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匈人的草原

2023-03-01

《地图里的全球通史》第25节

作者：温骏轩 / 编辑：尘埃

长城与匈奴帝国的崛起

对于中国人来说，公元前209年是一个应该铭记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与长城相关的大事件，首先是900名被征发前去戍守长城的农民，决定起义反抗这个暴虐的帝国，这一行为在整个中国地区引发了连锁反应。两年后立国仅14年的秦王朝被颠覆，又过了五年，延续时间超过400年的汉王朝建立。

另一件事则发生在北方蒙古草原上，一个叫冒顿的匈奴王子，在谋杀了他的父亲以后成为了匈奴人的新单于（单于是匈奴人对王的称呼）。感谢中国人记录历史的习惯，让两千年后的我们能够获知冒顿是如何做到这点的。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这位担心父亲将王位传给自己兄弟的王子，先是制造了一根射出去后会发出哨声的箭，然后命令自己的部下：这根响箭射向哪里，他们就必须全力射向同一目标，任何敢于违抗命令的人都会被斩首。

为了测试部下的忠诚度，冒顿先后用鸟兽、坐骑、妻子来验证自己的威信，所有心生犹豫者都被立即处死。当所有部下都不再怀疑这道命令的严格程度后，冒顿在一次打猎活动中，将响箭射向了自己的父亲头曼单于，顺利为自己的名字加上了单于头衔。

在讲究秩序的中原地区，令行禁止一直是统治者所追求的。一个半世纪前，商鞅用城门立木作出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示范，并让秦国成长为一个有力量统一中国的王朝。然而类似做法在草原上却很少见，基于生存环境的不同，草原游牧者们更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方式。

草原上的部落会通过部落联盟大会来谋求共识，这种联盟通常是以血缘为纽带凝结在一起。大会定期推选出盟主，但同盟关系之所以能够维系，并不是因为盟主本身对各部落享有管制权，而是基于盟约。各部落首领会共同投票决定草场的划分、开战与否等大事。从这个角度说，盟主最初的地位很大程度相当于会议主持。

定居者同样经历过这个阶段，只不过由于农耕经济需要对环境进行更多的改造，定居者会更先意识到必须通过更有效率的组织，才能合力推进那些能够影响整个族群命运的大工程，比如说为农田兴修灌溉系统。由此率先产生了国家这种更高层级的政治共同体。

在逐水草而居的草原上，游牧者几乎不需要为改变环境做任何努力，他们要做的只是不断去适应环境，确保牲畜在每个季节都能够找到生长有牧草的牧场。这种情况下，游牧部落之间对形成合力的要求其实是很低的。整个草原就像一片猎手云集的丛林，部落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草场资源而彼此争斗。

与草原相邻的农耕区则是游牧者的另一片猎场。与草原相比，农耕区要显得富庶得多。农田的生产效率要远高于草原，农民们可以将他们在秋季收获的谷物储存起来，以度过寒冷的冬季。相比之下游牧经济则十分脆弱，那些承载着生存希望的牲畜，很容易因为严寒、干旱等恶劣气候大面积死亡。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农民所储存的谷物就是游牧者活下去的希望。公元10世纪时崛起于蒙古草原的契丹人，会将这种劫掠行为称之为“打草谷”，其原始含义便是为人畜掠夺谷物和草料。事实上游牧者“打草谷”目标并不只是谷物和草料，也不只是灾年才会这样，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必须，毕竟这些定居者能够生产出许多他们缺少的物资，比如铁、布匹。

在长城修建以前，劫掠行为并不需要游牧者投入太多的人手。一个小型部落，甚至几名游牧骑兵都可以组织一次远袭。城墙和军队可以用来保护城墙内的统治阶层，但却无法保护那些居住在城墙之外的农民。这种情况一直到公元前300年前后，处在战国时代的北方诸侯国，开始沿农牧线修筑长城后才有所改观。

不过由于这一阶段的长城是由燕、赵、秦等北方诸侯各自修建的，并且各中原诸侯需要把更多兵力投入到内战中，长城防线的防御力还不算太强。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游牧者才感觉到他们的劫掠对象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次史无前例的统一，不仅让秦王朝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前往北方边境，秦始皇更下令依托山脉与河流，在农牧分割线修筑一条能将游牧者完全隔绝在外的长城。

这对于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者来说可不是好事，迫使他们内部必须结合得更加紧密、聚拢更多的战士，才能够突破重兵把守的长城。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冒顿单于的父亲头曼单于成为了匈奴第一代单于，开始以一个王国而不是部落联盟的模式来集合匈奴的力量。

中国的史书并没有记载头曼是怎么成为了匈奴王的过程，可以想见这必然是经历过血腥的内部搏杀。重点不在于为什么是头曼，而在于凝结为更强大、集权的政治共同体，已经成为各游牧部落联盟必须做的功课，否则各自为战的游牧者就只能在灾害之年，绝望的倒在冲击长城的路上。

如果说头曼单于是匈奴王国的缔造者，那么冒顿单于就是匈奴帝国的缔造者，甚至可以说是草原帝国的开启者。其之于亚洲游牧文化共同体的地位，大体与秦始皇在中原地区的历史地位相当。

必须指出的是，“匈奴”一名并非这支游牧者的自称，他们对自己的称呼音译为汉字的话，对应的是“匈”或者“胡”（这两个字在上古同音）。将之加注成“匈奴”或“胡虏”，单纯是为了表达中原文明对他们的蔑视。

从这个角度说，所谓匈奴帝国更应该被称之为“匈人帝国”。不过为了不造成认知上的混乱，本文依然会将在亚洲时期的匈人称之为匈奴。

在用严格的纪律重塑了匈奴军队，并让匈奴各部唯他马首是瞻后，冒顿单于不仅先后击败了东西两线的两大竞争者——东胡与月氏，兼并吸收了大量小型游牧部落，更在公元前201年的一次入侵长城的行动中，击败了刚刚建立汉朝的刘邦。

这场被称之为“白登之围”的战役，让刘邦本人都差一点成为了冒顿单于的俘虏，而匈奴方面所发动的兵力则达到惊人的30-40万之巨，与刘邦的兵力相当。在汉朝的记录中，冒顿单于甚至要求部下按照马匹的颜色编列阵形。骑乘白色马匹的匈奴骑兵被布置在包围圈的西方；黑色战马和它们的主人部署在北方。至于东部方向和南部方向的兵团，则分别骑乘青灰色及红黄色战马。

这种编阵方式并非单纯为了震慑对手。在军民合一的草原上，军队向来是以部落为单位编组。很显然，一个部落并不可能只拥有一种颜色的马匹。冒顿单于的做法旨在打破了传统的部落军制，向所有匈奴人显示自己对草原的绝对统治权（哪怕这种编阵方法并不科学）。

无论是军队的数量、编阵方式，还是白登之围的战役结果，都证明了此时的匈奴在结构上已经成为了一部高效的帝国机器。自此一个统治着南起长城、北抵贝加尔湖、西跨阿尔泰山、东至大兴安岭广阔草原地带的游牧帝国，终于在冒顿单于领导下建立了起来。

能够做到这一切，冒顿单于一定要感谢长城的存在。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有一句名言传世——“任何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变得更强大”。长城可以用来保护中国文明，却无法帮助这个只对农田感兴趣的文明征服草原。而蒙古草原的游牧者，却可以因为这个欧亚大陆最顽强、统一的对手存在，一次又一次的打造出帝国属性的游牧共同体。

蒙古草原游牧者的扩张方向

既然已经统一蒙古草原、能够聚集数以十万计的骑兵，那么新生的匈奴帝国无疑是要对外扩张的。要是那些聚拢在单于帐下的部落，不能通过对王的服从来获得更多的战利品，那他们很快就将重新陷入内卷状态。

以蒙古草原的位置而言，匈奴人除了向南跨越长城，掠夺甚至进占中原王朝所控制的东亚农耕区以外，还可以有三个大方向扩张：一是向北和向东扩张。这两个方位有当下在行政上归属俄罗斯远东地区及中国东北地区的森林地带；二是向西翻越阿尔泰山渗透至中亚草原；三是绕过长城，由西南方向登上海拔更高的青藏高原。

森林地带的生活方式对游牧者本身来说并没有吸引力，那些生活在寒冷森林地带的部落，生产方式主要为渔猎。就生产方式的层级来说，游牧比之渔猎要更高级、稳定，能够滋养更多的人口。不过虽然生产方式落后，但鉴于狩猎生活比游牧生活，更接近实战状态，通过狩猎生活所锻炼出来的战士，单兵战斗能力却是普遍强于游牧骑兵，也比那些从农耕区掠夺过来的人口，更容易适应恶劣的草原生活。

有鉴于此，那些成功在草原建立霸权的统治者，几乎都会对邻近的森林地带发动以扩张人口为目标的战争。比如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之后，就让其长子术赤去北方收服被称之为“林中百姓”的渔猎部落。

如果这些渔猎者是被零散劫掠至草原，那么他们的后代会很快被吸收融合，但如果是整个部落甚至部落联盟的归附，那情况可就会有点不同了。15世纪中，当蒙古黄金家族所统率的蒙古“鞑靼”部陷入衰弱后，由当年那批“林中百姓”所演化出的蒙古“瓦剌”部（卫拉特蒙古），逐渐成长为了草原的新霸主。

再加以溯源的话，你会发现几乎所有游牧民族最初都是从森林中走出来的，千百年来，草原就是遵循着这样的规律一代一代的更迭，作为第一代草原霸主的匈奴人同样也是如此，不确定的只是他们最初是从哪片森林中走出来的。

另一个规律是成长于蒙古高原的黄皮肤游牧者，会更有兴趣跨越阿尔泰山向中亚草原乃至东欧草原扩张，并最终进入东欧草原。具体原因在之前的内容已经说过，整个欧亚草原的降水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走势，更多的降水意味着能够生长更优势的牧草。蒙古草原相对恶劣的环境，决定了这里的游牧者会更有动机西迁。

反之起源于东欧平原的白种游牧者在扩张至中亚草原之后，则会倾向于经略沿天山山脉分布的山地草场，并南下征服那些分布在北纬42度线以南的农业绿洲。相比强大而统一的中原王朝，这些被沙漠分割的农业绿洲要容易征服得多。

对于已经适应恶劣环境的蒙古草原游牧者来说，向青藏高原迁徙也是一种选择。这片高原整体和东亚农耕区一样位于北纬42度温度线之南。然而海拔会影响温度，研究表明平均海拔每升高100米，温度下降大约下降0.5℃～1℃，而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了4000米。如此海拔意味着除少数深切入高原的河谷地区，有足够的积温能够开展种植业以外，大部分青藏高原只能开展畜牧业，甚至成为人类活动的禁区。

张骞与月氏人

无论有多少扩张方向，被长城隔断的富庶农耕区始终是游牧者最为向往的。

“任何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变得更强大”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原王朝。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文明之所以如此重视集体主义，包括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中以统一作为最高政治目标，与长城之北那挥之不去的压力有直接关联。面对越来越懂得抱团取暖的游牧者，中原王朝内部必须变得更加团结，才可以让长城体系真正发挥作用。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都是由长城所引发的，却并不意味着中原王朝只能依托长城防线被动防御。

公元前139年，一位名叫张骞的汉朝使者，从汉武帝手中接过证明其国使身份的节杖，率领一百余名随从去往干旱的中亚地区。这是中国的官方使者，第一次出现在中亚的土地上。

关于“中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在“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看来，应该根据水系的外流与否来定义中亚的范围，即亚洲内陆那些为内流河所覆盖的区域，都应该属于中亚的范围。

如果去除掉那些处在蒙古高原西部和青藏高原北部的内流区域，这个定义大体符合世人的认知。以当代的政治格局来看，包含着从前苏联分裂出来的五个国家，阿富汗及伊朗北部，以及中国西部的XJ地区，整个区域以东西向的天山山脉为主轴。

一个区域之所以成为内流河，根本原因在于降水量不足，以至于区域内的河流没有足够的流量形成合力，冲破陆地的束缚入海。生活在这样的区域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这种干旱、半干旱地区，理论上更适合游牧经济。对于视农耕为生存之本的中国人来说，任何没有办法支撑大规模农耕生产的土地，都没有经略的价值。

然而这件事情却又必须去做。此时距离汉朝建国已经过去了63年时间，在这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汉王朝只能依靠将公主嫁给单于的和亲政策，来维持与匈奴之间的脆弱和平。即便是率领帝国进行战略反击的汉朝第七位皇帝汉武帝，在继位之初也不得不依照惯例，将第七位公主送入草原。

公主以及她们所带去的丰厚陪嫁，并不能完全杜绝游牧者的侵扰，她们的牺牲更多是在为汉王朝争取时间。百废待兴的中原地区需要时间来积蓄力量，而在张骞受命出使中亚的这个时间点上，汉帝国都已经做好了与匈奴决战的战略准备，他此行的目的则是寻找被匈奴人驱逐至亚洲中部的月氏人，说服他们与汉帝国结盟。

公元前177年-前176年，冒顿单于发动了对月氏人的战争，获胜的单于将月氏王的头骨制成的酒器，以报复月氏人曾经对他施加的侮辱（冒顿曾经在月氏部做过人质）。

通过这场战争，匈奴人收获的更大战利品是月氏人原本驻牧的“河西走廊”。这是一条位于黄河以西，被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包夹而成的山麓走廊，走廊一端连接着黄土高原、另一端则连接着中亚地区。由于常年遭遇来自蒙古高原的风沙，河西走廊及其以北那部分蒙古高原的整体环境，都呈现为温带沙漠气候。

所幸它背靠的青藏高原，能够从空中拦截足够多的水气形成河流，并在河西走廊中形成一系列沙漠包裹的绿洲。

如果没有人为干预，这些沙漠绿洲会是非常优质的草场，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成为月氏人和匈奴人中意的游牧之地。对于游牧者来说，占据河西走廊的意义还在于可以与青藏高原的游牧者结盟，或者干脆直接扩张至青藏高原。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将意味着，自己不得不在西、北两个方向同时承受游牧压力。

公元前123年，历经13年的磨难（包括被匈奴人俘虏）后，张骞终于回到了帝国的首都长安。此时跟随他的只剩下从出发时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匈奴向导。汉武帝被告知已经远离匈奴人的月氏部，并不愿意卷入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

月氏人在被匈奴驱逐出河西走廊后，除少部分逃入青藏高原以外，大部向西进入天山北麓的“七河草原”。这片由七条河流所哺育而成的草原，是整个中亚草原的精华所在，尤以被天山及其支脉包裹的伊犁河谷水草最为肥美。

这样一片丰美的草原显然不会是无主之地，月氏人西迁之前，控制这片草原的原本是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之为“塞人”（或塞种人）的斯基泰人。月氏人西迁至七河草原后，落败的斯基泰人被迫南下进驻由锡尔河与阿姆河绿洲组成的中亚河中地区。

当张骞启程前往七河草原，谋求与月氏人结盟时，他不知道的是月氏人已经被匈奴支持下的乌孙人击败（后者曾经在与月氏人的战争中落败）。在七河草原为乌孙人所控制之后，月氏人被迫跟随斯基泰人的脚步南迁至河中地区，而无法抵御月氏人的斯基泰人，也只能再次南下征服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地区。

受亚历山大征服的影响，当时的巴克特里亚已经是一个希腊化王国了，巴克特里亚一名也源自于希腊语（中国人称之为“大夏”）。

简而言之，在汉匈之战开启时，整个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已经间接被匈奴人扰动过一次。而月氏人之所以不愿意与汉朝结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与匈奴人的接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河中地区拥有大片开发成熟的农业绿洲，相较再次卷入北方草原的战争，月氏人更愿意继续南下夺取更多的农业绿洲。

事实证明月氏人的选择非常明智，在送走张骞之后，月氏人继续南下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公元一世纪，月氏人当中的贵霜部落崛起，沿着亚历山大的脚步翻越开伯尔山口，征服印度河流域并入侵恒河平原，建立了横跨中、南亚的贵霜帝国。

贵霜帝国的这次征服对世界最大的影响，是打通了中国前往印度的交流通道，让东亚、南亚两个分世界，能够透过中亚连接起来。佛教以及带着明显希腊雕塑风格的佛教造像，开始出现在整个中亚以及东亚地区，并深刻影响了这两个地区的文化。

汉匈之战

虽然已经南迁的月氏人，拒绝卷入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但张骞还是为皇帝陛下找到了新的结盟对象，那就是七河草原的新主人乌孙人。这片草原的重要之处在于，一头连着蒙古高原西端的阿尔泰山山脉，一头连着天山山脉。在匈奴帝国的控制范围已经跨越阿尔泰山分水岭的情况下，乌孙人如果愿意与汉帝国结盟，所能起到的作用要远大于南迁的月氏人。

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乌孙人深知自己与匈奴人的盟友关系并不稳固，在赶走双方共同的敌人月氏人后，匈奴要是想征服中亚草原，势必会与自己发生冲突。然而是否与汉朝结成反匈奴盟，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一直困守于长城之南的帝国，有没有实力与匈奴一战。

此刻的汉帝国已经做好的开启汉匈之战的战略准备。

在刘邦建立王朝之时，长期的战乱使得长城以南地区的人口数量锐减至1300-1500万人左右，较之战国时期减少了一半。而到了汉武帝继位之时，人口则增长至了5000万，并在国库中储存了大量的钱粮。单从这一数字来看，中国人也有理由相信统一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

对于以农为本的中国来说，只要统治者不为了自己的欲望而过多扰民，做到这点并非难事。问题是对于一场以游牧者为目标的战争来说，仅仅做到这些是不够的，帝国时代的一大特点，是骑兵决定了战争的走向，即便是强大的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也必须在骑兵保护侧翼的情况下发挥战斗力。如果想把战场推进到草原上，那更是必须依靠骑兵来解决问题。

这意味着汉朝必须拥有畜养大量马匹的能力。

这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多少就有点困难了。马是一种喜欢生活在干凉环境的动物，这使得亚热带气候覆盖的中国南方，因为过于湿热而难以出产合格的战马。即便在气候适合饲养马匹的北方地区，困难同样存在。最大的问题在于马是一种群居，且需要大片草场放牧动物，而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将可以种植粮食的土地变成牧场简直就是在犯罪。

基于这一困境，无论汉帝国还是后世的中原王朝，都需要通过圈定官方牧场、从游牧者手中购买来获取马匹。除此之外要是想获取更多的马匹，还可以用调节税赋引导农民主动饲养的方式。

这些与马相关的管理制度被统称为“马政”。汉王朝的马政明确规定老百姓每向政府上缴一匹马，就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这种做法不仅能够增加全社会的马匹保有量，还能让那些习惯耕种的农民，在生活中就习惯骑乘马匹，从而在加入军队后更迅速的成为合格的骑兵。

一系列鼓励养马的政策，让汉武帝开启帝国反击战时，拥有与匈奴人在草原野战的能力。以汉武帝在公元前105年的一次北巡长城行动为例，在那次旨在震慑匈奴的出巡中，汉军就出动了十八万骑兵。

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养马这件事总体来说与中原农耕区的生产习惯相违背，包括使用马匹耕地的性价比也不如牛。因此马政的实施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是一件非常耗费财力的事。一旦政府出于经济原因，必须把更多人力、物力放在粮食生产上时，中原王朝基本就只能沿长城防线进行被动防御，而无法深入草原作战了。

在张骞探索中亚的这十几年间，汉武帝已经将入侵长城的匈奴人驱赶至长城以北，并且修复了被破坏的长城。张骞带来的信息，让中央之国第一次对黄河以西的情况有了深入了解，并着手征服河西走廊以及在中亚开辟第二战场。

信心来源于那些沙漠绿洲，更准确说是位于“北纬42度温度线”以南的沙漠绿洲。它们的终极命运并不只是成为草场，只要积温合适便可被开垦为农田。张骞虽然还意识不到纬度对温度的影响，但通过亲身体验已经明确得知在中亚地区，生成有一系列如珍珠项链般串连在一起的农业绿洲。

这类绿洲主要位于现在的中国南疆地区，以及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境内。按照张骞的说法，那些身处温暖绿洲的居民都和中国一样过着定居的生活，可以成为结盟的对象。

唯一的问题是从长安所在的黄土高原去往中亚，需要透过横穿游牧区的河西走廊。幸运的是，紧贴青藏高原生成的河西走廊同样位于北纬42度温度线以南。

公元前121年，经过两年的准备，汉武帝最为倚重的少年将军霍去病，率领从全部汉军中挑选出来的精锐骑兵，征服了驻牧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此后汉武帝依托河西走廊的主要绿洲，设置了四个郡级行政区，将长城延伸至河西走廊，并迁入了大量农民将之开垦成为农田。

看到这一切后，乌孙人很自然的成为了汉朝的盟友，汉武帝则将第八位和亲公主送至七河草原，以彰显对乌孙人的重视。天山以南的绿洲小国也悉数归附了这个来自东亚的帝国。

这一切成果的取得，与河西走廊成为帝国的直属区有直接关联。如果说长城是防御游牧者的“帝国之盾”，那么河西走廊就是中央帝国剌向游牧腹地的“帝国之矛”。凭借这柄帝国之矛，汉帝国即可以防止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者，与青藏高原的游牧者结盟，又可以据此将中亚尤其是南疆那些以农耕经济为主绿洲小国，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以断绝匈奴人从这些定居者那里获取紧缺物资的渠道。

在征服河西走廊之前，黄河是秦始皇为中央帝国确定的西部边界，而在将河西之地变身为帝国直接统治的行政区、通过“西域都护府”这种军政合一的建制，控制那些臣服于汉帝国的中亚绿洲之后，中亚这片原本处在中央之国视线之外的土地，开始被后者视为“西域”，意为西部的疆土。

这一进程显然无法完全通过外交说服工作完成，如果汉帝国不能显示出强大的武力，你很难指望那些远在西域的小国会愿意成为一个东亚王朝的臣属。发生在公元前101年的远征大宛之战，是汉武帝在中亚地区所策动的最大战役，也是彰显帝国国力的一场战役。

大宛国所依托的费尔干纳盆地，是整个中亚地区最大的一块绿洲，在山地的保护下，甚至可以完全不受沙漠气候的影响。中亚两河之一的锡尔河正是从费尔干纳盆地流出。而波斯帝国及亚历山大在中亚的扩张终点正是锡尔河流域。

位于费尔干纳盆地西部出口的“苦盏”城，被认为是“最遥远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Eschate）。如果这个认定属实，那么大宛可以被认定为是希腊世界的东部极点。

亚历山大所造就的希腊世界虽然在政治上分裂，但在客观上却打通了从希腊本土到中亚、南亚的贸易通道。如果汉帝国沿着河西走廊及天山以南的绿洲线一路扩张，再跨越天山臣服大宛的话，将在客观上意味着希腊化世界与中国世界的正式握手，哪怕这次握手是以战争的方式呈现。

考虑到罗马已经在这个时间点征服了希腊半岛，如果双方在这次“握手”后和平相处，那么一条从中国的长安城一路向西延伸到亚得里亚海的贸易线，也就是李希霍芬所称的“丝绸之路”，就将在亚历山大与汉武帝这两位相隔两个世纪的伟大君主共同努力下连接开成。

然而大宛吸引汉武帝的并非是打通与西方世界的贸易通道，对于以农为本的中国文明来说，贸易从来不是开启一场战争的理由。真正吸引这位伟大君主的，是大宛所出产的“汗血马”，也就是当年帮助斯基泰人成为草原之王的阿哈尔捷金马。之所以会有这个名称，是因为张骞在报告中声称这种身材高大、体型健美的战马，会在奔跑后流出血一样的汗水。

在向大宛国的君主重金求购汗血马被拒后，汉武帝决定对这个远在中亚腹地的国家发动远征。

几乎没有任何人看好这次远征，长安城距离大宛国都的路程约为5000公里，与希腊去往“遥远的亚历山大城”距离相当。如果说在亚历山大完成他的征服之前，没有人相信有人能做到这点，那么也很难有人相信汉武帝能够做到这点。

另一个问题在于大宛国位于天山北麓，想要征服的话就必须翻越平均海拔4000米的天山山脉，而汉帝国之前征服河西走廊，以及那些位于当代中国境内的绿洲小国，只需沿着青藏高原和天山的山麓行军，并不需要接受这样的挑战。

在汉武帝的要求之下，汉军还是在公元前104年发动了远征大宛的战争，并且不出所料的以失败而告终，不相信汉军能做到这点的沿途绿洲小国，甚至拒绝为汉军提供补给。

震怒的汉武帝认定，如果不能惩罚大宛对自己的不敬，那些已经臣服或者还在匈奴与汉朝之间犹豫不决的中亚国家，就会纷纷效仿。就这一心理，活跃在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的汉朝名将陈汤，在给皇帝的一封捷报中曾经做过总结——“要让所有人清楚，任何敢于挑战强大汉帝国的敌人，即便再远也一定会被诛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于是在初征大宛失败后，汉武帝拒绝了远征军将领撤回河西走廊的请求，再次为之征调超过6万名士兵发动第二次远征，并动员全国的力量为新的远征运输补给。

最终在前后付出总计将近10万人的代价之后，二次远征的汉军终于在公元前101年攻克了大宛国的都城贰师城。在从大宛获取3000余匹良马，及扶植愿意臣服于汉帝国的新国王后，汉武帝终于下令结束了这场最为坚苦的战争。

单从交换比来看，这场战争可以算得上是一场“皮洛士的胜利”，但从政治角度来看却意义深远。失败后的皮洛士不得不和希腊势力一起退出对意大利的争夺，而通过这场发生在天山之北的战争，汉帝国不仅获得了改良马种的基因，更向整个中亚地区彰显了自己的国力，将费尔干纳及其以东的绿洲农业区，纳入了帝国的统治之下。

此后汉朝在蒙古草原及中亚进行了一系列战争，甚至将长城线推进到草原之上，迫使匈奴人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两部分，并支持南匈奴北上争霸。

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汉朝在西域的成功扩张为后世的中国王朝树立了榜样，让他们不再把视线局限在东亚农耕区。今天的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半数国土在东亚、半数国土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国家，汉武帝所开启的西域事业功不可没。

很大程度上，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存在并不是凭借武力，对于那些生活在农业绿洲的居民来说，整个西域与东亚结合成为命运共同体，能够帮助他们从丝绸之路的开通获取额外的贸易利益，中国地区作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农业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拥有以丝绸为代表的独特商品，而这点是匈奴人所给不了的，除非他们能够入主中原。

公元8年，汉王朝曾经一度被权臣颠覆（王莽篡汉），经过17年的内乱，王朝又被刘邦的后代刘秀（汉光武帝）重建，并又延续了将近200年的国祚。

借由这次内乱，匈奴人重新控制了原本归附汉朝的农耕绿洲区。在汉王朝得到重建后，十八个西域绿洲小国联合组成使团（公元45年）前往汉朝的新都洛阳，希望重新接受汉朝的统治，再次享受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红利。

紧接着原本结构就不够紧密的匈奴帝国同样陷入内乱，再次分裂为南北两部。其中在竞争中落败的南匈奴向汉朝请求归附，被获准以臣属的身份定居在长城以南的草原地带。

一切都表明，无论是在蒙古草原还是西域各族那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汉匈之战都已经让他们认定，那些原本被认为只精于防御的中原军队，完全可以依托强大的国力和组织性在草原上获取胜利。

关于汉军与匈奴骑兵的战力问题，刚才提到的那名叫陈汤将军曾经做过一个对比，认为汉军可以对抗数量五倍于己匈奴骑兵。即便后来匈奴在与汉军的对抗中提升了自身的战术素养，汉军与匈奴军队的战力比仍然能够达到3:1。

这一方面是因为双方装备的差距，与拥有巨大财力的汉朝相比，匈奴人所能拥有的装备十分有限，很多时候只能使用骨制的箭头，以避免珍贵的铁资源被消耗掉。虽然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射击成果，但也从侧面反映出长城大大削弱了匈奴人获取物资的能力。

更大的差距在于组织性上。陈汤的类比并不是说一名汉朝士兵能够单独对抗五名或者三名匈奴骑兵。关于这点，拿破仑在与18世纪最精锐的埃及马木留克骑兵交战后，在《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历史回忆录》曾经做过一段精辟的总结：“两个马木留克可以对付三个法军”“但100名法军骑兵无需害怕100名马木留克，300就足以战胜300，1000就总能打败1500”“战术、队形和队形变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公元73年，在积累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力量之后，重生的帝国再次发起了对匈奴，更准确说是北匈奴的反击。经过18年的连续战争，统治蒙古草原的北匈奴被迫西迁中亚，希望在这片远离长城的草原上重获新生。

西迁的匈人

从中原王朝的方位感来看，迁入中亚的匈奴人更应该被称之为“西匈奴”，如果他们能够在中亚站稳脚跟，并且能够再次对汉朝构成巨大压力的话。不过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在无法从乌孙人手中夺取七河草原的情况下，匈奴人选择了入侵七河草原以西的哈萨克草原。

这片以丘陵地貌为主的草原地带是中亚草原的主体，在匈奴人到来之前，原本在此游牧的是与塞人一样属于斯基泰民族的康居人。由于远离山脉，哈萨克草原不像七河草原那样能够获得额外的降水，更难以直接威胁到汉帝国在西域的统治以及丝绸之路。公元151年，匈奴人与汉军在天山东部进行过一场小规模战斗后，就彻底从中国史书中消失了。

如果选择不再与汉帝国为敌，匈奴人的选择无非有二：一是跟随仇敌月氏人的脚步南下，征服由锡尔河与阿姆河滋养的绿洲农业区；二是继续向西收服那些散布在中亚的斯基泰系游牧部落，并最终迁徙到畜牧条件更好的东欧草原。

前一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当年败于冒顿单于的月氏人，已经在那些绿洲及丝绸之路的滋养下成长为强大的贵霜帝国。

天山两侧的绿洲农业分别处在汉帝国与贵霜帝国保护下的现状，让匈奴人非常难受。如果说其他游牧部落还能够通过与两大帝国的贸易获取草原上所稀缺的物资，那么西迁至中亚的这部分匈奴人，就绝无这种可能了。

于是匈奴人的战略选择只剩下一条，那就是在中亚草原休养生息，然后向东欧草原西迁，去看看能不能从欧洲的定居者那里，延续他们“打草谷”的传统。

只不过匈奴人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是，在月氏人被冒顿单于驱赶至七河草原时起，一场发生在黄、白游牧者之间的战争便已拉开了序幕。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整场战争的主角。

月氏西迁之前，中亚草原游牧者的种族属性均为通称“白种人”的高加索人种，语言和文化上则与东欧草原的斯基泰人类同，被认定为是广义概念的斯基泰人。这一切都要感谢东欧草原率先驯化了马，凭借这一先发优势，操原始印欧语的游牧者很早就已经一批批的向西、南欧，以及中、西亚地区迁徙。

那些生活在中亚绿洲上的定居者，同样是印欧迁徙者的后代，时至今日你仍然可以在天山南北的定居者身上，看到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的特征，哪怕他们已经无数次遭遇来自蒙古草原的征服。只不过这些绿洲定居者在语言上并不属于斯基泰人的所隶属的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而属于同样归类为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

这些被研究者称之为“吐火罗人”的古印欧人，迁入亚洲的时间比之雅利安人东迁要更早一些，后者造就了印度雅利安人、波斯人、斯基泰人等隶属伊朗语族的民族集团。而已经死亡的吐火罗语的很多特征，看起来与古赫梯语、希腊语有相似之处。

月氏人的种族属性则要模糊许多，一种观点认为他们同样是吐火罗人；而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那些留在中国地区的月氏人，在服饰、习俗、语言上与世居青藏高原北部的羌人类同，同样属于黄种人。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融入的结果，毕竟后来贵霜帝国的统治者，在人口远超自己的吐火罗人同化下，已经看不到黄种人特征了。一如后来同样来自蒙古草原的土耳其人，在进入小亚细亚并建立奥斯曼帝国后，在种族上被原住民所同化一样。

关于匈奴人的种族问题就很明确了。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声称匈奴人是夏朝灭亡后北逃至草原的后代，以试图拉近双方的血缘关系。不管这种认证是否符合历史，最起码都证明了汉匈双方在种族上的一致性。

霍去病则提供了更直观的证据。在皇帝陛下为他修建的坟墓前，矗立着一座用圆雕手法创作的艺术品。这座名为“马踏匈奴”的雕塑作品，刻画了一名手握弓箭、仰卧于地，被战马踩踏的匈奴人形象，其形象呈现出典型的北亚黄种人特征。

由于匈奴人的西迁路线远离定居文明区，此后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这个草原帝国的开创者都没有出现在周边文明的历史记录中。一直到公元4世纪中叶，一支以“匈”（Hun）为名的亚洲游牧部落出现东欧草原上，并战胜当时称霸东欧草原的阿兰人，罗马帝国才间接获知了他们的信息。

阿兰人与康居人一样，属于斯基泰系游牧部落。他们原本游牧于康居人之西，欧亚交界处的草原地带。在匈奴人进驻哈萨克草原，并开始将自己变身为一个中亚民族后，受到压力的阿兰人开始西迁至东欧草原，游牧于伏尔加河与顿河一带。在这片草原上，散布着早在公元8世纪，就已经从中亚回迁至此的斯基泰系游牧部落，阿兰人的加入并没有引发周边文明的特别关注，毕竟他们在种族、语言、文化上都没有什么区别。

草原上的情况就是这样，即便是最善于记录历史的中国人，也无法准确搞清楚那些游牧部落的内部结构。不过要是那些入侵定居点的游牧者，出现了明显的种族变化，那就很难不被注意到了。

许多欧洲历史学家，都在他们的书稿中记录了匈人的外貌及习俗，比如曾近距离观察过匈人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塞林努斯，就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他们的男婴刚刚出生，脸上就被热铁烙下深深的沟痕，这是为了阻断青春期胡须的生长。因此他们成年后没有胡子，毫无雄性魅力，看起来就像阉人一般。他们所有人都四肢发达，虎背熊腰，相貌十分丑陋畸形，以至于被认为是“双足兽”或者像是桥梁栏杆上草草削斫的石像”。

让阿米亚努斯·马塞林努斯印象深刻的除了与自身迥异的外貌以外，还有匈人的战斗方式——“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有时跨在马上，有时像妇女一样侧坐在马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躺在马脖子上睡觉。在战斗中，他们扑向敌人，发出可怕的呐喊声。当他们受到阻挡时，他们分散，又以同样的速度返回，砸碎和推翻沿路所见到的一切”，“他们不知道如何攻下一个要塞或一个周围挖有壕沟的营帐。但是他们的射箭技术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能从惊人的距离射出他们的箭，其箭头上装有像铁一样硬的可以杀死人的骨头”

除去那些带有主观色彩的侮辱和猜测以外，这些记录整体与汉朝人观察到的情况无异。无论出现在欧洲草原上的匈人，与当年的匈奴王族是否有亲密的血缘关系，他们的体貌特征、生活习性、作战方式，都明确无误的源自蒙古草原。

征服阿兰人只是匈人计划的一部分，劫掠罗马统治下的富庶行省才是他们的目标。黑海及其西北的喀尔巴阡山脉，是横亘在匈人面前的两大天然障碍，位于二者之间的多瑙河口则是欧亚草原的尽头。而生活在喀尔巴阡山脉与草原之间，围绕德涅斯特河而定居的哥特人（河东为东哥特人，河西为西哥特人），则是罗马与匈人之间的防火墙。

哥特人属于日耳曼人的一支，早在公元前200年前后，部分日耳曼部落就已经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德国地区，向温暖的黑海地区迁徙。当然，要不是强大的罗马存在，日耳曼人肯定会更愿意直接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本土。

公元374年，已经完成东欧草原征服工作的匈人，向哥特人发起了进攻。完全无法抵抗的哥特人不得不向罗马求援。其中西哥特人被获准渡过多瑙河下游，向巴尔干半岛迁徙；东哥特人则翻越喀尔巴阡山脉，渡过多瑙河中游，迁入靠近意大利的潘诺尼亚平原。

在匈人到来之前，这些生活在森林当中，以原始农业为生的日耳曼人，一直是罗马人眼中的头号蛮族。之所以允许他们进入帝国境内定居，一是因为公元4世纪的罗马正处在衰弱的边缘，内部已经分裂为了分别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西两部分。为了支撑帝国的运转，罗马军团开始大量吸收日耳曼人加入；二是匈人的恐怖战力，让罗马的统治者觉得，应该继续让哥特人充当自己与匈人之间的防火墙，而不是任由他们被匈奴人消灭。

事实证明，这并无法阻止匈人的入侵，反而成为了压垮西罗马的最后一根稻草。

位于喀尔巴阡山脉与多瑙河之间的匈牙利草原，被认为是匈人入侵地中海世界的跳板。这片草原拥有与欧亚草原相类似的环境，却因为喀尔巴阡山脉的阻隔而成为一片孤立草原。在击败哥特人后，匈人跟随向西逃亡的东哥特人来到了这片草原。

这个跳板的优势之处在于正处在东西罗马的连接处。匈人可以很方便的溯多瑙河而上，入侵西罗马治下的德国、法国地区；也可以顺着多瑙河而下入侵东罗马治下的巴尔干半岛。

由于匈牙利之名与匈人很是接近，加上匈牙利的主体民族马扎尔人，祖先同样是来自亚洲的游牧者。长久以来一直有人怀疑马扎尔人是匈人的后代。不过马扎尔人其实是公元9世纪末才进入匈牙利草原，并且在语言上与匈人并无关联。

只能说匈牙利草原这块深入欧洲的跳板，并不只是给匈人准备的，进入欧洲的游牧者但凡想要有所作为的话，都会对它抱有浓厚的兴趣。

有了匈牙利草原为跳板，随后的数十年间，匈人在东、西两线都给予了罗马帝国以巨大的压力。在东罗马方向，匈人自公元395年起，连续30多年攻掠东罗马治下的色雷斯行省，逼迫后者不得不向匈人缴纳税贡以及开放贸易。

公元436年，被整个西方视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成为了匈人的王。在向东攻掠伊朗高原的萨珊波斯未果之后，阿提拉重新点燃了对东罗马的战争，并于公元443年攻至君士坦丁堡城下，逼迫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签订城下之盟。

西罗马同样没能逃过这场浩劫。公元450年，阿提拉提出可以和西罗马帝国结盟。只是阿提拉的要求过于苛刻，除了希望迎娶罗马公主以来，还希望得西罗马一半的领土。被拒绝后，阿提拉组织了一支超过10万人的大军，集合了包括阿兰人、东哥特人等部族，对高卢（法国）进行远征，一如当年凯撒为罗马所做的一般。

如果成功的话，阿提拉就将建立一个从里海到大西洋的帝国，使得他的成就超过冒顿单于。

最终在西罗马帝国以及西哥特人的抵抗下，这次远征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很快阿提拉就和他的盟友们直接将兵锋指向意大利本土。就在公元452年，肆虐的匈人大军摧毁了意大利北部的许多城市。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罗马城将被阿提拉所攻占。

然而阿提拉并没有攻占罗马，而是很快撤回了匈牙利，并于次年骤然离世，强大的匈人帝国也瞬间陷入混乱和分裂。关于他为什么要撤走又是因何原因而死，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最常见的说法，是他在迎娶一位日耳曼少女时得急病而死，甚至有人怀疑他是被妻子谋杀的。

从当时西罗马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阿提拉的征战史来看，真正阻止他攻占罗马的原因是日耳曼人。当时的西罗马帝国已经被日耳曼各部渗透得千疮百孔。那些被罗马所招募的日耳曼人，无论是加入罗马军队者，还是整族被允许定居在境内的部落，已经在内心视西罗马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公元前410年，被罗马收留的西哥特人，就在洗劫了希腊后一度攻陷过罗马，逼迫罗马允许自己在其境内建国。

在远离草原的欧洲腹地作战，游牧骑兵的优势并不明显。反倒是早已习惯定居生活，并且与罗马纠缠了数百年的日耳曼人会更有优势。无论是对高卢还是意大利的入侵，更应该被视为阿提拉个人的成就，能够让部分日耳曼人加入自己的军队（无论是志愿还是被迫）。

阿提拉死在与日耳曼女人的婚礼上，以及在他死后，匈人的游牧帝国就迅速在日耳曼人组织的反匈联盟攻击下解体，足以证明日耳曼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欧洲人来说，罗马差点被一支来自遥远亚洲的游牧军队攻陷的记忆，成为了他们对亚洲力量心生恐惧的源头。虽然阿提拉最终并没有在罗马的土地上建国，但匈人的这次西迁，却实实在在的改变整个欧亚草原的生态环境。他们对阿兰人和东欧草原的征服，彻底结束了斯基泰系游牧民族，或者说白种游牧者主导欧亚草原的历史。

生活在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记录了一支在他看来唯一呈现出白种人特征的匈人。在黄色匈人击败阿兰人之后，这支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之为“嚈哒”白色匈人，开始向中亚绿洲农业区扩张。贵霜帝国以及伊朗的萨珊波斯帝国，都曾遭遇这些在文化上已经亚洲化，却在人种上仍保持白种人特征的白色匈奴人攻掠。

这种现象只是开始，在后来的历史中，一批又一批的黄皮肤游牧者走进了东欧草原。当他们出现在欧洲草原时总能很快取得优势。哪怕被征服的游牧部落，原本也是源出蒙古草原。这使得欧洲人在后来的历史中，一直能够透过草原感受到来自亚洲的威胁。

只有强大的对手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这种现象究其根源，是因为中国历代王朝和它们所打造的长城体系，总是在客观上提升竞争者的组织力和技战术能力。反观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之后，却一直处在分裂状态。这使得东欧草原难以象蒙古草原那样，因为压力而自然催生出帝国属性的游牧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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