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下午，由全国新书首发中心联合深圳出版社举办的《产业政策变革：中国与世界》全国新书首发暨读者分享会在深圳书城中心城举办。该书主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亮相活动现场，与到场观众分享书中观点。面对热情的读者，郑永年在发表主旨演讲时，用平实而幽默的演讲，表达了对深圳发展的热切关注和满腔热情。郑永年透露，与深圳出版社合作的初心，是因为身在深圳，“来了就是深圳人”。他指出，深圳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在文化上也确实需要很多的载体，打造这样一套前沿研究的丛书，是“希望能为深圳文化事业添一块砖，加一片瓦”。

产业政策变革之动力：期待看到更多“0-1”的突破

据介绍，《产业政策变革：中国与世界》是由郑永年领衔的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打造的“IIA前沿研究丛书”系列首册，凝聚产业政策领域前沿学者的深度思考，通过研究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实践和经验，以及对于中国实践的研究，从政治、经济、科技、能源、国际关系等不同视角阐释全球产业政策变化对中国与世界及其发展进程的影响。

在新书发布会上郑永年谈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一个文明永不衰落，有它背后的逻辑，其中一个要素就是国家必须强大。1981年我还在北大读书时，大家都说‘落后就要挨打’，如何避免挨打，这就与产业政策挂钩了。”

尽管产业政策在学术界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郑永年表示，产业政策在当今中国还在发展。“在工业化之后出现的产业政策，从其诞生之初就是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有效武器，但也需要强调，它也是发达国家维持霸权的有效武器。”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经济体不会得到发展。”郑永年表示，“要不要有产业政策”不是问题所在，我们需要拷问的是：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更有效？中国的改革开放以4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150年，甚至更长的路线，这足以说明我们的产业政策是非常成功的。”

在《产业政策变革：中国与世界》中，探索回答了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的产业政策转型的方向在哪里？如何才能跟上新形势，使中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型的可持续包容性的高质量发展等问题。“深圳是中国最成功的改革开放样板，过去40多年，深圳作为制造业中心、科创中心取得了长足发展，下一步要怎么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这是我们做学问的动机。”

郑永年表示，当前，我国在制造业的应用型技术转化上已取得了大幅进步，但最重要的是更多“0到1”的创新突破，这也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关键。“而何为‘0到1’，我认为就是大国重器。”郑永年表示，这决定了“前沿经济”和“赶超经济”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制定也好，营商环境的打造也好，在接下来的5-10年中，郑永年期待看到更多‘0-1’的突破，“原创性突破的诞生，还得有一个‘营智环境’——打造一个良好的知识创造环境。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而是‘自由密集型’的。要为基础科研提供较好的知识创造环境，这个很重要。”郑永年说。

发展文化产业首先应强调文化的生产

近期，深圳文化领域大事要事不断，文化产业备受瞩目。对此，郑永年表示，他更乐意从“文化”与“产业”两个方面看待这个议题。郑永年认为，发展文化产业首先应强调文化的生产者，也即是人才、平台。“深圳首先要成为文化生产者的聚集地，成为中国文化人才、国际化人才的聚集地。文化创造是第一位的，然后再才是产业化。”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深圳是一个移民社会，全国各地的文化都聚集在这里，没有‘历史包袱’，这一点有点像纽约、新加坡。但同时还应大力创造，挖掘更多文化资源。表现的方式是次要的，真正的源头，是梳理好对深圳的文化定义。”郑永年谈到，在岭南文化等传统定位之外，科创文化、科教文化、移民文化等都是值得关注探讨的文化元素。

采访中，郑永年表示乐见于全国新书首发中心的建设，他也希望深圳能够在此基础上，以更大的思想包容性，吸引更多新思想在深圳碰撞，为城市注入生生不息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深圳报业集团记者 张锐 谢晨星/文 耿超逸/图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