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是人类智慧的创造。

美国社会学家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已经指出，城市的起源更多的是精神性的需要，对于城市的起源和存在来说，这比实际生活的需求更为重要。

城市不只体现出政治、军事、宗教、经济、文化等功能，同时也为人们的闲雅生活提供了空间基础和物质条件。

与西方的城市相比，中国早期城市的政治功能更加重要。

张光直认为：“中国最早的城市的特征，乃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中国青铜时代》）并以三代迁都为例，说明迁都的原因不是战争、游牧、农业等因素，而是政治上的需要。“就动机而论，城市构筑其实是一种政治行动。”（《美术、神话与祭祀》）

但在宋代之后，中国城市的经济功能和娱乐功能逐渐增强，如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对于宋代商业与社会的研究（《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美国汉学家施坚雅对中国晚近城市的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英国汉学家伊懋可对于上海的研究（《帝制后期中国的城市》），以及罗威廉对汉口的研究（《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等，都旨在证明城市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的经济作用超过政治作用。

两宋时期的商业化对城市的发展确实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如薛凤旋就指出，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令城市发展出现新动力，也改变了城市的传统性质和土地利用结构。汉唐的行政型城市至此时已转型为商贸和娱乐型的新城市”（《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中国古代城市繁华的程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突出的，就像马可·波罗到了杭州后，感叹道：“行在之大，举世无匹。一个人可以在那里寻到这么多乐子，简直恍若步入天堂。”

南宋偏安杭州，抱着收复故土的决心，所以把杭州称为“行在”，与临安的意义相通。马可·波罗惊叹杭州如同天堂，却不知（或者已知）中国人早就把苏杭以“天上”相称。后来著名的俗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更是流传至今。

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就自然产生了奢侈消费的需求。

现代社会中，奢侈性消费占整体消费的比重很大，远远超出了实用性消费。

在古代社会中，有限的经济条件或许不能支撑起大众过多的奢侈性消费，但对于一些富贵阶层来说，这类的消费还是很多的。

明清时期，普通人的奢侈性消费也逐渐增多。在此背景下，明清时期的城市中，也出现了专门的休闲购物街区，以满足人们享受性的需求。

商店数量繁多，装潢布置考究，商品琳琅满目，花样翻新，这些商业街区成为城市奢华的象征。

城市中的享乐场所甚多，饭铺、客栈、酒店、茶肆、歌馆等应有尽有。

清人顾公燮记述了苏州的娱乐生活：“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台湾学者巫仁恕在《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一书中，就聚焦于寺院、戏馆、游船、青楼、酒肆、茶店、蟋蟀局、鹌鹑局等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休闲娱乐场所。

在城市的一些公共空间中，经常会有一些杂技表演，尤其是节假日，此类表演更是种类繁多，令人应接不暇。

如杭州西湖的苏堤，一直是江湖艺人表演的绝佳舞台：“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钹、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筋斗、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

古代城市中有很多商业店铺，能满足人们的生活和娱乐需要。

《梦粱录》说南宋杭州城“户口浩繁，州府广阔，遇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有铺席买卖。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或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

这些铺席，虽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为基本功能，但也能提供高级的奢侈性需求，以满足人们多层次的需要。

清代画家徐扬的《盛世滋生图》（俗称《姑苏繁华图》）展现了苏州商街的繁荣景象，其中有人物1.2万多人，船舶400余条，桥梁50余座，可辨认招牌的店铺近260家，戏曲场景10余处。

在近260家店铺中，包括以下这些类型：酒店饭店小吃饮食店铺31处，棉花棉布业23家，油盐糖杂货业17家，粮食业16家，丝绸店铺14家，衣服鞋帽手巾14家，钱庄典当业14家，医药业13家，图书字画文化用品10家，金银首饰珠宝玉器8家，瓷器7家，烟草7家，命相测字7家，凉席业6家，茶室6家，漆器业5家，铜锡铁业5家，灯笼业5家，蜡烛业5家，南货业5家，酱菜业5家，酒业4家，竹器业4家，染料业4家，柴炭业3家，船行3家，客栈3家，果品业2家，花木业2家，扇子铺2家，洋货2家，皮货业1家，麻行1家，猪行1家，乐器店1家，澡堂1家。（范金民《清代苏州城市工商繁荣的写照——〈姑苏繁华图〉》）

商业店铺很多，店铺多以招幌来引起顾客注意。

招徕生意，广为现代人所熟知的就是酒旗，其实其他店铺亦是如此。

用招幌或用实物、图像和符号、文字等作为招牌，“善贾者招之以实货，招之以虚名，招之以坐落、门面、字号，而总不若招牌之豁目也”（清李光庭《乡言解颐》卷四）。

招牌作为古代的一种视觉广告，具有无法取代的作用。同时，这些精心制作的招幌，也起到了美化城市环境的作用。诸多有关都市繁华的体验和描写，都依托在这些色彩斑斓的招牌上。

宋代城市中有瓦肆勾栏，是专门用以娱乐的空间，其中有杂剧表演、讲史、傀儡戏、影戏、杂技等，也有一些店铺售卖东西。

城市中瓦舍数量很多，《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有50余座勾栏，名为象棚的勾栏是规模最大的，可容纳数千人，实属壮观。

瓦舍之中热闹非凡，“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如此消遣娱乐的所在，让人沉迷其中，“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城市之中有专门的商业演出群体，为大众提供丰富的娱乐节目：“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撮弄、胜花、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鞠、分茶、弄水、踏混木、拨盆、杂艺、散耍、讴唱、息器、教水族飞禽、水傀儡、鬻水道术、烟火、起轮、走线、流星、水爆、风筝，不可指数，总谓之‘赶趁人’，盖耳目不暇给焉。”（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