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全球价值链正加速调整，呈现新的趋势与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应如何应对，以期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8月16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第三届“智荟中欧·北京论坛”在京举行，18位政、商、学界嘉宾就“全球价值链调整：新挑战与新机遇”展开探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致开幕辞；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特聘教授、WTO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先后发表主旨演讲。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管理学教授汪泓致辞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管理学教授汪泓在致辞中表示，中国部分行业已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中先行一步，但仍有较多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如何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她认为，首先要聚焦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当前，新技术革命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关键。要在前沿技术领域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的问题，构建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体系。同时，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需要一大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起到引领作用，位于生产、制造和装配等价值链从属环节的企业，也要积极谋求转型升级。她还强调，要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借助共建“一带一路”、落实RCEP等，加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发展，通过打造优势互补的价值链体系，延伸和提升我国的价值链韧性。
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发表主旨演讲
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在题为《全球经贸治理和全球价值链演化》的主旨演讲中强调，经济全球化不会终止，但具体内容与链接将会变化，更多趋向于短链化和多链化。无论从科学技术行将攻关克难的指向来看，还是从人类面对气候变暖、环境破坏的挑战来分析，都预示着各经济体的开放势在必行，闭关自守必将落后。但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矛盾的转化，经济全球化下的供应链、价值链正在发生动态调整。生产要素的成本增长、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经贸规则的调整与变化，以及地缘政治斗争等几种力量，将显著影响着最终的变化趋势。陈德铭表示，全球经贸治理和全球价值链演化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互为影响，值得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
陈德铭特别提到，今年7月由中国牵头并推动的《投资便利化协定》文本谈判成功结束，作为全球首个多边投资协定，参加方涵盖欧盟、日本、韩国等110多个成员。陈德铭表示，这将有助于提升全球投资监管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提振全球投资者心，也将对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产生影响。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特聘教授、WTO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通过视频发表演讲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特聘教授、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Lamy Pascal）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两个重大转变，即气候变化和数字化——与气候相关的贸易措施越来越多，数字贸易体制比以前的体系更加碎片化。总体上呈现的情况是效率和安全之间的再平衡。一方面，受市场驱动的去风险影响，供应链重组转化为多元化发展，以减少对单个或若干上游供应商的依赖，也让供应链的区域化趋势更加明显；另一方受到政府推动的“去风险”影响，一系列贸易限制等措施也改变了外国生产商和国内生产之间的竞争平衡。因此，应该共同努力了解当下的情况，着力解决那些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累及弱势地区的根源问题。
圆桌论坛1：全球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国际金融
首场圆桌论坛以“全球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国际金融”为主题，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黄生主持，他围绕全球产业转移的本质及其对国际金融的影响，以及企业走出去中的金融诉求，与四位嘉宾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奇渊提到，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冲击之下，东盟作为中间缓冲地带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东盟十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几乎全是中国，虽然存在出口竞争压力和中国的产业迁出，但他观察到，中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体现出国内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良好势头，以及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错位竞争、良性竞争的发展势头。随着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融合，双边贸易以人民币计价有利于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但他提示，不仅要强调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还要在亚洲区域形成一个相对闭环的需求网络，减少依赖美国的最终需求和“三角贸易”的比例。
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指出，研究产业链、供应链变迁背景下中国地位的变化，数据应用口径很关键。国家外汇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负债增幅降至49亿美元，同比去年缩小了87%；而商务部数据显示，二季度实际利用外资还有627亿美元的规模，同比上升58%。管涛认为，应以商务部口径作为主要参考，以国际收支口径作为辅助。如按商务部口径，直到2022年，中国不论是FDI（外商直接投资）还是ODI（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流量占比，都和疫情前五年均值相比有所上升，这说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对中国的初期影响不太大，是否会随时间推移逐步显现，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法国兴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何昕表示，全球供应链重组是一个现实的趋势，碳关税等贸易规则势必会增加企业“走出去”的成本。而对跨国企业来说，如果最终产品是面向海外市场，就不能把供应链前端放到中国，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在当前环境下，不少企业采取合资方式“走出去”。何昕建议，在供应链“引进来、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要选择优秀的、具备全球化运营能力的金融服务机构合作，这其中包括金融方案服务，也涉及当地法律法规和税务等服务，还包括利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当地网络提供支持，这对供应链的转移落地也具有重要作用。
易宝支付副总裁、中欧校友宁福生观察到产业转移的两个趋势。从微观的企业支付数据层面来看，生产制造的转移更多是华人企业到东南亚、南美和中东去建厂，需要的是供应链金融服务。更重要的是宏观层面基于交易的转移——从今年对北美、欧洲等国家的跨境交易数据来看，整体同比去年下降20%左右，而RCEP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却明显活跃起来。但这些国家多为小币种，支付结算手段相对比较传统，需要便利化服务助力贸易畅通。因此，产业转移中既有市场此消彼涨中的产业链转移，也有一些未被满足的新需求的增长，需要企业快速响应和积极创新。疫情三年间，易宝支付通过数字化转型、产品创新，在贸易新业态领域先行先试，跨境交易额从2020年的400亿发展到去年的2000亿。
黄生教授总结指出，全球的产业转移可能造成了短链化、多链化，但其中也存在产业结构升级、区域价值链互补大于竞争、人民币国际化等新的机遇。当前国家从政策层面支持跨国贸易新业态，监管部门也在和金融机构及企业一同探讨新的平衡。因此短期内我们可能面临一些困难，但是中长期还是机遇大于困难。企业在决策时，要观察不同口径数据，全面理解“危与机”，发挥企业家创新开拓的精神，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圆桌论坛2：不确定性环境中的全球供应链布局
第二场圆桌论坛以“不确定性环境中的全球供应链布局”为主题，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供应链管理学教授、副教务长赵先德主持，对企业全球供应链布局，以及绿色化发展、供应链安全等开展讨论。
作为中国车企“出海”的典型代表，来自奇瑞汽车的中欧校友蔡长锋观察到，中国汽车行业呈现新能源化、汽车出海、自动驾驶及智能互联发展等新特点，同时大量跨行业“新玩家”涌入，使中国汽车供应链从打法到品类都高度复杂。而国际形势也使供应链安全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奇瑞对所有上下游生态内的供应链企业进行协同整合，联合开发、信息共享、战略互信、风险共担，对关键零部件则“亲自下场”，更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供应链网络的新型互动。他提到，奇瑞将在全球布局八个供应链基地，其考量标准已从成本、效率、物流，转向国际竞争、产业格局、区域发展、产品生态等。他还表示，当前国内汽车厂家出现“抱团出海”的趋势，相信共同求变求新的中国车企能够在全球价值链重塑中交出优秀的答卷。
金风科技是中国最早生产风机制造的企业之一，累计出口海外的风电机组占我国风电机组出口总量的近50%。金风科技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中欧校友马金儒在论坛上表示，要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抓住机遇，本质就是不断打造自身融入全球供应链的竞争能力。金风科技从2016年开始建立自己的碳核算管理的体系，运用数字化技术建立清晰可视的碳账户管理系统。在此基础上，建立产品碳足迹模型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不断优化设计和使用新材料，促进其风电碳排放降低到6克左右，为风电平均值排放一半左右。此外，他们打造的绿色园区成为中国首个经第三方认证的“碳中和”示范园区。
壳牌全球润滑油和脱碳业务部采购总经理、中欧校友羡晓楣表示，在动荡局面下，如何保障供应链安全、保持利润是最大的挑战。羡晓楣提到，十年前壳牌就成立了中国战略采购部，积极吸纳中国供应商加入全球供应链，与宝钢、中国外运等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国际化的供应链布局需要长期和持续的策略，正是长期的扎实耕耘，使他们去年遭遇涉及整个行业的严重原料供应短缺时，依靠中国本地供应商解决了供应缺口。在她看来，效率、成本和研发能力，是中国供应链的独特优势。因此，她也鼓励更多的中国供应商积极加入到跨国企业的国际供应链的布局中。
联想集团全球供应链首席转型官、联晟智达总经理、中欧校友徐赫表示，国际供应链的建设往往需要提前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需要前瞻性战略思维。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应该发挥核心作用。因为提到供应链中断，除了物理意义上的中断，企业更担心的其实是对于数字化网络的中断：运作没有可视性、可控性，缺少决策判断的量化基础。同时，企业ESG是一个全球性趋势，应对绿色发展的挑战以及个人信息安全和企业数据安全等问题，也需要投入更多时间来学习。联想及联晟智达都愿意帮助更多企业通过产业布局、技术合作、资本运作等进入更多国际化产业链当中。
赵先德教授在最后总结时强调，未来供应链的两个制高点是快速响应，以及低碳和可持续。要做好这两点，必须要有数字化技术和大数据的支持。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实现跨越组织与区位的、供应链不同环节的流程连通、资源整合和决策优化，一方面更快、更准确地洞察和响应消费者需求，另一方面也能把碳排放算得更清楚，通过上下游协同创新把碳排放降下来。这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向更高端跃升。
圆桌论坛3：数智经济时代的国际技术合作
一方面是迅猛发展的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另一方面是对外技术合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壁垒，中国企业应如何适应形势，开展国际技术合作？第三场圆桌论坛以“数智经济时代的国际技术合作”为主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中国WTO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主持讨论。
AI芯片科技公司Graphcore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卢涛提到，中国AI市场不仅规模巨大，集中度和开放程度高，拥抱新技术的速度极快，而且中国已经与美国并肩占据各三分之一的市场格局，国内企业将有巨大的突破空间。另一方面，整个产业高度依赖英伟达软硬件作为基础设施，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目前国内产业链会对本土供应商的容忍度更高，其中会有额外的机会。在他看来，谋求AI技术的国际合作，首先要考虑“下限”，即合规问题和充分理解国际游戏规则；而“上限”则是开放的程度，例如技术企业尽量拥抱和回馈开源，这是技术创新演进和产业生态繁荣的有效路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务长、会计学教授许定波表示，从短期来看，地缘政治摩擦使企业运营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企业需要高度关注现金流和风险管理；但另一方面，外部技术封锁恰恰刺激一些国内企业极大提高了研发投入——这一观察基于他近期对中欧校友企业的调研。这样的投资着眼于未来，回报可期。同时，他还强调顶端研发人才的战略重要性，并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如何营造一个吸引创造性人才的环境？他说：“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更强调效率和控制，但创新型技术人才更需要的是宽松的创新环境和制度便利。激发社会创新和解决技术瓶颈也特别需要鼓励企业家的冒险和创新精神，在政策层面要提升可预见性，鼓励长期投资。”
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暨南大学教授、海国图智研究院创始人兼院长陈定定近年来关注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更深度参与和观察人工智能产业。他发现，从政府的优惠政策、产业基金和各类补贴，到民间资本的热情、国内科技企业的人才素质，可以看出我们发展AI“不缺钱，也不缺人”。因此对于当下企业的信心问题，他认为要全面看待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当部分行业遇冷，也有新兴行业火热，需要企业家及时调整预期。此外，他也建议企业要考虑中美欧等地缘关系的影响，针对性调整市场方向。如今，东盟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十周年来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这一区域价值链上，国内企业大有作为的空间。
柯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中欧校友何杰长期参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近年来，面对来自西方的限制和制裁，从法律层面应如何突破？他基于观察和经验分享了三个模式。一是在技术引进上，由投资并购改为技术许可，即通过支付技术许可使用费获取技术使用权，以应对越来越严格的投资并购审查。这在中德企业间已有大量案例。二是在投资主体上，投资公司根据投资区域进行法律主体拆分，以应对美国对投资中国企业和敏感行业的限制。三是在进口上的定制化替代，比如一些美国厂商按其出口管制的要求为中国市场定制产品。
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崔凡认为：“突破困境的关键还是要靠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他回顾了1932-1934年之间国际形势的变化：为应对英国当时提高进口关税、建立英镑集团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美国发布对等贸易条约法，从原来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转而开始提倡自由贸易。由此可见，推行贸易自由化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最佳方案。唯有开放才有发展和未来。他说：“我们还是要多开放、多交朋友、多交流，通过对等开放，包括签订或加入自由贸易协定如RCEP、CPTPP等，我开放我庞大的市场，请你也开放你的市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取国际经济合作的空间。”
据悉，这是中国国际工商学院连续第三年举办“智荟中欧·北京论坛”，旨在聚焦重点、热点的宏观议题，搭建政商学界共商共议的对话交流平台，迄今已有近50位政要、专家和企业家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