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具有语言理解和文本生成能力，特别是能够从事论文写作、翻译以及制作司法裁判文书等工作，该产品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应用的广泛讨论。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应用的10大重点领域，提出推动各行业、各地方结合行业发展阶段和区域发展特色，开展“机器人+”应用创新实践；搭建国际国内交流平台，形成全面推进机器人应用的浓厚氛围。这都预示着人工智能加快应用的时代正在到来。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战略性新兴技术，其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将塑造和赋能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和应用场景，形成“人工智能赋能+”效应，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不过，人工智能应用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引发风险。一是新型法律纠纷风险，比如人工智能侵权纠纷、著作权纠纷、人工智能技术滥用带来的权益纠纷等。二是道德风险。人工智能不能进行价值判断，但它是在研发人员价值观念支配下设计开发出来的，容易受研发者秉持的价值观念影响。三是人工智能技术不完善造成的社会公害风险，比如算法歧视、泄露隐私信息等。对此，必须加强对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防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在规范策略上，应坚持规制与保障并重。一项新技术从研发到进入市场，再到融入社会生产、生活，产生风险是难以避免的，不能因为风险而放弃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理想目标应是把风险最小化，把技术获利最大化。这就要求法律和政策做到规制与保障并重。要通过法律与政策手段解决人工智能引发的风险，实现有序发展；同时，要确保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更好赋能经济社会。不过，规制与保障之间可能存在价值冲突，规制不当可能扼杀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必须审慎地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规范手段上，注重软性引导与硬性约束同向发力。应根据人工智能应用产生风险的原因，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规范手段。对人工智能因技术不完善引发的风险，主要依靠软性规范。软性规范具有倡导性、灵活性强的特点。可以通过制定指南或行业自律等方式引导技术向善，防范潜在风险发生。这是防范人工智能风险不可或缺的手段。

       对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风险，则要依靠硬性约束。硬性约束规定明确，可操作性强，能够为人们如何行为提供具体指引，并且有强制力保障。随着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各行业，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多发频发，这就需要通过硬性约束，规范治理人工智能滥用问题。目前，我国专门针对人工智能技术滥用而出台的法律数量少、位阶低，亟需加大立法步伐。

       在规范方式上，强化政府与企业治理协同，相辅相成，相互保障。具体而言，政府应扮演人工智能发展政策的制定者、治理议程的设置者以及法律法规实施的监督者等角色。企业是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或服务研发和使用的主体，也是发展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必须担负起人工智能风险防范的社会责任。应加强人工智能技术企业间的合作，依靠技术手段防范人工智能风险。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