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转型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不过，既有研究对地区安全秩序转型的理论分析往往集中于欧洲地区（特别是西欧地区）的实践经验。为此，本文尝试结合不同地区安全秩序的历史变迁和既有理论积累，就地区安全秩序转型的动力和路径谈些初步想法。

国际秩序可以理解为国家之间模式化的互动关系，而在互动过程中国家会通过特定的行为模式塑造国际合作，进而实现相应的国际规范目标。从这一定义出发，地区安全秩序可以界定为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行为模式，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即均势（核心行为模式是国家之间相互制衡）、霸权（其中主导国的行为模式为强制，其他国家为追随）和权威秩序（其中主导国的行为模式为提供安全保护，其他国家则是认可并依赖主导国的安全保护）。

由此，地区安全秩序转型将包含六种理想类型，即均势秩序转向霸权或权威秩序；霸权秩序转向权威或均势秩序以及权威秩序转向霸权或均势秩序。根据近现代以来不同地区安全秩序转型的历史经验和相关理论分析，推动地区安全秩序转型的动力大致可分为区域内外两类因素，其中来自区域外部的动力主要包括区域外体系大国的介入或淡出以及地区国家面临区域外战略威胁的变化，区域内部的动力则主要是指地区内大国的实力变化以及地区国家的政策偏好差异。

区域外大国实力的介入或淡出主要影响均势秩序与霸权或权威秩序之间的转型。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超级大国美苏的介入导致南亚安全秩序从典型的霸权秩序（印度主导） 转向了均势秩序，而苏联解体和美苏冷战的终结则使得南亚安全秩序又呈现出了霸权秩序的典型特征。再如，冷战后美国的积极介入使得中东地区的均势秩序呈现出了更多霸权秩序的特点。区域外大国介入导致权威秩序转向均势秩序的典型例子则是欧洲大国的殖民扩张瓦解了19世纪中后期的东亚朝贡体系，东亚地区的权威秩序由此转向了体系大国主导的均势秩序。

地区国家面临区域外战略威胁的变化主要涉及均势或霸权秩序向权威秩序的转型。例如，冷战时期，来自超级大国苏联的战略威胁促使西欧（包括南欧和北欧）国家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为此，相关国家不但与美国缔结了多边同盟并将自身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的军事能力实现了一体化，部分国家还接受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和驻军，地区安全秩序也由“二战”前的均势秩序转型为权威秩序。再如，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国对拉美国家政策的强制色彩逐步淡化，“二战”爆发后还推动建立了西半球集体安全体制，拉美霸权秩序的特征进一步弱化，其中不可忽视的动力之一就是二战爆发使得美国和拉美国家感受到了更为严峻的区域外威胁。“9.11”事件之后拉美国家更加认可美国主导的地区集体安全体制，其背后的主要动力则是恐怖主义威胁的迅速上升。

区域内大国实力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均势秩序与霸权或权威秩序之间的转型，但其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是其他体系大国无意或无力介入相应地区。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实力的迅速上升推动拉美的安全秩序由欧洲大国塑造的均势秩序转向了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欧洲大国要么无力干预（如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战败），要么无意干预（如英国主动淡出拉美以集中应对欧洲地区的战略威胁）。如果域外实力更强的大国坚持介入相应地区，区域内大国的实力变化并不能推动相应地区的安全秩序转型。例如，20世纪上半叶日本实力的崛起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美大国塑造的东亚均势秩序，即使后来日本试图通过侵略战争建立霸权秩序也以战败投降告终。

区域内国家的政策偏好差异主要影响权威秩序的存续或稳定性。例如，相比于美国主导的西欧权威秩序，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苏联的政策偏好导致其主导的东欧地区权威秩序强制性更为突出，获得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认可程度则相对较弱，从而削弱了其权威秩序的稳定性。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苏联政策偏好的变化则直接导致了东欧权威秩序的瓦解。主导国之外区域国家的政策偏好也会影响到相应权威秩序的稳定性。比如，英国等北约国家更倾向于接受美国的安全保护，不愿寻求脱离美国的战略自主（特别是在安全领域），而戴高乐执政时期的法国更倾向于脱离美国寻求战略自主，不但迫使美国关闭在法国的军事基地，撤离在法国的驻军，还退出了北约框架下的军事力量一体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冷战时期西欧权威秩序的稳定性。

总而言之，“二战”前非体系大国或“二战”后非超级大国主导地区的安全秩序转型，其动力主要源自区域外体系大国或超级大国的介入或淡出。即使体系大国或超级大国主导的区域，其安全秩序的转型也会受到区域外战略威胁变化的影响，在两极格局下相关影响尤为突出。地区国家（无论主导国还是其他国家）政策偏好的差异或变化则主要会对权威秩序的稳定和延续产生影响。

地区安全秩序的转型路径是指转型动力塑造国家行为模式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实力约束变化、共同利益变化以及合作规范变化。通过这些具体路径，塑造地区安全秩序转型的因素得以对地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行为模式产生影响，进而推动相应地区安全秩序的变化和转型。

实力约束变化是指区域相关国家所面临的物质实力约束条件的变化，其主要取决于区域外体系大国的介入或淡出以及区域内大国综合实力的变化。例如，20世纪初欧洲大国逐步淡出拉美地区使得地区主导国美国面临的实力约束显著降低，从而大大增强了美国对拉美国家政策的强制性；而美国物质实力的不断提升则大大强化了拉美其他国家的外部实力约束，从而推动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追随政策，否则本国安全将遭遇更大威胁。也就是说，实力约束的变化推动拉美地区由均势秩序转向了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再如，进入21世纪10年代之后，美国介入中东地区安全的能力和意愿逐步下降，地区其他国家面临来自美国的实力约束趋于弱化，彼此之间的相互约束和制衡随之兴起，中东安全秩序随之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均势秩序特征。

共同利益变化是指区域相关国家共同战略利益的扩大或缩小，其往往与外部战略威胁的变化直接相关。例如，“二战”结束后，来自苏联的战略威胁扩大了西欧国家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推动其形成了更为广泛的安全合作，而苏联威胁的上升也促使美国与西欧国家的共同利益扩大，这些变化最终促使西欧地区在“二战”后形成了美国主导的权威秩序。再如，进入20世纪80年代，东欧国家对北约国家威胁认知的弱化逐步削弱了其与苏联的共同利益，从而弱化了苏联主导权威秩序的利益基础，而东欧国家的变化又强化了苏联政策调整的力度，最终在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苏联的权威秩序土崩瓦解。

合作规范变化是指区域相关国家安全合作规范的变化，其主要影响因素则是主导国的规范偏好。例如，20世纪的前30年，美国在处理拉美事务时更倾向于使用强制原则，从而塑造了拉美地区的霸权秩序；此后美国拉美政策中的平等协商色彩有所增强，拉美安全秩序也由此逐步具备了权威秩序的特征。再如，欧洲大国用炮舰外交和条约体系击垮了东亚地区的权威秩序（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此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动也开始更加强调权力制衡，日本甚至不惜通过强制和战争改变东亚安全秩序。主导国安全合作规范的扩散不但有助于巩固相应类型的地区安全秩序，而且可能会使相关国家形成路径依赖，即在原有秩序不复存在后还会创造机会延续业已习惯的行为模式。比如，冷战时期东欧国家维护自身安全主要依赖苏联的安全保护。苏联解体后，原有的地区权威秩序瓦解，但东欧国家的行为模式并未改变，依然是通过寻求安全保护来维护自身安全，只是提供安全保护的国家由苏联变成了美国。只有实在无法获得外部安全保护时，这类国家才会转向通过自助维护本国安全。

由于地区安全秩序转型往往由多种因素驱动，因此转型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路径通常也不是单一路径，有时甚至是三个路径并行，共同推动特定地区的安全秩序转型。例如，“二战”结束后，西欧地区均势秩序转向权威秩序过程中，西欧国家面临的实力约束发生了变化（主导国美国实力优势明显，西欧大国的实力地位则明显下降）、共同战略利益扩大（共同面临苏联威胁以及推动欧洲一体化维持国际地位），同时安全合作规范由彼互相制衡变成了安全依赖，其主要基础则源自美国放弃了孤立主义原则，开始在和平时期向欧洲盟国提供安全保护。

本文主要分析了三类地区安全秩序（均势、霸权和权威）之间的变化和转型，并未涉及一些难以完全归入三个理想类型的地区安全秩序。例如，冷战后的东亚既不是特定大国主导的霸权或权威秩序，也不完全符合均势秩序的特征。为此，笔者曾将冷战后的东亚安全秩序界定为战略对冲，即东亚相关大国（如中美）虽存在战略竞争，但尚未达到美苏冷战时期的对抗强度（即虽寻求外部支持但尚未形成阵营对抗，虽提升军事实力但尚未陷入军备竞赛），而其他东亚国家则倾向于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而非彻底选边站队。也有学者倾向于使用不对称制衡来概括冷战后体系大国在东亚战略竞争中的行为模式，以区别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对称性制衡。还有学者认为冷战后的东亚秩序可以称之为协合（consociational）秩序，即尽管地区一体化水平不高，但中小国家与大国依然能够共同发挥作用，防止东亚出现颠覆地区稳定的大国对抗和大规模冲突。事实上，不管我们使用上述哪个概念来概括冷战后的东亚安全秩序，未来的地区安全秩序研究都绕不开以下问题，即冷战时期均势秩序转型至当前东亚安全秩序的核心影响因素是什么？相关因素发挥作用的具体路径是什么？而有关这些问题的学理思考不但能够丰富地区安全秩序转型的理论积累，同时也有助于更为妥善地管控东亚安全秩序转型过程中的大国竞争和地区安全矛盾。

此外，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正在重塑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竞争。一方面，国家更注重数字技术能力与其他国力要素的融合，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对于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围绕安全问题的合作和竞争正从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比如，近年来美国已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其与盟国就数字技术背景下的军事能力建设、网络威慑和情报合作、网络安全和数字技术规范构建等议题展开合作。为此，未来的地区安全秩序研究有必要特别关注数字技术发展将对地区安全秩序转型的动力和路径带来哪些变化，其导致这些变化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深入分析相关问题有助于我们确定既有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理论的适用边界，同时也将为我们构建数字时代地区安全秩序转型的理论框架奠定坚实基础。

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四辑 总第十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