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出身与教育背景

孙栋家：我是四川自贡人，出生于1929年8月29日（图1）。我父亲叫孙瑜，是电影导演。他比较有名的电影是《大路》、《武训传》，其中的插曲《大路歌》是与聂耳合作的，他和聂耳很熟。我父亲是清华毕业的，他英文特别好，中文说话口吃。他解放后被“老人家”打倒了，到1968年才恢复名誉。他的电影《武训传》（图2），主演是赵丹，1950年拍好，1951年就受到了批判，因为其中武训讨饭的情节，“老人家”（指毛泽东）批判说这个电影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否定武装斗争。

图1  孙栋家先生访谈提纲手稿（部分）

图2  电影《武训传》拍摄现场（1950年）

注：孙瑜（左3，孙栋家的父亲）、孙栋光（小演员，孙瑜之子，孙栋家的三弟，前排右2）、赵丹（后排左1）。

王有智：孙栋家父亲与周恩来总理是同学，南开中学的（图3）。后来进了清华学堂，庚子赔款去美国留学。当时是集体坐船到美国去，有一张很大的照片，在美国一个威尔森将军号的邮轮上面的甲板上拍的。那上面有很多后来的名人，比如杨廷宝、陈植、梁思成，还有国民党的一个将军孙立人，他也是清华毕业的，这些人都在照片里。

图3  周恩来与孙瑜交谈（1952年春）

注：周恩来（左1）、孙瑜（右1）。

孙栋家：当时清华学堂集体留美，是1923年。那张照片很清楚，照的非常好。可惜找不到了。我父亲的英文很好，他能翻译诗歌，出版过一本《李白诗新译》，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的。翻译诗歌是很不容易的。他还出过一本自传，叫《影海泛舟》，国内这版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

李  浩：您小时候是在四川度过的吗？

孙栋家：我1929年8月在青岛出生，大约1930年或1931年时搬到上海。小学在上海工部局办的一个小学就读。1937年抗战爆发，逃难逃到重庆。因为我父亲的电影跟抗日有关系，所以怕日本人来抓他，我父亲就化名带我们全家从上海坐船，先到香港，从香港经过的时候有很多电影界的同仁、明星帮忙，再从香港坐火车坐到武汉，再坐船回重庆，路上一共花了一个多月。重庆是我父亲的老家，我们就在重庆度过了抗战八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我们全家就跟着我父亲原来的工作单位——中国电影制片厂，复员到南京。我记得初中是在南京白下路的市立三中（现南京市第三中学）就读。在南京住了几年，后来又搬到上海了。那时候在上海读书不方便，我就在昆山的一个中学就读，毕业了以后就到上海考大学，考大学的时候，上海刚刚解放。

傅舒兰：考上了同济大学？

孙栋家：对的。1950年进校，1953年毕业。我在同济大学本来应该读四年，后来院系调整提前一年毕业。原来我读的土木系的道路专业，道路专业跟城市建设比较相似，1952年院系调整，我转入建筑系的都市建筑与经营专业。

李  浩：您父亲是电影导演，您怎么会选择学习土木交通这个专业？

孙栋家：这个情况也是偶然了，我们家里面有兄弟姐妹四个，我是老大，有一个小妹，二弟和三弟（图4）。我二弟叫孙栋文，学的是铁路专业，小妹叫孙栋菡，三弟叫孙栋光，他们俩都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所以我父亲有两个孩子继承他的电影专业。我因为说话有点结巴，做不了演员，而且我个人对土木交通也有点兴趣，因为我特别喜欢看汽车，我父亲开汽车开得很好。我父亲三十年代就开汽车了，到美国能从纽约开车到西边旧金山。这对我有些影响。

图4  孙栋家全家福（1956年4月15日于上海）

注：后排：孙栋菡（左1，小妹）、孙栋家（左2）、孙栋文（左3，二弟）、孙栋光（右1，三弟）。

前排：母亲张绮先（左1）、父亲孙瑜（右1）。

李  浩：您在同济大学的三年学习，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孙栋家：那时候开始学城市规划还不太了解这个专业，但是因为我对道路比较有兴趣，喜欢看汽车么，所以学了三年毕业了之后，觉得还是可以的。那时候金经昌老师给我们讲过课，助教有董鉴泓、李德华、冯纪忠、邓述平等（图5）。当时毕业以后统一分配到北京建工部。

图5  同济大学75周年校庆部分师生合影 (1982年)

左起：金经昌（右5）、董鉴泓（右3）。

工作之初参与太原和北戴河规划的经历

孙栋家：1953年毕业后，我们班有好多同学分配到建工部，建工部城建局，在北京三老胡同，分管我们的副部长是万里，分管城建。当时去北京的同学有张友良、钱林发等。

我被分配到建工部，当时长春正在建设一汽（第一汽车制造厂），部里派我到长春去配合一汽建设搞规划。1953年我到长春住了一个冬天，第二年春天就回来了，1954年就到太原做规划。万列风、贺雨都是我们规划室的室主任。

李  浩：贺雨先生现在住在医院，在重症监护室。

孙栋家：贺雨93岁了。

李  浩：贺雨先生和万列风先生是同一年生的，他们两位差半岁。太原是八大重点城市之一，请您重点讲讲太原规划的情况。

孙栋家：我记得我做的主要是太原的初步规划、总体规划工作。我们院过去的同志，记得的有何瑞华、袁士兴主任。何瑞华根据巴拉金的手稿画过太原规划的草图。

太原北面有一个太原钢铁厂，规划主要是要配合钢铁厂。太原是东边一个老城，西边一个新城，当中有一个汾河，有晋祠、文教区、迎泽大街。当时太原的中轴线规划是有争议的，按理来说太原应该是东西轴向，但铁路改线影响比较大，就变成后来这个样子（图6）。

图6  太原市一九五四年规划图 (1945年)

李  浩：当时的工业布局比较散。

孙栋家：对，因为太原在山西算比较重要的城市，当时的山西军阀阎锡山想自立门户，他在那里乱七八糟搞了一些东西，是和军工有关系的。这里原来是文教区，这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厂在里面。那时候非要画对称放射，苏联专家都讲对称放射、轴线。苏联规划都很特别，怎么说呢，和英美城市规划风格完全不一样。

李  浩：做太原规划时候，您感觉和在同济大学时候金经昌老师教的知识有很大的差异吗？

孙栋家：金经昌老师他是留学德国的，德国人有个特点，特别讲究正规化，特别正规。金老师主要还是要比苏联模式稍灵活一点。但是德国的东西也还是比较正规，因为德国人也讲究规矩。德国派和英美派完全不一样，英美派就是自由了。

1956年秋天我就到北戴河做规划了，北戴河休养区规划比较系统，有初步规划、总体规划。北戴河是中共中央暑期办公之地，该总体规划记得是1958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准。

李  浩：可否请您讲讲北戴河休养区规划的情况？

孙栋家：北戴河规划那时候中央很重视，具体分工的话，我是搞规划的，张孝纪是搞绿化的，还有别人搞工程的，有些人物不大记得清了。

北戴河规划最大的困难点是分区，北戴河当时是中共中央暑期办公之地，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直接抓的。北戴河西边是莲蓬山，莲蓬山是中共中央办公地，中间东部是国务院系统的，中央部委办的，一个是国务院系统的，一个是党中央系统的。东边靠到金山嘴、鸽子窝，鸽子窝可以看海，很漂亮。那边有一个苏联专家的招待所，包括苏联专家的一些休养所，中间是国务院部委办，西边是党中央的（图7）。

图7  北戴河休养区总体规划总平面图 (1957年)

北戴河每块地都划分的比较大，有一块地是毛主席游泳的区域。解放前那个地方已经建了很多别墅式的小洋房了，我们把那些小洋房都改造了一下，里面又建了一些。那时候有一个怪楼，是一个美国人设计的，那个楼里面，有泉水，然后有树，树在房间里长的。那个设计很独特，当时很多到北戴河的都是去那看，但是这个楼可能在“文革”期间毁掉了。

傅舒兰：北戴河项目做完后，您二位回去看过吗？

王有智：没有，你们可以去看看，如果留着还是挺好的，他说的那个怪楼就在海边上。

李  浩：当时北戴河和秦皇岛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孙栋家：当时是先做了北戴河规划，北戴河做了以后，再做山海关，山海关是古迹，天下第一关，然后再做秦皇岛。秦皇岛是海港城市（图8）。

图8  孙栋家在秦皇岛市委交际处前的留影（1956年前后）

王有智：后来山海关也搁起来了，主要做秦皇岛。我接着做的秦皇岛。我们在“青岛会议”上汇报过秦皇岛规划。北戴河属于秦皇岛的一个区，但是他有很多方面直接属中央管。

孙栋家：北戴河地位实际上比秦皇岛高一点。

李  浩：当时北戴河规划，在规模问题上争论大不大？

孙栋家：规模不大。那时候因为休养区的人口和城市人口计算方法不一样，北戴河是暑期办公之地，夏天的时候满了，冬天的时候就是管理人员和当地的居民，还有一些渔民。人口的计算方法跟工业城市的基本人口，服务人口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北戴河的规模当时基本控制住了。当地的居民、渔民在老街，离火车站比较近一些，跟海边休疗养区域的距离远一点，所以互相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最多渔民去海边打渔，打完就把鱼拉走了。

北戴河夏天的时候，中共中央的人和国务院各部委办的人都来这里住，西边莲蓬山是中共中央，中间是国务院，东边是苏联专家。比如郭沫若，在那边专门安排了一栋房子，那时候都是保密的。当时海边的保卫工作这方面比较注意，周围有很多都是一般都是穿着便衣的，走过来走过去，实际都不是当地的居民。

那时候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旅游的概念，也没有旅游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游客很少。普通老百姓都去不了，除非是劳模或者享受政治待遇。

李  浩：北戴河规划应该是做到详细规划深度了吧？

孙栋家：到详细规划的深度了，局部有些小的布置。因为北戴河是抗战前旧社会就有了，实际上已经建成了很大一部份，都是小洋房，和福建厦门的鼓浪屿一样，不能大搞。除了在东边给苏联专家建设了一片新房子，靠到金山嘴那边，西边都没有建设新房子。

李  浩：“一五”时期苏联专家指导的好多详细规划都是街坊式，北戴河规划也是这样吗？

孙栋家：北戴河没有街坊式，是比较自由的。

北戴河那时候实际上就是在东边给苏联专家搞了一片招待所是新的，西边的房子基本上都是以前就有的。那时候的规划内容主要是道路网调整，有些地方不需要的路不要了，有些路该拓宽的拓宽，并且划分区域，发展方向等。北戴河规划比较敏感，保密要求比较高。那时候没有老百姓的休养区，除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连苏联专家去了都没有住的地方。

李  浩：您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政治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规划项目里面担任组长，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派您去？ 

孙栋家：原来在太原的规划工作里，领导对我比较相信。那时候我跟万里比较熟，万里也搞过太原规划。

李  浩：您当时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哪方面比较擅长？

孙栋家：我是道路交通比较熟悉一点，经济方面不是很熟悉。

李  浩：1957年有一个“反四过”，北戴河规划受到影响了吗？

孙栋家：“规模过大，标准过高，占地过多，求新过急”。北戴河规划没有受到“反四过”影响，因为当时北戴河规划在院里来说是独立的，都不跟院里汇报。别的组回来以后在院里要汇报，大家听，有时候大家参加议论，北戴河没有的。北戴河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直管，除了参加的人，别人都不了解，那时候保密比较厉害。记得当时我们回到北京以后，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还把我带到了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我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了站了一会儿，看了会十分雄伟的景致，心情十分激动。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工作以及苏联模式等的认识

李  浩：是否可以请您进一步谈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的认识？

孙栋家：那个时候刚刚毕业分配了，到了单位工作，就怕领导干涉，比如市长、局长。因为规划比较得罪人，特别对开发公司，开发公司老说你规划就是大手大脚，我们开发公司就是要多造房子，规划道路无论多宽他都觉得太宽。那个时候房屋有间距，因为要保证在冬至的时候，住宅底层要有一小时的阳光，这是规范规定的，叫“满窗日照一小时”，然后有些领导说这个房屋间距里可以开飞机，所以说规划得罪人，“规划、规划，不如领导的一句话”。当然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是个别现象。

李  浩：对于“八大重点城市”呢？

孙栋家：八大城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正式开始经济建设时候提出来的八个城市。大概国家也有思考，这八个城市要重点发展一些工业。当时提出来我觉得很正确。当时因为国家经济有限，不可能遍地开花，所以要把一些重点项目，一些重要的工业选择在这八个城市里面，就是把国家的工业经济先打个基础。

王有智：我补充一点，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一个特点是，规划力量很薄弱。为什么？当时除了同济，其他的学校包括清华、天大，没有把城市规划搁在课程里，没有把它搁到很重要的点上。课程的大部分都搁在建筑设计上了。城市规划课程一开始时候一个星期也就只有一次课，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老师沈玉麟，他是老“之大”（之江大学）毕业之后出国到美国留学的，这个老师业务很强，脑子很活，他在黑板上画的图，都非常熟练非常好。但是在学校里，他的规划能力好像施展不开了。可能那时候我们国家对这个也不是特别重视。所以当时非常缺乏规划的人才。

李  浩：您对当时的苏联专家有什么印象？ 

孙栋家：当时的苏联专家有穆欣、巴拉金、库维尔金等。库维尔金是搞建筑的，什基别里曼是搞经济的，扎巴罗夫斯基是搞电的。我们接触多的是库维尔金和什基别里曼，因为两个人一个负责建筑，一个负责经济。（图9）

图9  孙栋家、王有智与什基别里曼夫妇合影

注：赵允若（左1）、孙栋家（左2）、什基别里曼（中）、王有智（右2）、什基别里曼夫人（右1）。

李  浩：穆欣专家您见过吗？

孙栋家：穆欣在初期的工作比较多，我见过。库维尔金和什基别里曼是最后走的，他们走了以后还跟我们通信。后来库维尔金还给我们寄了一张夫妻两个人的照片（图10），所以我们关系蛮好。

图10  库维尔金夫妇在长城合影（1956年前后）

李  浩：他们工作有什么特点？

孙栋家：我记得这两个专家跟我们还是比较谈得来。帮我们搞规划。我们规划要修改，让他们修改，他们都还是能够交流。有时候我们和他们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跟他们交流。大家比较能够一致，因为到底一些看法，有些不一样，有时候他这么说这么做，我说这么可不可以？是可以讨论的，我记得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画的图他们会提修改意见，比如规划做好了，就向他们汇报，他们提出来这个应该是这样的，那个应该是这样。工作形式就是这样，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工作。

李  浩：他们两个人性格不一样？听说库维尔金比较开朗，是这样吗？

孙栋家：对，库维尔金比较开朗，是做建筑的，很喜欢说笑。什基别里曼比较严肃，总体来说这两个专家比较随和的，并不是趾高气扬那种。听他们说，开始的时候穆欣专家比较趾高气扬，有个老同志叫陶宗震，和穆欣专家比较对胃口，就跟着穆欣专家了。初期的时候苏联专家说什么话我们都要听的，每年都要检查贯彻苏联专家的思想怎么样，是不是贯彻到位，那时候对苏联专家很尊重。

北戴河做规划的时候有苏联专家帮忙，后来苏联专家1960年前撤走了。1958和1959年时候，有一次我在建工部向万部长（万里）汇报北戴河规划。我跟他汇报的时候，就是说苏联专家是怎么、怎么说的。万部长是山东人，他用山东方言说：“孙栋家，你是听我的，还是听苏联人的？”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跟苏联有点矛盾了，那时候好像赫鲁晓夫的报告已经出来了，中苏关系已经差了。本来苏联专家的话必须百分之百贯彻，每年都要检查贯彻苏联专家的思想怎么样，后来一直工作到“你听苏联的还是听我的”这个时间点，就分开了。

李  浩：对于城市规划的“苏联模式”，您怎么评价？

孙栋家：那个时候按苏联经验，什么都要讲究对称，画图都是对称、放射，中心区非常明显，因为中心区的道路网是对称放射的。典型的方案就是西安，周部长（周干峙）在西安搞了很典型、对称放射的一个图。这些东西是苏联的玩意，都是苏联讲究的，当时我们叫做“图难画”——对称放射图难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