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国经济发展必然伴随服务业占比的不断上升。从中国情况来看，改革开放40余年来，第三产业占比不断上升，从1978年的24.6%升至2020年的54.5%。虽然体量上我国第三产业占比增速明显，但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普遍超过70%相比，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有待进一步升级。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2005年7月21日，中国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整体呈现升值趋势。2015年“811汇率”之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步入双向波动“新常态”，尽管如此，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整体仍然呈现升值趋势。我们发现，全国层面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第三产业占比，两者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根据鲍莫尔效应可知，不同产业部门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引发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重新配置，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那么，汇率变化通过影响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是否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呢？现有文献基本没有阐述人民币汇率如何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理，更具体而言，已有研究基本没有探讨人民币汇率变动怎么影响资源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转移，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这正是本文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国内正处于如何“稳制造业”的大讨论中，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过头”了。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一度怀疑研究会不会过时，会不会“不热”了。为此，我们梳理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和特征事实，发现大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往往伴随服务业占比的不断上升，即产业结构处于服务化转型（为本文定义的产业结构升级）中。我们认为，我国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全面升级，要 “稳”制造业，但并不代表服务业的重要性下降，也并不表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明显下滑。

幸运的是，我们的选题获得了编辑部老师和匿名审稿专家的认可。三位审稿老师均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宝贵意义，针对每一条意见，我们不敢怠慢，团队反复讨论，逐一给出了修改说明，十分清楚地告知审稿老师我们所做的修改工作。在修改过程中，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各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标与省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合审稿老师的意见，我们主要采取两种方法处理上述变量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1）构建邻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作为省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工具变量；（2）使用省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滞后一期值作为关键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在经历两个月“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艰辛后，我们形成了3万余字的修改答辩书。心怀忐忑和期待，提交了修改稿和答辩书。二个月之后，编辑部再次返回复审意见，审稿老师基本肯定了我们第一轮的修改工作，同时进一步提出了细致入微的评审意见。为此，我们再次讨论审稿意见，再次撰写答辩书，斟词酌句，完善论文。从投稿开始，历经1年差10天之后，我们收获了“灯火阑珊处”的喜悦，稿件成功录用。在此，我们感谢三位审稿老师辛勤付出和编辑部老师高效率的工作，特别赞赏编辑部提出的“外审不超过二轮”的倡议，这为作者节约了大量的宝贵时间，也让审稿老师尽可能一次提出所有的问题，提高了审稿效率。

就本文的研究内容而言，我们在Melitz（2003）的基础上构建两国开放经济模型，分析汇率变动对贸易部门企业和非贸易部门企业进入、退出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讨论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加以实证检验，并深入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在人民币汇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实证设计方面，本文首先使用汤普森稳健标准误（Double-Cluster）进行检验。为更好地解释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进行了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回归。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拓展了Melitz（2003）的基本模型，分析了汇率变动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假定服务业为非贸易行业，第二产业为可贸易行业，深入探讨了汇率变动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即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消费需求转移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大小和方向，并从实证上进行了检验。理论与实证一致揭示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人民币升值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原因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越大、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越小、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占比越大或对贸易品消费越多的省份，人民币升值越能促进其产业结构升级。本文的研究深化了现有理论，并拓展了中国有关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1）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该促进作用随各省第二产业（贸易品）消费占比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减少或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占比增加而增强；（2）“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本文由此认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制定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鼓励服务消费以及改善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结构等政策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