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多家村镇银行储户被强行赋红码，河南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目前，部分储户健康码已相继“复绿”，但对于到底“谁在赋码”的关键问题，各方说法莫衷一是：

6月15日，网上还有消息称，“河南储户被赋红码”事件是由技术人员违规操作导致，不过所涉发布平台很快公开辟谣，“系人为伪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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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被抛来抛去背后，令外界最为关注的是：谁来为健康码负责？如何划定数据授权边界？

两年多前，带着精准防疫的使命，健康码“横空出世”。

不可否认，借助海量数据整合和技术创新应用，健康码大大提高了疫情防控效率，也减轻了基层治理成本。这个“抗疫神器”，如今已成为我们日常出行的必备“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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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健康码诞生之初，就有专家对数据安全问题表示担忧。早在2020年3月，民政部官网曾刊发一篇文章指出，“健康码”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违背健康码设立初衷和个人权力被侵犯的问题。文章提到信息安全中的基本原则之一——“最小够用原则”，即信息适用范围需要被明确，同时建立健全健康码信息退出制度，满足公民的“被遗忘权”。

但随着不断进化，附着在健康码上的功能与日俱增。

一方面，健康码朝着“全能码”的方向迭代。当年5月，杭州卫健委曾介绍最新设计的杭州健康码，即渐变色健康码，将通过不同颜色展示持有者的健康状况，结果招致激烈反对，新设计也没能问世。但在更多城市，健康码早已成为另一种“身份证明”：比如广州，“穗康码”可作为实名电子身份证明，一次生成长期有效。

此时，健康码的另一面被更多人看到：这一汇集了卫健、工信、海关、交通运输等各类信息的二维码，正在高效率、高精度地收集、掌握每个人的信息画像。

另一方面，在管理人员流动上颇有成效的健康码，开始出现“越线”迹象。

比如，在一些城市，因种种原因尚未完成疫苗接种的市民，收到“不打疫苗，将可能赋予黄码管理”的短信。对此，有城市政府部门表示否认，没有这一规定，但也并未完全撇清关系，“这种短信内容应该是鼓励大家尽快接种疫苗的一种方式”。

这至少还是以疫情的名义，河南此次“红码疑云”，则更令人大跌眼镜。

前几天，河南部分村镇银行的储户发现，即便可能与疫情完全无关，仍然有可能面对健康码突变红码、出行受阻等困扰。他们有的到郑州后发现健康码变红，但同行人员并未受影响；有的甚至身在数百公里之外的浙江、广东，“人在家中坐，红码天上来”。不止如此，一些郑州楼盘维权业主也被曝出有类似遭遇。

不断“膨胀”的健康码，终于在河南“引爆”。

是谁让健康码失了“分寸”？

事实上，此前多地出台的健康码管理政策，都明确了若干责任方。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是，由省级或市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分工、统筹管理，而健康码的操作，具体则由当地大数据中心和疾控中心等机构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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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次话题中心河南为例，其出台的健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

类似的基本框架下，各地实际操作往往是通过多部门联动实现。

城叔从南方某地级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当地赋码操作通常包含两类情形：一类针对外地输入散发病例，由社区登记报告，卫健部门或疾控中心负责审批，最终实现赋码；另一类则针对某区域被管控而需要集体赋码时，则由公安机关统一操作，此时为尽快完成赋码，卫健部门通常无需再进行审批，直接批量实现。

对于公安机关的参与，该工作人员解释，由于行程大数据等由其掌握，因此通过合作能更快实现健康码管理。

多部门共治，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但反过来，每个环节也都有出现问题的可能。

此前上海疫情期间，就曾出现有无症状感染者隐瞒行程前往杭州而未被立刻赋码的情况。上述工作人员指出，即便到现在，健康码在技术层面仍然会出现问题，且由于参与环节众多、管理人员数量较大，加上社区工作人员责任心等问题，均会影响到赋码的可靠性和效果。

管理机制已然足够复杂，若再缺乏基本的制度设计和规范，如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方兴东所说，难免会出现管理的“失控状态”。

那么，各地是否存在足够的制度设计？

仅从有效问责机制上看，还存在亟须补足的明显短板。此前，针对“对健康码生成的颜色状态不认可”的疑问，有地方政府在网络留言板上的回复十分简单粗暴：“人工无法干预或修改结果，这也是为了您的健康安全着想，请您理解。”

而对于此次河南“红码疑云”，直到现在，当地仍未有相关部门作出解释和回应。

此前，健康码被视为数字化治理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在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看来，健康码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从“肉身人”到“数字人”的转变。他认为，健康码代表了一种数字时代下的治理创新。

但眼下，对于一些地方政府而言，创新有余，治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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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理问题，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有过经典论述：个体通过社会契约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整体，并形成政府的权力。其权力的行使必须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内，它的运用是为了保护而不是有损于社会个体的合法权益。

从“数字人”的角度来说，健康码的背后也存在一种数据权力。个人将数据权力让渡给政府，源自一种对政府给予保护的信任感。因此，面对健康码被赋码，特别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时，被赋码者均基于现有社会契约在充分履约。

但前提是，对数据权力的执行有充分限度。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许可认为，疫情面前，个体权利可能受到一定限制，但若要设定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就必须同时设定对这些限制的限制。如若不然，可能会造成如方兴东所说的后果，即非常态下应运而生的健康码，非但没能让人们树立对于数字时代下治理的信心，反而埋下巨大隐患。

而边界应如何设定？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在2021年1月印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与服务暂行办法》中要求，“各地要严格健康码功能定位，不得扩大应用范围，切实防止‘码上加码’。”

设计健康码的初衷，是降低疫情中的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精细化的治理能力，最终目的则是更好地为人服务。

管理从来都不是目的。在眼下这个重要节点，关于健康码如何守住“边界”的难题，已经到了寻求解决的时刻。

文字 | 杨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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