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君立，作者授权发布

在社会学类图书中，有许多著名的私人生活史。相比那些宏大叙事的社会史，私人生活史具有其特殊的微观史学意义。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私人生活史都是专业社会学家所写，都是出于社会学研究之用。

这些年来，因为非虚构写作的兴盛，也出现了很多普通人写的私人生活史。这种写作不同于以前《高玉宝》那种自传体写作，非常关注私人生活本身的历史变迁。这种写作也是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一种文化自觉。

张维迎的《回望》收录了十几篇回忆性的文章，主要是作者本人的成长过程。所叙及的人物包括他的父母、乡亲、朋友、老师、同事等等。这些文章很早以前就都陆续在“经济学原理”公号上发表过，此次汇编成书，从风格和内容上更加统一、完整。对张维迎来说，本书呈现给读者的，也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私人生活史。从时间上，跨越了从传统农耕到现代文明，从空间上，从陕北黄土高原走向全球化。虽然点点滴滴都是个人的经历，背后所映射的却是一个历史大时代的波澜壮阔。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文笔显得过于完美了，这种完美绝不是溢美之词。无论是什么，到了张维迎笔下，都像陕北的黄土一样质朴而厚重，从不矫揉造作。那怕是苦难，都这样被不经意地一笔带过，用不着任何浓墨重彩。实际上，这恰恰是很多以文字为业的文学家一生都做不到的事情。

张维迎写他的母亲——

“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母亲爱她的每一个孩子，她把她所有的爱给了我们。母亲没有自己的事业，她唯一的事业就是儿女。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女。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把五个孩子拉扯大本身就不容易。但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是想办法让儿女吃饱肚子，穿得干干净净，在人前体体面面。”

张维迎写他的父亲——

“不识字被人低看，父亲一直对此难以释怀。有次到集镇上卖粮，对方知道他没文化，给少算了几毛钱，父亲说你算错了，对方说没错，父亲坚持说错了，僵持了半天，对方最后不得不承认确实算错了。从此之后，这个收粮人再没有算错父亲的粮钱。"

“自上研究生后，我有时反倒庆幸父母不识字。如果他们识字的话，一定会看到我写的文章，免不了为我担心，会告诫我这不能写，那不能写。这样的话，为了不让他们为我提心吊胆，我写文章时就会谨小慎微，锋芒全无。”

张维迎写他的发小玉平——

20世纪90年代初落实农村复员军人政策时,有些和他一样没有“参战”的老兵填了“参战”，都蒙混过关。他老实，没有填“参战”，结果他现在拿的补贴比别人少了一半。工作人员说，如果他觉得不公平，可以把他知道没有参战而享受了参战待遇的人告知民政局，民政局一定严肃处理。他说:“我不能这样做。”

张维迎写陕北活字典王六——

王六自嘲自己有一项“发明专利”：把县人大常委会的门牌直接刻在大门的水泥墙面上，解决了木门牌累次被人插入公共茅厕的尴尬。

在写书的几年里，王六几乎拒绝了所有的应酬。甚至有时候开会，别的人在作报告，他就在笔记本上写自己的书稿，假装做笔记。不止一次，会议结束了，他不知不觉，还在继续做“笔记”。

张维迎写他中学时期的贫穷——

我在高中二年级之前，连裤头也没有穿过，睡觉时脱光衣服，赤条条躺下盖上被子。记得高中二年级下学期我们换了宿舍，我和薛亚平同学挨着睡。他看到我赤条条躺下，就问我怎么连裤头也不穿，我说我从来就不穿裤头，我没有裤头。他说,不穿裤头睡不文明。这样吧，我有两条，就借给你一条穿吧。这样，我就穿上了他的裤头，毕业的时候，又把裤头还给了他。亚平同学的父亲当时是榆林报社的社长，算个大官，又是文化人，但家在农村，也算不上富有，所以亚平生活很节俭。他因病英年早逝，我没有机会报答他，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借我裤头穿。

张维迎写得最好的就是《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

在我年幼的时候，我穿的衣服和鞋都是母亲手工纺线、手工织布、手工缝制完成的。我至今仍然能回想起，我睡梦中听到的纺车发出的嗡嗡声和织布机发出的吱嘎声。

1786年，瓦特和博尔顿在伦敦建立了大不列颠面粉厂，两台蒸汽机推动50对磨石，每周生产435吨的面粉。这个面粉厂的开设轰动了整个伦敦，来这里参观成为一种风气，搞得瓦特很不耐烦。我老家的石磨和石碾从来没有被蒸汽机推动过，但在我离开家乡30年后，石磨和石碾基本上都被废弃了。村民们跨越了蒸汽机，直接进入内燃机和电动机时代。

我出生虽然要比张维迎晚十年，但幼年的成长经历基本相似，比如穿着母亲手织的布衣长大，高三之前没有穿过裤头等等。如果说张维迎前面都是人生回顾，那么他在本书的最后一篇其实对人生的一个总结——人生不是设计出来的，人生其实是一连串的偶然。

这让我想起王小波说过的话——

我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繁衍后代，而是来看花怎么开，水怎么流，太阳怎么升起，夕阳何时落下。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生命是一场偶然，我在其中寻找因果!

在本书中，有一封张维迎写给杨小凯的信。作为两个非常优秀且有创见的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与杨小凯不仅是中国两个时代的标志，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经历。相对而言，我觉得张维迎是幸运的。

天道酬勤，张维迎用他动情的笔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也记录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仅从这一点来说，就是弥足珍贵的。事实上，张维迎始终是一位勤奋的学者，也是一个勤于笔耕、关心社会的大众写作者，而这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最为珍贵的品格。

前两年，张维迎在家乡吴堡的窑洞里办起了一个企业家课堂，即辛庄课堂，曾经轰动一时。从当年“为钱正名”起，张维迎就一直为市场经济不遗余力地鼓与呼，尤其是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两肋插刀，写书撰文，呼唤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将经济学的课堂从大学象牙塔搬到民间搬到窑洞，面向苦心经营的企业家，这体现了一位经济学家脚踏实地的精神，这在国内外来说都是不多见的。

张维迎常常以自己出身农村出身陕北而感到骄傲，他发自己内心的热爱着这片热土，和这片热土上的每一个父老乡亲，不离不弃，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乡土情结。

无论身份如何变化，无论身在何处，张维迎都没有失去来自乡土的精神本色，用土话说没有“忘本”。他在书中描写了许多细节，比如他母亲换粮—— “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起身离开家，天蒙蒙亮的时候，背回了一斗高粱。这是她用还长在地里的小麦青苗从邻村换来的，比价是1：1.1，就是春天借一斗高粱，夏天还一斗一升小麦，她为此爬山下沟，走了几十里的路，那是一条到了晚上连男人也不愿走的路。”

这些细节每次读来，都让人不由嘘唏和感动。

张维迎能有今天的成就，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中国的传统是“耕读传家”， 张维迎的父亲深明大义，是一个有人生智慧的人，他经常嘱咐张维迎说：“世事变化无常，今天对的，明天不一定对；今天错的，明天不一定错。今天富的人明天不一定富；今天穷的人，明天不一定穷。所以为人处事不能太势利，一定要凭良心，千万不能做亏心事，因为只有良心是不变的。”

张维迎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为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精神鼓与呼，这既是出于专业诚实，也是发自乡土出处的良心与良知。

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张维迎是中国当下很有批判精神的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基本都是南方人的天下，从顾准（苏州）、吴敬琏（南京）、茅于轼（南京）到杨小凯（湘潭），几乎都是南方人——尤其是江苏人，而张维迎是不太多见的北方，而且长得非常温文尔雅。张维迎是土生土长的陕北吴堡人，从某种程度来说，张维迎不仅是中国经济学家中的另类，也是陕北的另类。正像他说的， 农村可以出作家，但不大可能出经济学家。确实，从农村出来的乡土文学作家很多，如路遥贾平凹莫言，但从农村出来的经济学家非常少。

陕北作家狄马在《歌声响处是吾乡》一书中，无意中讲到了关于吴堡和吴堡人的一段秘闻——

原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刘裕从建康（南京）北伐灭后秦，占领后秦首都长安（西安），留幼子刘义真镇守。当时，匈奴人赫连勃勃占据陕北，兵强马壮，自立为大夏国，并修筑统万城。不久，赫连勃勃以兵马之利，南下进入关中，攻破长安城。刘义真所部军队全部沦为战俘。这些战俘为数众多，都被安置在陕北的堡寨，因其为吴人吴语，故将其驻地称为吴堡。

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吴堡人有南方江浙人的血统是没有问题的。最有力的证据是他们的方言。今天的吴堡方言与相邻各县皆不搭界，形成一座奇特的“语言孤岛”。说他们是陕北人没有错，但那是行政上的划分。一个地道的吴堡人，闯入陕北任意一个县生活，如果他操一口纯正的吴堡方言，没人能听得懂；但奇怪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堡籍的篆刻艺术家、供职于中共陕西省委的高级新闻记者冯东旭先生，与吴堡县志办公室的两位朋友专程到江苏镇江一带“寻根”，原想自己的吴堡话南方人听不懂，但谁料他们一开口，在座宾客皆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因为的他们土话与镇江方言很相近，根本用不着翻译。

张维迎始终保持着植根于乡土的淳朴与正直，在这个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时代，他对品德的坚守让他成为“另类”。他有一句流传极广的名言：“一切灾难，都来自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

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所思考的常常远超出经济学范畴，正如他的这部作品无关专业，无关上进，它是一部良心之作，也是一部灵魂之作。无论张维迎写过多少作品，《回望》都是特别的，这里安放的是一颗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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