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纳雍县陶营村党总支书记肖军说道。在陶营村工作了10年的他，深切感受到抓好党建工作，对于激发农民致富、农村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次我带来的建议就是，强化党建引领，推进乡村振兴。”

　　如何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陶营村的做法是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一手抓党建、一手抓产业。“我们从樱桃鲜果销售、樱桃酒研发，到农旅融合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跟进到哪里，充分盘活优势资源，加速促进产业发展，走好乡村振兴之路。”

　　如今，陶营村年人均收入超2万元，村集体收入达668万元，昔日的“空壳村”蜕变为远近闻名的经济强村。村民的收入高了、日子过得好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也越来越强。

　　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传统村落数量快速下降，一些老地名、老物件、老习俗、老建筑正在渐渐消失。为此，台盟中央在提案中建议，要重视对乡村古镇的保护与发展，引导村民树立自主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意识。

　　台盟中央建议，将传统村落保护事项纳入村规民约，通过村规民约规范村民保护古村落文化的行为，增加村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要让文化“留下来”，就应为“乡村文化人”提供组织和施展才华的机会和空间，比如在乡村中培养“文化辅导员”，带动乡村文化艺术生活的活跃与发展，使乡村文化在促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要实现乡村振兴，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乡村人才队伍是关键，人才得到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才会更有底气。如何让人才留下来、走进来、育出来，正是当前人才振兴亟待破解的难题。

　　“针对乡村人才紧缺的实际，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将自己培养和广纳贤才相结合。”全国政协委员西西玛建议，政府可协调组织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数字经济领域平台企业的人才与乡村挂钩，多途径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乡村振兴事业中来。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认为：“乡村振兴，要发挥好政府作用，同时注重发挥企业和市场的力量，还要特别重视社会的力量，比如阿里巴巴的‘乡村振兴特派员’制度就值得推广。”

　　据介绍，自2019年起，阿里巴巴先后派出27位“乡村振兴特派员”和220位“乡村振兴技术官”扎根农村，探索实践“互联网+乡村振兴”新模式。青龙板栗、青海刺绣、张北假发……困在田间地头的优质产品，通过电商平台推送到消费者面前，带动村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同时，依托电商平台带动农村妇女在家门口就业，让更多留守妇女实现自我价值、增收致富。

　　“乡村振兴要从政府投入向政府、社会共同投入转变，还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全国政协委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石文先建议，建立“荣誉村民”等制度，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吸引大量有文化、有资源、有资金、有情怀的“新农人”回归，繁荣乡村文化、夯实振兴根基。

　　聚焦乡村振兴问题，台盟中央今年带来的多项提案建议，建设协同育人平台，聚集农业科研单位、职业院校、龙头企业、培训机构优势资源，以各类农业园区、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为实训教学基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跟踪服务管理机制；强化引进培育，补齐人才缺口，实施农业职业经理人“头雁”计划。

　　2022年9月，有关部门介绍，根据测算，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养老是个大问题。”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南安市省新镇省身村党委书记吴金笔告诉记者。

　　据吴金笔介绍，早在2019年，省身村就开始探索医养结合农村养老新模式，利用村里闲置的小学校舍建成了养老院，打造长者食堂、文化娱乐大舞台等，提供助餐配餐、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基本养老服务，定期组织开展广场舞等特色课程，在老有所养方面先行先试。

　　吴金笔建议，养老往纵深发展要因地制宜，可推广“一村一养老院”的模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村里的公共用地和闲置用房等进行改造提升，建成农村养老院。

　　“农村养老产业机构少、门槛高、功能弱，基层医疗机构力不从心，无法保障服务需求。”今年全国两会上，民建中央带来了《关于推进乡村养老保障服务体系建设的提案》，建议构建保障服务大格局，把乡村老年人养老保障服务体系建设与乡村振兴同规划、同推进、同实施，探索集中养老、互助养老、居家养老、医养结合等新型乡村养老模式，提升乡村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来源：《中国社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