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弗里茨鼓励大家种土豆！

一个地主老爷，他督促农民种地，逼迫农民在最忙碌的季节里来给自己干活，用尽所有办法来增加自己仓库里的粮食。这些粮食能干什么？他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理解。

所以普鲁士的容克贵族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他们在十九世纪利用银行的贷款、德意志关税同盟成功地改造了自己的庄园，把他们的农产品从过去“生产出来我也不知道能干什么用”“对了土豆可以酿酒！”变成了面向市场的农业生产。他们种麦子是为了卖面粉、进口饲料是为了养牛养羊，然后卖肉。他们成了所谓的“农业资本家”。但这种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连玩《牧场物语》都能明白的销售主导的生产方式，却是十九世纪的新鲜事物。

●

在土地的利润如此微薄、利润本身又几乎没有再投资的渠道的时代，地主老爷拿着它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这就决定了农业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首要敌人是应付随时可能打上门来的邻居。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争夺珍贵的水源、牧场、森林，人们随时可能需要跟邻居战斗。而在没有快速射击武器的时代，战斗的最大资源就是人。

保证足够的人、而且这些人都跟自己关系紧密就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笔投资。股神曾经说如果伊莎贝拉女王不把自己的珠宝给哥伦布而是用来买IBM股票，她的收益率从1453年到今天将是一笔天文数字。但问题就在于古代没有IBM也没有股市。所以人们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宗族、附庸的维护上。

天使投资人与招摇撞骗者

宗族附庸换个更有战斗色彩的叫法就是一族郎党，一族就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郎党就是家臣，你种我的地、水源没了你怎么活？所以如果他们来抢，咱们凑在一起就是主从十余骑，就是很威风的一支队伍，可以拉出去跟他们拼命。

那怎么向周围的邻居炫耀武力呢？就靠逢年过节。

平时大家都忙着干活，到了冬天闲着也是闲着，亲戚来给我拜年，这就是一族。农民来给我拜年，我看里边有没有壮小伙子，能骑马能放箭的我拍拍肩膀“跟着我干吧！”这就是郎党。

这是拜年么？这是炫耀武力、检阅队伍。为什么人越多越开心？为什么别人都不能空着手来？这都是封建秩序的一部分。大到诸大名登城贺年、小到串亲戚，虽然规模不同、仪式繁简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

东京建都三十年，大名参勤交待的表演

至于为什么这么重视仪式？因为在古代人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对手，那就是天气。自然灾害虽然不像邻居那样天天盯着你，但一旦降临你就血本无归，甚至可能大家一起玩完。可古代又没有气象知识，没有天气预报，搞不清地震、洪水、干旱的原因，怎么办？

那就自己脑补。今年很好，但去年更好，我爷爷那一代简直不要太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一代人本分、肯干、与人为善。我爷爷抓住邻居没有砍了他的头，反而把他放了，邻居都对他感恩戴德。所以才会风调雨顺！

那咱们都照着他老人家那样生活不就行了么？老王你能不能也来我这踅摸点什么，让我逮住，然后我把你放了以德报怨呢？

最好把最理想的一年不断重演。天人感应，我们都像圣人那样生活，那自然也就会跟黄金时代一样对我们好。

洋人笔下的康熙帝春耕仪式

所以很多人觉得朝廷是因为失去了实际的权力才会让政治变得仪式化、甚至表演化，认为政治可以表现的像舞蹈一样。但事实上农业社会里的政治本来追求的就是不断重演最好的，那重演这事就不能事无巨细，就必然要仪式化，甚至舞蹈化。

去年不错，去年有的今年就一定要有，去年不错，去年没有的今年最好也不要干。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废背后的逻辑在这里。

所以过年串亲戚这件事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有作为重复美好的一年的仪式性意义、宗教性意义，又有检阅人马、展示队伍、炫耀武力，告诉邻居“别打算欺负我，我有人！”的实用性功能。它在农业社会当然非常重要，甚至是一年中的头等大事。

但是随着现代生活的兴起，随着投资渠道的扩大和科学的发展，这两个功能的价值都在下降。

社会保障越发达，人就越原子化，原子化的人连家庭都不再需要了，就更不需要什么宗族、郎党。一个陌生人来我家白吃白住白拿，然后他说是我“七叔”，“你从哪论的七叔？”不过更可恨的是吃完了之后嘴一抹说“我是源氏谱代家臣？”“你tm谁啊！”

同样的，今年发大水？那是气压问题、台风问题，跟我唱卡拉ok有什么关系？跟我过年不招待亲戚朋友有什么关系？地被水淹了？大不了我去打工咯。这些才是从根本上决定“走亲戚文化”的命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