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学有悠久的传统。萨伊说，有人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科学”，因为道德与政治科学存在争议，并不包含不可争议的事实与真理，所以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萨伊所指的，正是当今的实证主义者，他们的方法使他们无法意识到，社会科学也可以达致绝对的真理，如它们像行动学一样，建立在普遍的、明显的公理（axioms）之上。
萨伊认为，构成我们所说的“道德科学”的“一般事实”是无可争议的，并且也是建立在普遍的观察基础上的。他说：
“因此，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优势，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独特的和精确的观察，确定这些一般事实的存在，说明它们的连接，并得出结论。”获得这些一般事实，当然是从事物的性质出发的，这就像物质世界的法则一样。我们不是想象它们，而是通过明智的观察与分析，使它们显露在我们面前。
按照萨伊的观点，这一般性的事实是“原理”（principles），是政治经济的科学，它们由一些根本性的原理，以及大量从这些原理得出的必然结论构成的。因此，对这一科学的进展来说，这些原理应该严格地从观察中演绎出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些原则中得出的结论，可多可少，取决于观察者的目的。
这里萨伊得出了行动学的另外一个要点，即经济学家从这些公理中获知含义的路径，及其详细的体系，都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兴趣与他正在考察的历史事实展开的。因此，即便是在原始的易货经济中，在理论上演绎出货币理论也是可能的；但是一个原始的行动学家是否会费心这么去做，是可疑的。
有意思的是，萨伊在那个经济学的早期阶段就看到了统计与数学方法的兴起，并进行了批驳，其角度可以被视为“行动学”的。政治经济学与统计学之间的不同，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理论）与历史的不同。前者确切地基于普遍观察到的、并被普遍承认的一般原理之上，因此，“有关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完美知识是可以获得的，因为构成这一科学的所有一般事实都可以被发现。”根据这些“无法被否认的一般事实”，可以建立“精确的演绎”，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但是，统计只是记录不断变化的特定事实的形态，统计，“就像历史，是事实的陈述，多少是不确定的，也必然是不完整的”。
另外，萨伊预见到，从行动学的角度看，历史与统计数据本身是复杂的事实，需要被解释。“统计研究可以满足好奇心，但它不能产生这样一种优势，即它不能说明它所收集的事实的起源与结果，说明这些事实的起源与结果，它就会立刻成为政治经济的科学”。在文章的其他地方，萨伊还嘲笑了公众对统计数字的轻信。“不仅如此，有时数字与计算的信息会强制性地展现在大众面前，好像仅仅凭借数字计算就能证明任何事情，因此就可以制定任何的规则，好像可以从统计数字中能够得出任何的推论，而不需要借助于健全推理的帮助。”
萨伊继续质疑数学在构建经济理论中的价值，他再一次回到了基本公理或一般性原理的结构。因为政治经济学关心的是人的价值（values），这些价值“受人的能力、需求与欲望等的影响所支配，它们无法被严格地评价，因此也不能赋予数值来进行绝对的计算。在政治科学中，所有这些本质上都是有关原因及其结果之间的连接的知识。”虽然当时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使用还处在萌芽状态，但是萨伊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指出经济学的法则是完全定性的。
萨伊说道，“比如，我们可以知道，在任何给定的一年，葡萄酒的价格将取决于相对于需求的程度而言，售出去的数量。”但是，“如果我们想提交这两种数据，来进行数学计算，那么，我们得出的预测数值，绝不可能与那不可数量化、不断变化且一直在起作用的力量的作用所得出的数值一样。这些力量有“气候，收获的数量，产品质量，之前酿造的库存，资本的数量，出口的可能性，替代饮料的供应，可改变的口味与消费者的评价等等。”
对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的性质与可能的结果，他有着深入的洞察。他说“数学方法，看上去精确，但是会严重扭曲人类行为的定性分析，因为它歪曲与简化了经济学原理的合法洞见。”
萨伊继续说道：
“这些人（使用数学方法者）假装在做研究，他们不能用分析性语言来阐述这些问题，不能用简化的方法把自然的复杂性剥离，而是人为地挤压了事实，这样就根本上改变了问题的条件，败坏了它所有的结果。从这种计算中得到的只是那个任意假定的公式所给出的结果，而不能有其他的推断。”
在自然科学中，解释性的规律或一般性原理总是通过假设实现，但在行动学中，把过度的简化和谬误引入到前提假设中是致命性的，因为这会导致从中演绎出的结论必然也是错误的。
如数学与统计学不能为政治经济学家提供合适的方法，那么什么方法是合适的？答案是与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萨伊说“他会考察所提出的问题的直接因素，在确切地查明这些因素之后，用明了的（enlightened）理解，快速直觉地大致评价其相互影响…”简而言之，政治经济学家的法则是确定的，但是它们对给定的历史事件的综合性应用，不是通过假冒的数量或数学方法实现的，而是唯一地通过运用“理解”（verstehen）的方法来实现的，是“明了理解的快速直觉”。（选自M.Rothbard,Praxeology as the Method of Economics，由朱海就翻译，标题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