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林子尧

“严肃的虾米”视频截图。

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到1158万。

“严肃的虾米”就是其中一员。2023年2月底，他因为吐槽“文科硕士月薪5000”上了热搜。那时，他找工作已将近半年，始终没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尽管开始做短视频后，各大公司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这半年他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面试和实习上，却还是一无所获。

走红后，求职综艺也找过他，他因为“去天津旅游，还包盒饭”的广告动心前往，没想到那里盒饭只管一顿。他自费去路边的小菜馆吃了两天的盒饭，看了看天津这座城。

“严肃的虾米”视频截图。

“严肃的虾米”本人姓付，如今更习惯被叫作“虾米”，其本人和在视频里的形象差不多，戴着细边眼镜，身着白色短袖配一件黑外套，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他说，大学时刻意打辩论赛，让自己变成了“社牛”。这件黑色外套两百多块钱，直到今年他才舍得买两百块钱一件的衣服，从前都是几十块钱的。2020年，来到上海后，他吃了第一顿肯德基，因为从前觉得“几十块钱一顿饭不值得”。

“上海在我眼中，意味着一种多样的可能性。”“虾米”觉得，上海代表着很多，第一顿肯德基，第一次深度接触文坛，第一次行走在外滩，第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

也是在这座国际大都市，他更加坚定了对底层的共情，去看见“普通的人，普通的生活”，从中感受到生而为人的尊严，一种属于生命真正强健的力量。如今，他不定期更新的“虾扯谈”栏目，就是在寻找和他一样在大城市打拼的普通人，倾听他们的心声。

“虾米”打算把视频账号一直做下去，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写作，“当不了作家，我就当个视频家吧。”

采访前，他的工作终于暂时有了着落——服务业管培生，继续留在上海，从基层干起，向上培养。

他不怕吃苦，对未来充满信心，却依旧迷茫着。一面准备工作，一面想等收入稳定，阅历丰富后，自己还是会写作的。说不定能写出“留下来”的东西，说不定呢。

山东人讲，“不孝有三，不考公为大”，我爸为了让我考公找了风水大师，最后还是劝不动我，尊重了我的选择。我不喜欢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想尝试多种可能。对我来说，上海这座城市就意味着这种多样的可能性。

“严肃的虾米”单人照  受访者供图

去年九月开始，我四处投递简历，也顺道在b站上吐槽秋招的艰难。第一条视频是“我，上海，211研究生，毕业后想干个销售都不行”。我记得那一场群面里，有藤校毕业生、世界500强实习生，他们云淡风轻地讲述着光鲜履历，那种自信从容让我大为震撼。我只是一个211大学的文科硕士，本科在山东的一个二本大学，本以为能从那里考来上海已经很好了，但我在上海学历鄙视链的底端。

开始做视频后，断断续续有公司向我抛出橄榄枝，甚至有那些秋招上我不敢想的职位。快手、雀巢、武田制药、国企......我都去了，但最终都是乘兴而来，失望而归，空欢喜一场。我一个学文学的，还去面试过有嘻哈导演车澈的团队，还有一个位于陆家嘴的私募基金，他们的部门leader邀请我去办公室聊了一下午家常。之后也杳无音讯了。

我遇到过待遇最好的公司是一家位于珠海的制造型企业——包食宿，一个月工资一万二，过点有加班费，工作内容是行政助理，给领导打打下手。这家企业也是部门leader从网上挖掘了我，然后一步步帮我内推，最后卡在了人事总监那里，他的理由是：我留不下来。我很后悔，要是那时候表现得再坚决一点就好了，但我还是很感谢那位leader好大哥。

“严肃的虾米”去天津参加综艺时的自拍。受访者供图

2023年2月25号，我吐槽文科硕士月薪5000的视频上热搜了。也因为这次热搜，我应邀参加了一场老牌求职栏目。去之前他们告诉我，包往返机票和宿舍，还有盒饭。那时我想，就当免费去天津旅游了，还有人管饭，多好。可惜到了才知道，他们只包录制当天的盒饭，只有一顿，还很难吃。那场节目我表现挺好的，最终有“七盏灯”为我点亮，但节目过后，我也没有去。因为招聘企业都在北京。

最初，茫然的我对工作的要求有两点——一是坚决不考编制，二是不能太穷。其实我心里最想进一线大厂，但学历和资历卡在这里，试了不知多少次了，都是石沉大海。

有时我都觉得奇怪，一个正经的211大学全日制硕士毕业生，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很多朋友以为我是在整活儿，我也希望是，可惜不是。

对“底层”的共鸣

“严肃的虾米”拍摄的外滩捡垃圾的老奶奶  受访者供图

来上海第一次去外滩的时候，我觉得和平饭店好漂亮，但过了也就过了。路过一个捡垃圾的老奶奶身旁时，我停了下来，对面的清洁工伫立着看她。那一幕我一直记得。

“严肃的虾米”拍摄的祖孙三人尽力推三轮车  受访者供图

本科时，我也拍过一张类似的——祖孙三人尽力往前推三轮车。

我对繁华、精致的东西没有感觉，反而对底层特别有共鸣，这可能和我的出身有关吧。

我是在山东农村长大的，16岁以前，我都是在村子里生活的，几乎没出过县城。那个时候，每次上县城都要乘30多分钟的公交，我觉得好漫长。那是我16年走过最远的路。上高中后，第一次我们同学去KTV。当时我靠着电梯口很近，他们让我按电梯，“1、2、3、4”很简单，但我不敢按，因为怕按错。

高中的时候我开始读网络小说，和所有的“中二少年”一样，我觉得自己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这种“不一样”的感觉一直伴随到我考研，从秘书学跨考中文，我考了三年。

读大学与高中没有本质不同，于我而言，就像从一个县城换到了另一个县城，周围的朋友也都是相似面孔的人。唯一的不同是，上大学后我加入了辩论队。在那之前，我一到公共场合就紧张，因为见得太少了。我想通过辩论弥补自己的一些缺陷，迫不及待地打开外面的世界。

加入辩论队后，我慢慢变成了“社牛”。“严肃的虾米”只是我自己的吐槽账号，之前还有一个故事类的视频账号“安娜的平凡日记”，那是我和朋友合作的关于农村生活的账号，如同我们的初衷一样——关注和我们一样的底层。播放量最高的那期，是关于我们村“老八”的故事——老八给黑心老板打了十七年工，我们帮他申请下来了低保，摆脱黑心老板。短短半年，他像换了个人一样，从头到脚还是一身黑，但是干净体面了很多。他现在在帮烟花店铺看门，买了新的智能手机，闲暇时可以刷刷短视频。

“严肃的虾米”摄影作品  受访者供图

从他的故事中，我们感觉到一种由内而外的力量，就是身而为人的尊严，我产生了记录的冲动。这期视频收到了很多公益人士的打赏，也有人联系我们想要做爱心捐赠。

底层人民的故事不好拍。为了做好这个账号，我动用了16年在农村生活的关系网，甚至是我大姑大姨的关系网，把他们的故事都拍了个遍。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拍的不只是在我们村，我们周围，而是更多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

考研结束后，去上学的前一个暑假，我在我们大学门口做销售。最底层的那种，什么课都卖——减肥、钢琴、游泳，拉人来听体验课，听课前要交十块钱报名费。第一次卖课的时候，没有人理会我。每次群里排出当天的业绩排名，我都是垫底。没办法，那时候我找了两个朋友，扫描二维码注册了账号，自己贴了二十块钱报名，比我一天赚得还要多。

后来接这种活，我就干得特别卖力。我朋友说，因为我笑起来有法令纹，看起来有亲和力，是个“好人模样”。第二次，我成了当时销售的主力军。有朋友出来创业，还拉我一起干。一个暑假过后，我攒了两万块钱，交了学费，买了个新电脑。

普通青年，普通文学

文学的书我读得很多，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鲁迅，进而我也通读了钱理群，我觉得他是鲁迅真正的传承人，还喜欢余华和莫言。

我始终记得鲁迅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句话影响我很深，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是“不过时”的，他的东西到现在仍然有振聋发聩的意义。我仅有的文学创作都在学生时代，也是在针砭时弊，关心“远方”。现在回过头看看，很幼稚，但也很真挚。我之所以喜欢钱理群，就是因为他没有把鲁迅精神抽象化，变成学术界的高谈阔论，他是有过到贵州下乡的经验的，真正在关心“人”。

考研的日子并不顺利。我英语不好，第一年全身心投入在英语上，没想到最后没顾及专业课；第二年我写作的那门专业课考了141分，但没顾及英语，结果单科不过线，直到第三年才考上。

我记得第三年考研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天生斜眼的学弟，跟我说：“我大一的时候你在考研，大二的时候你还在考，我都大三了，你还没考上？”那一下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有种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感觉，我印象深刻。

其实回头看，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也没有什么“为理想献身的悲壮”，我只是想“再试试吧，真的，这是最后一次了”。回头看，我的人生就是由许多个这样普通的选择组成的。

考研成功后，我成立了一个文学社，美其名曰“皮匠文学公会”，其实就是个草台班子，下面有一行字“普通青年，普通文学”。我终于读到了我想读的文学专业。但我不喜欢现在学术界许多人的大词“人民、左翼、社会”，但当你真正问他们底层人民的生活时，他们可能连猪肉多少钱一斤都不知道。后来我想了想，可能我真正排斥的不是他们，而是高谈阔论、自以为是的我自己。

来上海以前，我没去过肯德基。不是吃不起，只是拿着一个月一千块钱的生活费，面对着十九块钱一个的汉堡，觉得没有必要。我今年才开始买两百块钱一件的衣服，对很多同学来说，两百块钱是下限，对我来说就是上限了。在这之前，我的衣服都是几十块钱一件的，也不讲搭配，能穿就行。

“严肃的虾米”与程序员对话  网站截图

研三大家开始找工作时，我意识到理想主义不能当饭吃。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还太稚嫩，也不可能靠写作养活自己，就开始四处找工作。我最迷茫的时候是珠海那家企业把我拒了，我去找一个程序员聊天。他和我一样出身贫寒，赚的钱还要养活原生家庭。他拿着高薪，住在六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没有女朋友、不乱花钱，唯一的爱好是摄影，有着一台两万元的相机。

他说，其实他是喜欢植物的，大学填志愿以前，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园丁。又说，自己是一个“暂时赌赢了”的赌徒，因为上学、考研、工作，每一个选择都是一场赌博，一旦做错了，就丧失一个挽救原生家庭的机会。所以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理性层面的最优解，因而要丧失掉许多感性层面的可能，失去了真正体验的快乐。

我深有同感。因为出身的原因，我们不敢去冒险。对我们来说，试错成本太高，所以走起路来小心翼翼。

3月底，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上海，是一个服务业的管培生，据说要先被“发配”去基层，向上培养。年薪可能有15万元。这份工作不是我最满意的，但总算是有了着落，真的累了。

现在，我还是会不定期去找那些漂泊在上海的青年聊天——从小被寄养的沪漂女孩、教中专的泛性恋女硕士、破产的富二代高考状元.....践行着文学社的口号——普通青年，普通文学。

我还是有个作家梦的。只是我的阅历还太浅，写出来的东西也没人看。我始终记得莫言说：“自己不是为老百姓而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而写作。”这句话也一直提醒着我。当不了“作家”，我就当个“视频家”吧，这也是在写作。

等到我三四十岁，经济稍微宽裕一点，还是会继续拿起笔杆子的。说不定我能写出可以“留下来”的、“不过时”的东西，说不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