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丨钟源

▲王建伟教授

澎湃新闻：您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是什么？是从何时起开始专注于北京史研究的？

王建伟：我可能和北京这座城市有些缘分。我出生在内蒙古东北的一个“旗”，就是一般概念中的“县”。内蒙在很多人的眼中很偏远，其实它距离北京并不远。不过，很小的时候，北京对于我来说有点遥不可及。进入1990年代之后，我开始上初中，当时的娱乐方式不多，很喜欢看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的各种电视剧以及一些赵宝刚、冯小刚、葛优拍摄北京元素特别突出的电影，比如《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一地鸡毛》《北京深秋的故事》《顽主》《大撒把》《阳光灿烂的日子》等等，至今我还经常会看看《我爱我家》，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红楼梦》。这些电影电视剧以及王朔的小说塑造了我对北京的最初认知。

1998年的夏天，四叔带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出西直门火车站后坐三轮车来到前门。当时西直门周边有点乱，似乎与首都的形象地位并不对应。但到了前门，抬头最先看到的是被绿树掩映的箭楼顶端那凸出的一角，这个画面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中，因为在那一刻，我才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巍峨。后来我也曾在几位民国人物的北京游记中读到类似的记述与心情，印证了我的这种观感并非特例。

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之后才开始长期生活在这座城市的，2008年毕业之后走出校门，各种因缘巧合，进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在这里研究北京史，是不用太费思量的问题，这是它的先天职能，各个地方社科院的历史所都是如此。因为原本就对北京史感兴趣，于是很自然地确定了这个方向。可以说，这种调整并非被动，更是一种主动选择。我一直认为，自己比较幸运，可以把自身的兴趣与从事工作的具体要求结合，因此，投入起来也比较自觉。

进入历史所的最初几年，我一边将博士期间的研究进行了收尾，另一边也为北京史研究做一些基本准备。不过，这种转向也并非十分顺畅，期间经历了不断试错与摸索。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关于1920年代的政治口号史研究，开始时曾试图寻找这个选题与北京史之间的联系，也一度以为已经找到了联结点，后来才慢慢体会到不太对。城市史或者说北京史，与我们先前在学校接触到的那一套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体系，区别还是挺明显的。尤其是能系统开设城市史课程的高校并不多，造成我们对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比较陌生。坦率说，我现在还在一直补充这方面的知识。

进入近代北京史领域，最初引导我阅读的主要是历史地理以及文学学科的一些重要成果，比如侯仁之、唐晓峰、陈平原等，他们的研究对我启发最大。此外，我一直对那些近代以来描述北京的文字感兴趣，如老舍、瞿宣颖、林语堂、张恨水、周作人、林海音、沈从文、张次溪等，可以说，书写北京的文本的丰富程度，应该没有其他城市可以与之相比。尤其是非常熟悉北京的瞿宣颖、张次溪等，他们留下的关于北京的文字是沁入骨髓的。1930年代陶亢德曾编有《北平一顾》，1990年代之后这类的书籍有很多，如姜德明的《北京乎》等等。这些材料营造了很强的氛围感，他们对北京的书写，感性与理性并重，很有趣味，又带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历史痕迹，同时也可以与我们今天对北京的感受与体验进行对照，引导对北京史的兴趣。

▲《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澎湃新闻：能否描绘一下近代北京的整体图景？您如何看待这种“新旧交争”的历史张力？

王建伟：如果我们把近代北京的时段限定在20世纪上半期（当然，近代北京的时段范围完全可以更长），它从一座延续数百年的国都演变成一座近代意义的城市，从服务于皇权的封闭领地变成一个一百多万人生活的场所，期间经历的管理体制、空间格局、市政建设、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政治生态、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其中可以归结为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城市角色与城市功能的转化，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

近代北京的上层统治变动十分频繁，在短短50年的时间里就经历了三次改朝换代，它受到的冲击非常直接。仅从外敌入侵的角度就有两次，一次是庚子年的八国联军，一次是日本侵华，前后沦陷过两次。进入民国之后，不管是前期的北洋政权，还是后期的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更迭更令人眼花缭乱，往往是各领风骚三五年，很少有某一派系能够长久盘踞在此。北洋时期，先有袁世凯，后来有皖系、直系、奉系势力等先后进驻，真的是一幅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模样。国民党政权接管之后，阎锡山、张学良、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先后都成为北平的主人，他们与南京方面貌合神离，真正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嫡系势力在北京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1937年之后，北京经历了八年的沦陷。1945年光复，又过了三年多就被解放了。

1931年11月，当时一份名为《民力》的杂志刊发了一篇《从“北京”说到“北平”（北游琐记之二）》，列举了北平前门外廊房头条几家照相馆橱窗摆放过的人物照片的变化，从最初的曹锟与吴佩孚，到随后的冯玉祥、张作霖、白崇禧和阎锡山，以及当时正在摆放的一张九十六寸放大的张学良的相片，勾画的正是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初期这六七年间北京经历的风云变迁，“表示这刹那间这华北局部之地位是谁的天下而已”。作者还将其比喻为戏园里边听戏，每敲过一番锣鼓，就有一个新角色登场。但是，“一出一处的演过去，而与台下观众毕竟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关系。登场者不管他红脸黑脸，剧情不管他喜剧悲剧，麻木的观众，同样的无精打采底叫几声好——捧捧场就完事”。对于北平百姓来说，真的是见惯了潮起潮落。

其实，任何时代永远都处在新旧变动与交争的历史进程中，只不过在民国北京，“新”与“旧”的关系更加复杂与暧昧，彼此缠结的程度也更深。没有绝对的“新”，更没有绝对的“旧”。我曾关注过服装问题，穿西装不代表“新”，马褂也不意味着“旧”，这里面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很多清代遗老，政治上与前朝割舍不断，但生活方式却很新潮，中式庭院内部，诸多西洋玩意。再举一个著名的例子——朱启钤，作为清朝遗老、北洋高官，得到袁世凯器重，民国后先后担任交通总长与内务部总长，兼任京都市政公所督办，大刀阔斧，改造传统北京城，如果说对近代北京城市建设的贡献，还找不到第二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但在生活方式方面，他一直保持着从前的做派，即使新中国建立之后仍是如此。1954年，北京人艺排演话剧《雷雨》，饰演周朴园的是郑榕（前段时间刚刚过世），导演夏淳要求他要了解封建遗老的生活方式。在别人的介绍下，郑榕来到东四八条朱启钤家中体验生活，看到的是朱氏家中的生活依旧是前呼后拥，花团锦簇，吃饭时儿媳等侍立一旁不得入座，室内帘幕重重。

我经常习惯引用瞿宣颖对于近代北京的观察与叙述。瞿氏为晚清重臣瞿鸿机之幼子，13岁起进入京师译学馆，学习英文、德文、法文。后来去上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读书。毕业后回到北京，进入北洋政府任职。抗战结束后又回到上海，1973年在提篮桥监狱过世。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与上海，对北京的历史风土非常了解，留下大量文字。以新、旧关系为例，瞿宣颖特别赞赏他的姨夫朱启钤主持改造的中央公园，因为这种设计可以新旧调和，不属于“洋式门面”那一套（我想，这里的新旧区别基本等同于中西之差异）。他在1940年代末期曾写过一篇《四十年来之北京》，对这个问题谈的比较多：“守旧、保守，就是守旧保守，千万莫在西服的头上戴红缨帽，这是殖民地文化的表现，是半瓶醋先生的拿手作风”，这些现象在北京都不太明显，“大栅栏内联升不卖皮鞋，等于琉璃厂邃雅斋不卖《唯物论》”。“北京至今没有‘殓仪馆’，也没有那么些‘大酒家’‘大饭店’，可是他自始至终有‘杠房’，有‘饭庄子’”。“北京保留了旧的，可有时候正从这旧的上面长了新芽。程大老板传到谭鑫培是一变，谭叫天到马连良又是一变；陈德霖到梅兰芳一变，梅兰芳到程砚秋又一变，可是大家全说京剧是牢守家法的。”抛开瞿宣颖对北京的偏爱不说，他列举的这些现象很值得我们思考，北京始终有自己的坚守。

▲1924年的北京

澎湃新闻：相比于上海，您觉得近代北京有哪些独特的精神内核？是否传承至今？

王建伟：上海和北京的双城记，是永远的话题。我们也曾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组织过近代京沪历史比较的研讨会。两座城市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而它们在政治与文化上的联系与互动，又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近年来有更多的人关注。比如说五四运动，就被认为是京沪共谋的结果。我在书中也探讨过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知识群体的集体南迁，其中大多数人去了上海。本书中还有一章，是讨论1930年代的北平书写，我也是以上海作为参照。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当时很多人在谈论北平时总会捎上上海，在那些对北平的观察与书写中，上海总是作为一个“他者”而起到对比或衬托作用。现在研究城市书写的成果有很多，我以前对此很感兴趣，后来发现，对于城市写了什么，固然很吸引人；但弄清书写者的身份立场以及他们为什么这么写，更加重要，因为文字总是特定环境与心境下的产物。在1930年代中期，日军环伺，北平四面楚歌，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危城”，它的命运很不乐观，这个事实在当时是很清楚的。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下，文化人维护北平为中华民族文化中心地位的自觉愈加强烈，因此，通过与上海所代表的声光化电的对比，北平很少因其现代性发展程度不足而引发的“衰老”“缓慢”被批评，反而因其“古朴”“厚重”的城市底色被赋予了承载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进而迸发出很积极、很正面的力量。

北京与上海相比，缺少现代工业文明的驱动，没有与大机器工业配套的产业工人群体，由此影响到两座城市的文化与气质。以革命为例，从五四时期开始，北京的革命主体是知识群体与青年学生，一直到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19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包括后来的一二九运动，学生都担当了革命的主力。不过，由于主体来源单一，客观上也对革命的覆盖面与深度造成影响。

再说其他方面，由于近代北京没有像上海那样大面积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它的伦理意识，还是非常传统。以商业为例，近代北京可能一直都没有建立起与现代商业文明相匹配的规则意识、契约意识等。原本商业有点反伦理色彩，但在近代北京却不是如此。北京的商家更类似于“儒商”，很多老字号一方面东西确实好，另一方面则更强调“人情”，《清稗类钞》中描述北京商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此外，体现在城市文化上，不管是衣着、饮食，还是在文学、艺术上，以及由此影响到人的行为方式、日常交往等等，与上海对比，北京要粗犷很多，上海就比北京精致很多。这一方面与长久的传统相关，包括北方与南方的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物质条件差异，另一方面可能也与近代北京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较弱有关。

近代北京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包容性、广阔性、接纳性，五方杂处，应该说超过国内任何地方，这主要是因为做过七百多年大一统王朝国都的缘故。在北京，很少听到“外地人”这个说法，因为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在这里，没有一个绝对的主体。虽然也有“土著”一说，但实际上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我记忆中没有在北京的工作场合听到两个人单独用方言交谈，但有时到其它城市开会，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

瞿宣颖曾有一个观察：“你若拿上海来比较，上海街市上只看得见两种装束。一是西服，一是尖顶瓜皮小帽与硬领长衫。如果穿第三种，必为市人所目笑。而北平则不然，从紫袍黄褂的蒙古、西藏僧徒，蓝袍青褂的垂辫老者，光头大肚的商人，蓝布罩袍的名士，中山服的政军服务人员，加上上海的种种，无不兼容并蓄。他们的思想，从忠君爱国一直到共产；他们的生活，从游牧民族一直到工厂的工人；他们的来历，从冰天雪地一直到炎天热海；他们的信仰，从拜一直到无神；他们的时代，从乾隆一直到一九三六。形形色色，比肩并存于一城之内，这是何等奇观！”他后来还在《四十年来之北京》中说到：“北京是阔大的，一切全是阔大的，他从来不排挤任何人，也从来不特别欢迎任何人。”不久前我看到作家余华的一个短视频，他谈到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的一个深刻感受就是，没有谁会把你当回事（大意如此），这也是他喜欢北京的一个理由。我想，瞿宣颖和余华表达的应该是同一个意思。

近代北京有一个明显标签是“古城”，因此带有一股衰落的气息，它常常被比喻为一个老人。我注意到，近代北京还有两个很典型的城市符号。一个是骆驼，应该说，北京城一直很依赖骆驼，尤其在物资运输方面。在大量记述近代北京的照片中，骆驼无处不在。骆驼祥子，则更令人熟知。我记得1980年代根据林海音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城南旧事》中，就经常出现骆驼的形象。前几年有一部描写北平和平解放的七十多集的长篇电视剧《新世界》（孙红雷、万茜主演），骆驼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不时出现在北京的胡同当中。郑振铎就在《北平》中就说过，北京像骆驼，“安稳、和平、一步步地随着一声声叮叮当当的大劲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而那些大动物的眼里，表现得是那么和平而宽容，负重而忍辱的情绪，这便是北平生活的象征。”骆驼很适合做北京的城市象征，它高大、缓慢、平静，但蕴含着一种绵延长久的力量。

另外一个重要的符号是风沙，记得在21世纪初期，沙尘暴是北京当时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就像前几年的雾霾。当然，这种情况到现在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我们返回到民国北京，有大量关于风沙的文字描写。鲁迅曾在一篇《有趣的消息》中说：“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里，枯燥当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态，除了百物昂贵之外，究竟还是五花八门，创造艺术的也有，制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缘故，也就是人们总还要奔凑聚集的缘故。”这种描写，既是一种写实，同时也是一种隐喻，或者说象征。风沙对应着边远，也对应着萧索，既呼应了北方地区的自然条件，也很符合1930年代之后北平作为“边城”甚至是“危城”的城市定位。骆驼与风沙，可以比较贴切地反映出近代北京的城市境遇。

总体看来，近代北京的历史负担比较沉重，所以步伐节奏有点缓慢，但很平稳，它有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它对旧习惯、旧秩序，不会轻易去打破，变化幅度不会特别剧烈。北京对很多外来事物，始终保持“冷眼旁观”，那些东西似乎在它的眼中都不陌生，外来的力量很难从根本上挑战它，改变它。近代北京还有一种巨大的“同化”力量。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北伐告成，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实现统一（东三省暂时除外），要用革命精神洗涤旧都的污垢，普及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与制度。但周作人却声称，即将到来的不是北京的“革命化”，而是革命的“北京化”。历史实际的发展进程也印证了周作人的判断，国民党政权在北京的存在感一直不强。即使抗战时期北京沦陷八年之久，但时过境迁之后，日本殖民势力在北京留下的痕迹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如果与同一时期邻近的东北地区对比，则更能说明问题。

澎湃新闻：有关北京的历史资料浩瀚如海，您如何选择、甄别研究资料？

王建伟：从我个人来讲，因为主要关注的时段是20世纪之后，重点是民国北京，在日常的研究中对于报刊材料的使用是最多的。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时我的稿件在面对一些刊物的外审时也遇到过报刊材料使用过多的疑问。对于近代北京城市史的材料，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档案。北京市档案馆就专门收藏这类档案，很丰富，有些专题也很成系统。听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有相关收藏。我的一些朋友就经常泡档案馆，也很擅长使用档案，对此我是非常钦佩。我因主要出身于思想文化史领域，读书时候就缺乏档案查询与使用方面的训练，因此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也有很大惯性，对档案的使用不多，这是很遗憾的地方。

但是，档案不是万能的，不是也有“档案中的虚构”这一说法嘛！很多事件、问题，缺乏档案的记载。当无档案可以使用的时候，报刊是比较有效的补充。以我最近关注较多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京统治初期的北京市党部为例，很多原始档案都已散佚，但当时很多报刊留下了较多的相关报道与原始记录，部分党部文件、宣言等也在报刊中原样刊发。以此为基础，结合部分档案，再比照当事人留下的回忆性质的文字，基本能够勾画出市党部的基本面貌与主要活动。不过，在使用报刊材料的过程中，确实应始终保持对报刊资料呈现历史事实限度的自觉意识。

有关近代北京，《大公报》《申报》《晨报》《益世报》《世界日报》《顺天时报》等都有很丰富的记载。刊物如《国闻周报》《社会科学杂志》《社会学界》等，也有很多素材。此外，官方的一些统计数据、档案，个人记录、回忆等，都是很重要的史料来源。1930年代上半期，北平市政府运行相对比较平稳，当时的各种统计资料、调查资料，也比较齐全，包括《北平市政府统计月报》《北平市社会调查丛刊》。此外，前面已经谈到，老舍、沈从文、张恨水、林语堂、林海音等人的文学创作，也可以作为史料来源。但对这些文字的使用，需要特定的方式。

因为我本人用报纸的材料比较多，所以对于报刊这类作为史料的优点与缺点，体会也会更深一些。现在因为数据库的普及，尤其是大量的报刊数据库的建成，获取这类材料越来越容易，由此导致的一个现象就是文章越写越长，大量冗余，我们可能引用了很多雷同的材料来论证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其实大可不必。报刊史料的很多弊端，我自己也都存在。如果一篇文章，完全由报刊材料构成，它的价值肯定是值得怀疑的。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材料，都能够应用，互相印证、对照。

谈到报刊，现在检索是普遍的方式，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那时数据库还很不发达，大量材料都是在图书馆旧期刊库现场翻检，虽然效率不如检索方便，但能够对一个事件有大致宏观的认识，现场的翻检还是有检索不能替代的价值。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写作一篇文章，如果不使用检索，这是不现实的，也必然会影响史料的覆盖程度。但全靠检索，肯定也是不行的。

▲北京紫禁城老照片

澎湃新闻：近年来北京史的研究有哪些重要成果？未来有哪些新方法、新方向？

王建伟：仅仅围绕我比较熟悉的近代北京史来说，重要的成果还是很多，涵盖文学、地理学、建筑学、经济史、社会学等很多学科，我在书中的附录部分已经做了一些说明。这也正体现了城市史的特点，因为城市本身是多元的，构成的要素非常丰富，城市史绝对不是历史学能够独享的领域，它可以借助的学科方法有很多。

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关注历史进程之中的人，包括人的行为、情感、心理状态。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历史学中“人”的消失。我想，这可能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学术论文的材料、规范、标准有关。像胡适这类非常重视保存个人资料的历史人物其实是极少的，大部分人留下的材料都是非常有限、非常残缺的，因此限制了我们对人物的研究。但是，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人是构成城市的最基本要素，如果研究城市，而人的面目是模糊的，这可能不是好的研究。

谈到近代北京，我们对于很多新崛起的群体，如新文化人，普遍更熟悉。实际上，当时还有一个非常广泛的群体，就是前朝的达官显贵、皇室宗亲。这些人的面目，相对是模糊的，他们与北京城的关系，我们还不是特别了解。举个例子，数量众多的王府，在民国之后都有一个易手的过程，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这个事件的象征意义非常重大，可以说是真正敲响了皇权的丧钟，打碎了前清那些皇亲国戚最后的念想，觉得复辟无望，于是纷纷变卖家产。很多王府变成大学，或被新贵们占据，如豫王府变成协和医院，顺承王府变成张学良的邸宅，醇王府之变成民国大学,郑王府变成中国大学，涛贝勒府变成辅仁大学,端王府变成北大工学院。对于前朝这些人物或是家族的命运沉浮，就很值得研究。这些家族虽然没落，贵族遗留的势力瓦解了，可是那些礼数，那些生活方式与趣味，对于近代北京城市文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们是沟通皇家与基层社会的重要纽带，赵园老师在《北京：城与人》中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清王朝戏剧性的覆灭，使宫廷艺术、贵族文化大量流入民间，对于造成清末民初北京的文化面貌为力甚巨。”

一些前清官僚、如朱启钤、王士珍、熊希龄等，都曾显赫一时，民国之后仍能发挥重要作用。比如王士珍等人，一旦北京发生变故，新旧政权转换之际，他就能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建立短暂的治安维持会，暂时充当过渡政府的角色，而且任务完成得相当不错。不过，北平沦陷之初出任伪职的也是这样一批旧京耆老，他们的这种选择与他们对民国的态度有关，但这种行为毕竟留下了难以洗刷的污点。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不太愿意轻易言说那段历史，由此导致我们的了解程度就很有限。此外像夏仁虎、瞿宣颖等北洋旧人，他们有固定的交际圈，与北平社会的联结更加紧密，应该是北京史关注的重点。反倒是新文化人，大多是漂泊不定，悬浮在北平这座城市之上，很多人只是暂时生活在这里，呈现出比较普遍的过客心态。

总体来讲，近代北京史研究这些年来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发展还是很迅速，成果总量比较可观，细密程度也很值得肯定。不过还是呈现不太平衡的状态。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研究很多。清代后期、北洋时期、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空间还很大。近代北京历史的丰富性决定了它的潜力，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也注意到以此为选题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越来越多，前景还是值得期待的。另外，关于近代北京，还缺乏一套带有宏观视角的、具有一定规模的通史著作。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来讲，通史著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澎湃新闻：对于青年学者，您有哪些建议？

王建伟：据我的认知，现在试图向青年学者灌输建议，很容易变成徒劳，我一般不太愿意给别人提建议，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也没有放之四海的准则。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做法是否对别人有用，很值得怀疑。很多建议，也是老生常谈，前人已经说了好多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已经很熟悉了，不需要我们再去重复了。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是刚刚从那个阶段走过来，距离青年人其实也不远，做的也不是特别好，现在接触到的很多年轻人比当时这个年纪的我，各方面的程度要好很多。我也没有很强的信心向他们建议什么。

不过，有一点是我想要说的，很多刚刚走出校门、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可能会对一些“避坑指南”感兴趣，就是尽量少陷入一些所谓的“坑”，少走一些“弯路”。这属于一种职业规划，心情可以理解，能对自己人生做出规划，我很佩服。但实事求是地说，很多事情是无法提前做出周密安排的，别怕走弯路，有些弯路是不可避免，必然要走的。有些路只是表面看起来有点“弯”，但仍有它存在的价值。当你踏上去可能会发现，并不一定“弯”。一些“笨”功夫，还是要练就的。（我自己就因以前逃避过一些“笨”功夫，现在还在努力补课。）弯路只是有一点慢，但同样可以到达终点。弯路走多了，就知道直路在哪里了。这些直路不是别人能告诉你的，是必须靠自己摸索出来的。我们从成功中可以得到鼓舞与激励，但从不断的试错与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可能更深刻，对自己的帮助也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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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若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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