量投资机会。

私人部门只有在确定能找到足够多具有投资收益的项目来偿债时，才会开始借款。金融部门也因能够满足新出现的资金需求而有所发展。这些项目依靠债务融资筹措资金，但只要项目收益足以偿还债务，这个过程就将持续下去。

由此将开启一个良性循环，投资创造了更多就业和收入，并反过来提供更多储蓄，为新增的投资提供资金。

没有人能对投资机会的可得性予以保证。它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技术创新和科学突破的速度、商人判断投资机会的能力和其借款意愿、劳动力和其他投入的成本、合理定价融资的可得性、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经济及世界贸易的状况。

每个因素的重要性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

对于已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而言，技术创新和科学突破的速度更加重要。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合理定价融资的可得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同等重要。

根据不同的工业化程度，被追赶的经济体这一概念将经济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城镇化经济体，此时尚未达到刘易斯拐点；成熟经济体，已跨越刘易斯拐点；被追赶的经济体，已跨越拐点，此时资本回报率低于新兴经济体。

被追赶的经济体要保持领先

需要三管齐下

在被追赶的经济体中，没有太多的低价投资机会，而且人口正在老龄化，推动增长的政策制定者应将其结构性改革的努力集中在三个方面。寻求供给侧改革，如放松管制和减税，以提高国内的资本回报率。

鼓励劳动力市场提高灵活性，以便企业能够采取规避措施来抵御追赶者。

改革教育系统，以应对被追赶经济体特有的人力资本需求的增加和不平等问题。

改革教育系统，以应对被追赶经济体特有的人力资本需求的增加和不平等问题。

这三个挑战是处于被追赶阶段的经济体所特有的，而这三个政策是其保持发达经济体地位的必要条件。政策制定者还必须更加关注贸易赤字以保障自由贸易，并避免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在结构性改革的这三个方面，美国应对日本的现实经验是很有启发性的。这是一个被追赶的经济体失去其高科技领导地位，并在20年后重新获得的故事。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幅减税和放松管制——通过提高国内的资本回报率，解决了被追赶经济体的三个挑战中的第一个。这些政策鼓励创新者和企业家产生新的想法和产品，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

当里根总统降低税率和放松对经济的管制时，有想法和动力的人便注意到了。随后，这些人开始在许多方向上推动技术发展，最终使美国在高科技领域重新获得了对日本的领先优势。

“日本式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是不可战胜的部分原因是，日本正处于一个有许多正反馈循环的黄金时代，而美国已经进入了被追赶时代。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赞美“日本式管理”的优点，因为现在处于被追赶时代的日本企业正在努力解决30年前美国企业所面临的同样问题。

事实上，我正是在注意到今天的日本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与30年前的美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相似后，才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这一概念。这也意味着，随着经济体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管理和劳工都必须改变。

新兴经济体须未雨绸缪

今天，新兴经济体可以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中学到什么？

对于尚未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来说，对增长至关重要的政策包括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消除腐败，改善教育和公共卫生，并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将借贷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这些政策必须在推行较容易的策略B的同时实施，这样当工资高到足以吸引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时，该国将积累足够的物质和人力资本，以转向策略A。

政府还应该在这一假设下运作：黄金时代典型的税收快速增长将在未来放缓。因此，必须用税收资助的项目应该在经济仍处于黄金时代时实施。

政府应该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在不停地回调符合养老金条件的退休年龄。这些回调证明，在这些经济体黄金时代引入的最初养老金计划，是建立在对增长和人口统计学的乐观假设的基础上的。

政府还应该修改和完善教育系统，以避免阻碍具有创新思维的人。

现在正享受后刘易斯拐点黄金时代的新兴经济体，最终将进入被追赶阶段，并面临各种挑战。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加入全球化行列，这些变化可能会提前到来，而不是推迟。

一些新加入全球化的国家会降低被追赶经济体的工资水平。这意味着税法和法规等制度安排绝不应该被视为永久性的，随着经济体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就必须被修改。

另外，具有文化价值的历史建筑和街区不应该以现代化的名义被拆毁。一个国家发展得越快，这种文化遗产就越重要，因为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人们需要能够在心灵上扎根。

他们需要心理上的家园，在那里他们可以重申他们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历史街区和纪念碑也会吸引外国游客，这可以帮助国家赚取外汇。

新兴经济体还应该意识到，发达经济体存在着反对自由贸易的社会反弹，这种反弹既源于“迷失的一代”，也源于平衡贸易机制的消失。

“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和“购买美国货”的拜登政府的出现，可能会使新兴经济体更难进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除非它们对来自被追赶国家的商品开放市场。

这意味着它们将不得不接受对其自身经济的更多改变，如提高汇率和降低对来自发达经济体进口商品的关税。

而对于采取基于策略B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国家来说，如果它们想继续享受被追赶经济体的市场准入优惠，就必须尽快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