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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沉思的托克维尔收集编辑：修明1644
这几个月，我一直研读日本史，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国家绝不能轻易“赌国运”，将国家的命运置于一厢情愿的幻想上，迟早会走上败亡之路。日本的现代化，其实是走在中国前头的，19世纪70年代黑船事件后，日本马上就投入到了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与中国的半推半就相比，日本很快就制定了脱亚入欧的方针，对国体进行根本变革。20世纪初日本先后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跻身列强之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也成功站在了胜利者一方，瓜分了德国的在华利益。当时的形势对日本是极度有利的，只要日本的决策者有基本的理智，日本都能维持在东亚的霸权地位，甚至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与美国，苏联并列的强国。之后历史的发展我们都清楚，日本没有审时度势，反而不断的进行军事冒险，入侵中国和东南亚，偷袭珍珠港，先后开罪苏英美三个强权，最终在一轮轮的“赌国运”中腹背受敌，走向了败亡。为什么昭和时期的外交抛弃了明治时期的理性？根源还在于明治时期就确立的制度和教育，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就形成了一种“赌国运”的氛围，这种情绪在几次军事冒险成功后成为了日本上下的共识，最终让日本走向了毁灭。一、明治体制的核心是天皇专制，目的是不惜代价“富国强兵”明治体制的建立就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其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富国强兵，将整个日本变为一台战争机器。在政治层面上，体现为建立天皇专制体制，通过神格化天皇来建立集权体制。1889年明治宪法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天皇在三权分立的政府之上，人民的民权皆由天皇授予。宪法还规定军队效忠的是天皇而不是议会和政府，这为今后日本军队以“清君侧”的名义扩大权势埋下了伏笔。大政奉还，废藩置县都是为了强化天皇的权力，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政策不是天皇主动争取来的，而是西南大名和中下级武士主动赋予天皇的。日本历史上，天皇一直处于被架空的状态，14世纪，试图恢复天皇权力的后醍醐天皇刚起兵就被幕府扼杀，光凭天皇根本不可能完成国体的变革。天皇之所以成为日本的神，不是因为扯淡的万世一系，而是日本的精英需要一个神格化的天皇，他们认为世界法则是弱肉强食，相信强权即是公理，只有所有日本人崇拜天皇，愿意为天皇牺牲一切，日本才能抵御西方的扩张。这种赌博的特质也体现在财政的分配上，甲午战争后，清朝赔给日本2.3亿两白银，约合3.6亿日元，是日本年度预算的4.5倍，日本政府将3亿日元，90%的赔款花在军事用途，剩余10%用来发展造船业和运输业，用于民生的领域几乎为0。因为对民生领域投入过低，导致明治和昭和时期的日本十分贫困，很多日本的右翼分子和基层军官都生在农村，对农村的贫困痛心疾首，很多家庭家徒四壁，衣不蔽体，强国与弱民同时存在，日本是有大国崛起而无小民尊严。
但遗憾的是，日本的老百姓并未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民权缺乏和先军政治，反而认为根子是精英群体盲目的崇拜西方，引入了太多的西方资本和思想，东京的财阀不体谅民情，争相蒙蔽天皇出台错误的政策。日本的民间右翼运动，往往以少数志士发起，他们并不反对天皇制度，反而要求加固天皇制度，他们的口号是“清君侧”，他们不认为天皇有问题，而是相信政客和财阀误导了天皇。之所以有这种离谱的认识，跟日本的教育有很大关系。日本民众首先被灌输了一套错误的认知，在被禁锢的思想下，他们连知晓真相都很难，更不用说提出变革的方案了。日本的教育本质是一种奴化教育，它竭力向臣民灌输三种观念：
日本的学校教导臣民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八纮一宇，七生报国”，日本人要奉行皇道，让天皇统治万国。一个日本女子可以拒绝家庭的包办婚姻但不能拒绝成为天皇的慰安妇。对天皇绝对尽忠让日本人丧失了个体的独立性，完全沦为了没有思考能力的奴隶，这种认知上的禁锢让日本社会无法出现任何变革。二是片面强调大和民族的优越性，对于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日本官方和民间普遍吹捧日本的精神力量，他们认为日本人拥有独特的“大和魂”，而西方人都是自私自利之徒，只要大和的剑轻轻一挥，就可以让英美鬼畜跪地求饶。珍珠港之前，山本五十六曾反复劝说不能开罪美国，理由是美国的工业实力远强于日本，但日本国内一厢情愿的相信在乎私利的美国人会在“大和魂”的威力下迅速向日本求和。对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的教育完全忽视了其中外交策略的作用和其他偶发因素，片面强调日本军人的“悍不畏死”。这种多年的洗脑让日本人认为只要“不怕死”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完全忽视了战争中的客观因素。日本认为西方代表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并认为日本之所以存在问题，全是因为少数日本精英丢弃了日本的优良传统，接受了西方的堕落思想。日本人还相信英美鬼畜无时无刻都在打压日本，日本要想崛起，必须夺取若干生命线，生命线是日本创造的独特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线从满蒙一直延伸到太平洋。他们认为日本的使命就是将亚洲从英美和苏联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建立属于亚洲人的大东亚共荣圈。当时的日本人并不认为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战犯松井石根就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的思想，他们认为中日战争是兄弟之争，日本侵略中国是哥哥教训弟弟。很多日本人相信，日本侵略中国是因为中国被苏联，英美控制，日本侵华是不得以而为之。在军国主义教育下，任何理性的声音都会遭受舆论的抨击而变得没有生存空间，丸山真男就注意到，当时日本存在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留学过欧美的大知识分子，他们对天皇体制缺乏信仰，知晓真相但对民众缺乏影响力，他们还会受到日本官僚体系的打压。而真正和民众接触密切的是中小地主，小店主，基层军官和中小学教师，这些人大都只接受过日本官方教育，对天皇十分忠诚，由于他们把握着和底层的沟通渠道，日本社会几乎总是青睐于激进的声音。日本军部正是借助底层的民意不断借机扩大权力，日本的民间运动几乎全是右翼，且背后往往有军部的黑手支持，二二六兵变中的基层的皇道派与上层的统制派，目标并无不同，区别仅在于手段，在二二六兵变被镇压后，军部上层的控制力反而进一步加强。在天皇专制的体系下，似乎只有天皇能够扭转局面，但明治后，大正天皇患有疾病无法亲政，而裕仁天皇骨子里是个军国主义者，他在多个关键节点没有制止军部的非法行为，他完全默许了军部的扩张政策。有权力阻止却不阻止，裕仁才是那个最大的战犯。缺乏制衡的天皇专制制度，奴化的教育让整个日本社会陷入了信息茧房，无法走出“赌国运”和军国主义的路径依赖。日本的社会是如此僵硬以至于需要外力才能打破。日本的教训是深刻的，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绝不能轻易“赌国运”，将国家的命运置于一厢情愿的幻想上，决策一定要基于常识和理性。再高明的赌徒，最终也会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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