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浣非

在任何社会，经济活动目标、经济增长结果都与企业资产负债表、家庭资产负债表、政府资产负债表存在内在联系，或者说一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变化与企业资产负债表、家庭资产负债表、政府资产负债表变化息息相关，经济增长的表现更会在三张资产负债表中有所体现，并最终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持续得到集中反映。

三年的疫情持续冲击及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对企业资产负债表、家庭资产负债表、政府资产负债表带来冲击和改变，使构成主要经济活动的三张资产负债表均受创，以至会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形成多方面的影响及结构性挑战。厘清三者间的内在联系，多方位地修复三张资产负债表，可以夯实中国经济增长基础，为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政府资产负债表是支撑国家行政运行和公共开支的重要管理手段和成果集成，反映的是公共资源的管理能力和使用效率；企业资产负债表则是企业参与生产和服务经营活动的投入产出的总体反映；家庭资产负债表则是一个家庭收入结构及消费安排的基本数据构成，既关系民生消费，又关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政府资产负债表结构如何，既事关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强弱，又事关经济活动中的行政负担高低，其扩大的来源及逻辑无疑将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引导性影响。构成资产负债表重要元素的税收、政府公共投资、转移支付等都势必直接或间接地对企业资产负债表、家庭资产负债表带来影响。

企业资产负债表至为重要

国家统计局公告，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8.8%，弱于市场预期的50.8%以及4月的49.2%，具体而言，当月制造业PMI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49.6%和48.3%，比上月下降0.6和0.5个百分点，均位于收缩区间，制造业市场需求仍显不足，企业产能释放受到抑制；非制造业PMI为54.5%，弱于上月的56.4%，也保持回落态势。5月份，中国企业经营情况指数中，企业招工与企业用工前瞻指数分别较上月回落3.3和1.5个百分点。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亟须形成新发展动力的关键阶段。

经济发展出现起伏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能否找出影响发展的原因并能有的放矢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非常重要。欲实现复苏经济，首先需要清楚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又有哪些因素损伤了政府、企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尽快地修复政府、企业及家庭资产负债表。

围绕恢复及优化政府、企业、家庭的三张资产负债表，需要考虑的问题及要做的工作无疑是多方面和艰巨的。

首先要明确，提振信心，改善预期，是推动全社会迈出修复政府、企业、家庭三张资产负债表步伐的原始动力。政府、家庭、企业资产负债表同时受损，会使社会经济活动丧失相当的辗转腾挪空间，应尽力降低社会运行的体制成本和制度成本，尽力让企业自主成长，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以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率先修复来带动家庭资产负债表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为此，当前最需要的莫过于从上到下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舆论氛围，切实动员社会各方面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尽智慧、拼力量。

在政府、家庭、企业三个资产负债表中，企业资产负债表无疑是至为重要的，因为其收缩或扩张、健康与否，既会直接对政府资产负债表产生影响，又会直接对家庭资产负债表产生影响。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源头，故当务之急是要围绕恢复企业资产负债表多维展开有效工作。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625.1亿元，同比下降17.7%；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9578.1亿元，下降20.4%；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837.8亿元，下降21.3%。在投资方面，今年前5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0%，增速相比1—4月回落0.7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内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0.1%。

若这种局势继续下去，不仅会使民企资产负债表继续恶化并导致融资能力继续下降，经济发展也会失去活力。因此，必须系统找出束缚、抑制民企发展的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对症下药，彻底清除歧视民企发展的氛围和障碍，要做到在要素配置获得、市场准入诸方面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同一标准。

而政府本身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如何，亦十分重要。为推动经济复苏，应在适当扩大负债并确保未来可兑付的条件下，致力形成靠政府精准、有效、具有前瞻性的公共投资带动企业资产负债表扩大，进而扩大家庭资产负债表收入的，以政府投资为动力的三张资产负债表良性驱动机制。在财政支出存在结构性约束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恶化的情形下，客观上要求整体财政政策在节奏上靠前发力，因从公共投资传导到民间投资通常需要一到三个季度，故财政政策需提前部署；在总量上要进一步向宽松调整；在结构上主要靠中央财政加大发力的力度。而为了通过维持传统基建与新基建的平衡而达至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及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目的，一方面需考虑维持传统基建于一定水平持续，另一方面则需进一步清晰新基建的领域、空间及投资主体。

排查风险源和风险点

需建立有利于政府、企业、家庭资产负债表动态优化的管理体系，严密排查可对三表造成损伤的风险源和风险点，并明确地区及部门责任，有的放矢地形成防范和化解对策，如地方债、高风险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波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起落、对外投资、外部经贸关系重大调整等关键领域风险。

央行前不久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2）》显示，根据央行最新的金融机构评级结果，在439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评级结果处于“红区”机构为366家，资产规模为5.61万亿元（占比为1.55%），其中，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风险最高，高风险机构数量分别为217家和118家，数量占全部高风险机构的92%。这些金融机构的风险若不能得到控制和化解，其连锁衍生的后果对三表的影响不言而喻。

各部门出台政策、措施，一定要建立对政府、企业、家庭资产负债表产生影响的评价体系，致力消除相关安排的负面作用。为此，要建立政策出台的预先市场沟通机制，严防抑制要素释放效率及不利于政府、企业、家庭资产负债表健康发展的政策制度发布。当前，要尽一切可能，创造令国际资本保持对人民币资产热度、保持对中国在海外资本市场发行产品热度、保持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热度的必要条件，这是持续形成经济增长动力并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当务之急。

因疫情冲击，家庭资产负债无论是工资性收入还是资产性收益都受到了损伤。为改善家庭资产负债表，当前的燃眉之急仍在于创造条件解决好就业问题。导致当前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是民营经济，特别是数字经济和服务业遇到波折造成的，因此，改善市场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为了加固家庭资产负债表抵御风险的强度，国家层面可增大社会保障在养老、失业、医疗方面的托底力度，借此相应释放一部分潜在的家庭消费能力。未来一段时间，需考虑形成以增加家庭收入为重点的政策导向，这是恢复整个社会信心的关键所在。

建议：降低消费税，金融机构加大利润上缴

日本经济之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因为日本实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推行这一计划，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70年就已达到了世界第二的规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所以取得如此不凡的效果，是因为日本把经济发展的目标聚焦在全民的收入增长上，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2022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而2.9%的实际增速明显低于4.5%的GDP增长速度。这样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仅难以对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改善带来积极贡献，也很难在消费端对经济增长形成应有的作用。

2021年，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4.29%，家庭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8.37%，均呈下行之势。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是要避免过剩的投资和低效、无效投资，并形成将这些投资转化为消费支出的机制；二是要围绕增加家庭工资收入和资产收益作出政策和市场方面的安排。而为了改善家庭资产负债表及鼓励消费，要考虑调整消费税水平。2022年1—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33亿元，同比下降0.2%；但国内消费税达16699亿元，比上年增长20.3%。这样的税收水平无疑会对消费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抑制。

为修复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金融机构要考虑进一步让利。多年来，金融业一直为高盈利行业，据原银保监会统计，2022年全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2.3万亿元，同比增长5.4%；平均资本利润率为9.33%。所以，当前需要考虑在金融机构和企业间、居民间形成利润转让机制，以帮助尽早修复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或者适当加大金融机构上缴利润力度，通过支持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来提升政府的公共投资能力和转移支付能力。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13期）

2023年第13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