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央行披露的银行存款激增的数据受到广泛关注和解读。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2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比2021年住户存款增加额9.9万亿元多出了8万亿。而且，仅11月和12月，居民存款就分别增加了2.95万亿和2.19万亿。

在很多外部观察家看来，这一被抑制的购买力数据如能在2023年释放，似乎对全球经济的复苏是个利好。但实际上，尽管中国在2023年有望看到消费的报复性恢复，但这并不改变中国家庭将长期维持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的事实。

2022年中国家庭过多的存款仅仅意味着家庭支出在当年确实大幅度下降了。但这些减少的支出不只是在消费方面。是的，针对新冠毒株的严格防疫政策和在部分主要城市采取的静默管理措施确实导致家庭的正常消费支出被抑制，成为一种“强制储蓄”。随着中国严格的封控政策被放弃，正如刚刚过去的农历春节所显示的那样，消费增长的恢复势头已经显现。但认为去年过多的家庭存款会在今年全部用于消费支出，那就过于天真了。

事实上，这些过多的存款并非都是被抑制的消费支出。对于中国的家庭，作为预防性储蓄的主要部分，购房支出和投资理财支出一直居高不下。只不过，2022年这些原本用于购房或投资金融产品的支出更多转化为了银行存款。根据现有多个市场研究机构的估计，居民在2022年可能大幅度减少了约3-4万亿人民币的购房支出，而且由于股市和理财产品（WMPs）表现不佳，居民投向各类金融资产的数万亿的资金也有相当部分回流到银行成为了存款。这种现象多半是由经济不景气、不确定性加大和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恶化导致。

所以，即便2023年中国家庭的消费支出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在有限的未来，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并不容易得到实质性改变。

中国央行《2022年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家庭的储蓄意愿持续较强，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仅占22.8%，比上季减少1.0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1%，比上季减少0.3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19.1%，比上季增加1.2个百分点。

中国的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居民对住房、育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预期支出负担有较为充分的预估。尽管过去20年中国家庭的收入增长强劲，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覆盖面不断扩大，但由于保障水平低下，加之居民家庭可享受的公共福利项目过少，对家庭的储蓄率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储蓄率依然较为稳定。

不过，为了将来，中国确实需要认识到家庭的过高储蓄倾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挑战并要努力改变它。过去30年，中国在重新构建社会保障体制方面虽然取得很大成就，但至今还没有在社会保障体系和家庭福利项目方面达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对称的应有水平。一方面，居民家庭可以获得的福利项目和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的保护水平低下，另一方面，即便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家庭收入相对高的大城市，昂贵的住房、生育、教育、医疗和养老负担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维持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原因。

为此，中国需要切实在目前的单一住房制度上面做出系统性改变，在城市地区加快构建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和长租房屋的供给体系并做出严格规划，国家应该为这些房屋的品质和社区配套设施制定统一的国家标准并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这对于减轻年轻一代的支出负担并降低他们的储蓄动机至关重要。

为显著减轻中国家庭在育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压力，中国应该考虑大幅度提高国家负担的比重，并尽快设计和推出更多以家庭为目标的福利项目。事实上，给定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府年度投资支出规模，将部分投资项目的预算转化为针对目标家庭的公共福利项目开支，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中国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要加快研究和操作如何有效充实国家的社会保障基金，在此前提下，应该设定一个目标，比如在不迟于2030年能够为中国的家庭在医疗、失业、退休养老等方面提供一个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

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对其现有的财政支出模式和税收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的时候了。不然的话，家庭过多的储蓄将会成为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像过去这些年表明的那样，由于消费不振，中国政府不得不继续依赖更多的投资支出以阻止总需求恶化，但这么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持续的放缓。

着眼于未来，中国确实也需要着手建立起一个与健康的经济发展和应对快速老龄化相适应的国家财税体制，而且已刻不容缓。中国经济的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国家要考虑如何为家庭花费更多，以便家庭未来有更多的花费。

来源 | 网易财经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