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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浪淘沙收集编辑：赵皓阳
上一篇文章《阳光开朗李自成》中我主要罗列和甄别了很多史料，进行的是事实分析
，本文就要展开讨论历史对于现实的启示了。公元1644年，骑着高头大马进入紫禁城的李自成，一定不会忘记十五年前艾乡绅把饼扔在地上“我就算喂狗也不给你”的那个下午。紫禁城乾清宫原有匾额“敬天法祖”，李自成把它改成了“敬天爱民”四个大字。在北京，李自成也处处以“古之圣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比如：勤俭节约，还穿着他起义时的粗布蓝衣大毡帽；吃饭取消了明朝皇帝动不动几十道菜的模式，只是特地从西安带来了几个陕西厨子；注重体察民情，短短二十天里就在武英殿先后两次接见百姓；不近女色，没有大规模选妃；驱赶太监，整顿内官，放年纪大的宫女回家……李自成文化水平不高，他大概率是按照说书人口口相传的“古之圣君”的形象来要求自己的。然而说书人也没文化，说书人的话本也是落魄文人和士大夫写的。我甚至都怀疑他被文人忽悠瘸了，比如驱赶太监这种事，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宦官集团是文官集团的重要制约，虽然死人妖们的道德水平也不一定有多高，但他们是皇权的左膀右臂。当时的文人还特别讨厌，比如非常敌视大顺政权的文人陈济生，专门写文章嘲讽了一番大顺军拷掠追赃、“满街捉士大夫”、贼性不改，但对于李自成清理太监势力，他有表示：“向来厂卫知名者咸从束缚，要津猾胥，先倾其家而后杀之。此举差强人意。”虽然能让士大夫老爷表达一句“差强人意”（勉强令人满意）实属不易，但是老爷们不知道，在老百姓眼中，士大夫和太监们没什么区别，都是剥削阶级。历史记载大顺政权：“尽驱阉宦出城，不许复入。寺人贵贱老少，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坠帽，首面血淋漓”。李自成能把明朝庞大的宦官系统一刀切裁撤掉，我个人认为这体现了他对政治得认知还在被士大夫“忽悠瘸了”水平，还没进化出雄才大略铁腕帝王的心术。然而有些事情李自成没有被“忽悠瘸了”，这恰恰是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大顺政权的经济政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政策决定着大顺政权的性质。钱从哪里来，是每一个政权的首要问题。《大明王朝1566》为什么经典，就是因为他脱离了“你坑我、我害你”的幼稚权谋剧的平均水准，而是直面了核心问题——钱从哪里来？崇祯皇帝的回答是：钱从农民身上来。加一遍辽饷，加一遍剿饷，再加一遍练饷，全部是搜刮穷鬼的钱。上一篇文章说了，有良心的卢象升想搞“累进制税率”，让老百姓缓口气，结果被崇祯皇帝和他的挚爱亲朋杨嗣昌大人给否了。而李自成的回答是：钱从地主阶层来。李自成起义的时候，对广大农民的承诺是“三年免征”。结果他进了北京城做皇帝，竟然践行了他这个承诺。为什么我说“竟然”二字，因为不管是封建皇帝还是美国总统，事成了拍拍屁股不管不顾的多了去了。我们来看一下地方县志中提到过大顺政权的零散笔墨：比如临城县县令段献珠，高阳县县令王瑞图，沈丘县县令周维新，定兴县县令刘钟泰，高阳县县令王瑞图，浚县县令马世聪，元城县县令乔廷秀等等。这些都是于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他们被派去地方，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均田免粮，追赃助饷”——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如果钱不从“穷鬼”身上出，那就必然要从地主身上出。所以在大顺政权统治的短暂时间内，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国家内部只有士绅叛乱，没有农民起义。顾诚先生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总结的大顺政权各地缙绅叛乱的列表，我简单数了一下，在大顺政权进入北京到李自成九宫山牺牲的短短一年内，府县级别的士绅叛乱就高达八十五次，还不包括自主结寨这种级别的叛乱。士绅叛乱涵盖了所有的大顺统治地区，导致李自成部队在镇压各地叛乱和满清的进攻中疲于应付，无法集中兵力与异族侵略者进行战略决战。这还不包括李自成从襄阳政权就开始的士绅叛乱。1643年的夏秋两季，为了配合孙传庭出潼关作战，在大顺政权的根据地发生了广泛的士绅叛乱，只不过那时候明军费拉不堪，并不妨碍李自成迅速搞定孙传庭兵团后，很快镇压了各地士绅叛乱。然而1644年的清军就完全不同了。然而作为鲜明对比的是，在大顺王朝治理的小半个中国里，出现了普遍的士绅叛乱，但没有爆发过哪怕一次农民起义。原因也很简单，农民们享受着三年免征、开垦荒地、免除高利贷的优惠政策，有些地区甚至进行了更激进的“均田令”——即瓜分土豪劣绅的土地。这时候的农民幸福着呢，为啥要造反？这与明朝贯穿始终的农民起义、流寇盗贼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顾诚先生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是这样评价的：史料确凿地表明，大顺政权占领北京以后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遍查黄河流域各地的地方志和某些时人的著作，可以看到大顺政权在各地的官员主要干的就是两件事：一是追赃助饷，打击官僚地主；二是宣布钱粮三年免征，使农民们能够喘一口气，安心恢复生产。既然这是依据大量的统计得出的判断，就没有理由去怀疑大顺政权已经变质。说它丧失“民心”，实际上是它使那些希望大顺政权和一切改朝换代的王朝一样维护自身利益的大地主们痛心疾首。
在这样广阔的地区内建立起从属于农民革命的政权，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我国历史上确实是光彩夺目的一页。它的意义在于：在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地上推翻了明王朝的反动统治，通过各级政权机构推行了大顺农民革命政策，如三年免征、平买平卖、追赃助饷，以至于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均田政策等，无情地打击了罪大恶极的官绅地主，使明王朝加在广大人民身上的枷锁一度得到松弛。
所以问题的根源就是统战农民，还是统战地主的问题。“统战”这个词用得并不严谨，而是“成为谁”的问题——政权代表了谁的利益，那么政权的性质就是什么。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就是一个“农民义军性质”的政权。还需要明确两个小问题：首先，在追赃助饷的过程中，有没有扩大化的问题？肯定是有的。在对地主阶级的清算过程中，有没有流氓无产者趁机侵吞地主家产，肯定也是有的。但在明末那个无官不贪、人吃人的时代，这种个别现象不能否定大顺政权的正义性，不能否定“拷掠追赃”方针的正义性。其次，大顺军前期的口号是“三年免征”，后期还提炼出了“均田免粮”的观点，但是查看史料，大顺的县令们基本都在践行“三年免征，追赃助饷”的的方针，“均田”的相关内容只在山东日照县和诸城县出现过。这固然跟大顺政权统治时间过短有关，但也说明了“均田”其实是一项复杂的技术活，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才能执行，对于一个1644年的农民义军政权，指望他们搞“土地革命”是绝对不切实际的。无论怎样，李自成和他的大顺义军配得上“不忘初心”四个字，配得上老百姓对他的期待：正因为此，北方地主阶级——尤其是大地主阶级、官僚地主阶级，在满清入关时，纷纷响应清军的作战行动，在朝的官僚地主直接投降，在地方的大地主阶级组织起来把大顺政权的地方官残忍杀害，打开城门喜迎八旗太君进城。虽然满清为异族，但是各地普遍发生的地主阶级甘愿做“二鬼子”的行径，再一次证明了“亲不亲，阶级分”这一颠簸不破的真理。比如大清为了稳固地方，第一时间推行了保甲法，以各地乡绅大地主负责管理地方，这就赋予了大地主们非常大的权力，他们可以自由招募武装力量，可以用“通贼”的罪名直接处死村里的刺头，然后吞并刺头的土地，霸占刺头的小寡妇，让刺头的儿子变成法律认可的自家奴仆。这与大顺政权对乡绅地主拷掠追赃的政策一比，简直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再比如圈地、追逃这两项非常残忍的民族压迫政策，你八旗太君可以圈地，我在地方仅次于八旗太君的二鬼子是不是可以圈一下剩下的地？你八旗太君可以蓄奴，我仅次于八旗太君的二鬼子是不是少蓄一点奴隶？更何况我还可以通过给八旗太君当狗，太君高兴了可以给我光明正大的“抬旗”，获得满族“体制内”的身份，这样我就成太君了，岂不美哉？虽然八旗太君来了，汉族大地主就成为了“二等公民”，但是这也是他们能接受的结果，毕竟大顺政权中，他们是食物链的最低端。谁让自己费拉不堪，打不过李自成呢？别说打不过千锤百炼的农民军了，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讲过，这群废物地主阶级，就连削鼻班起义的奴仆们都打不过，还得借“满洲兵”来镇压。这群废物们最大的勇气，就是在农民义军的野战兵团与满洲主力进行一场又一场血战时，偷偷背刺，杀死大顺毫无保护的地方文官。所以连一个奴仆起义，你都哭着上书求满洲兵来镇压，当个二等狗有啥不满意？事实证明，大地主阶级在比较了满洲贵族和李自成之后，毫不犹豫地表达了满意之情：当然是我亲自坐庄最好，但这不是咱太菜了么，干不过流贼，连自家的贱仆都干不过。幸好八旗太君给力，要不然就被泥腿子骑在头上拉屎拉尿了。这样一想，脑后这跟金钱鼠尾辫，也更雅致了起来呢。八旗太君来了，青天就有啦！八旗太君来了，流寇就被赶跑啦！八旗太君来了，我家土地都还回来啦！在漫长的历史中，在众多国家都有过“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经典剧本。比如二战时期的法国贝当政府，为什么一战时的“民族英雄”到了二战时就成了“大法奸”了？彼时法国虽然全线溃败、首都沦陷，但是尚有三十个步兵师和实力不俗的海军舰队可作抵抗，但是听到了共产党准备在巴黎发动起义、要再搞第二个巴黎公社的消息，作为大资本、大官僚代理人的贝当政府本着“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高尚觉悟，迫不及待地把屁股献给了希特勒。贝当生于1856年，是经历过巴黎公社的人，而巴黎公社就是为了抵抗普鲁士而最终被法国政府镇压的，只能说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也说明了“亲不亲，阶级分”是颠簸不破的真理。金军南下，岳爷爷连结河朔，北伐中原。这里的“连结河朔”指的就是与北方抗金农民军合作。随着女真的入侵，我国北方爆发了广泛的农民起义，例如八字军，都是太行山地区苦大仇深的泥腿子，脸上刺了八个字：“赤心报国，誓杀金贼”。按理说江山是赵宋家的，人皇帝都跑到南方了，你抗金起个什么劲啊，谁做皇帝不是做呢。不为什么，在赵宋王朝下泥腿子还能安安稳稳当奴隶，女真人来了那可是连牲口都不如了，男丁任人宰割、妻女任人蹂躏，这是“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结果呢，岳爷爷被文官士大夫投降路线害死了，高贵的士大夫们可没有什么直捣黄龙的情怀，人家“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过着舒服着呢，凭啥管你北方的泥腿子？等到了1644年，李自成基本吸引了满清入关后的全部主力，多尔衮也认为大顺政权是满清取得天下的最大对手，让两个弟弟多铎和阿济格两路大军夹攻大顺军。这时候南明政权在干什么呢？在江南温柔乡里看戏。他们推行了既定国策“联虏平寇”，在他们心目中“虏”（八旗太君）>“寇”（农民义军）。等到了蒋委员长的时候，有更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新版本。所以古今中外、几千年来，剥削阶级都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尿性，完全没有例外。崇祯七年，洪承畴坐镇湖广，任大明五省督师，加太子太保，围剿流寇李自成；顺治十年，洪承畴坐镇湖广，任大清五省督师，加太子太保，围剿流寇李定国……为了更好还原历史真相，再多说两句：虽然针对大顺政权“追赃助饷”各地士绅的叛乱是普遍的，但是是否降清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河北山东两个地方，因为受到数次满清入关后的掳掠行为，是知道八旗鬼子什么尿性的，这些地域的降清行为，有很大程度是被吴三桂的表象所欺骗了，都认为是吴三桂“借”满洲兵打败了流贼。天真，但愚蠢，并不值得同情。河北山东等地对满清的仇恨，就是因为那时候满清真不比日本鬼子好多少：把青壮年劳力都掳掠到关外，把妇女充作军妓，带不走的人一律杀光，甚至连树苗都给你拔了、庄稼地都给你烧了……上一篇文章中配的卢象升连环画，最右边这位老人姚东照就是河北南部府县的士绅代表，他劝卢象升往南边走就算因为民心可用，无论是缙绅还是人民群众，大家都知道满洲人有多凶残，愿意为抗清贡献一份力量。所以河北山东士绅叛乱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明”而不是“降清”。但是山西陕西河南的部分州县，没有经历过满洲铁蹄的蹂躏，这里的士绅阶层主要对追赃助饷的大顺军深深仇恨，所以他们降清降得很干脆，后期的“江南大儒”们也是如此。尤其是山西找个地方，晋商们早在皇太极时期，就有把粮食等物资通过蒙古部落贩卖到关外的大规模走私行动，算是“买办阶级”的最早代表，而河北山东有心复明，但是遇到了南明的一群猪，当时满清主力在山西和陕西与大顺军决战，弘光朝廷的一群猪们就躲在江南温柔乡里看戏，压根没有收复国土的想法。偶尔找个借口北上，其实是军阀们的武装抢劫活动，把山东的百姓再蹂躏一遍。所以南明史专治低血压，心理承受能力低的不建议看。历史的讽刺就在这里：当八旗鬼子的民族压迫政策愈演愈烈时，最先反清的是河北与山东诸多州县，但是这里被满清屠杀得太惨了，力量比较薄弱；之后是山西的反清运动，规模宏大京畿震动，多尔衮不得不拖着病体御驾亲征；再之后是江南各地的反清起义；最后是江西、广东军阀的反正……虽然可以体现出八旗太君是真的烂，统治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准造法，但这时反清运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领导，各地反清运动的高潮完全错开了，导致满清贵族可以腾出手来一个接一个镇压。而南明小朝廷又一直保持着“猪”的鲜明特征，皇帝在摸鱼划水享受生活，大臣们在内斗争权夺势，军阀们忙着抢地盘，所以纷纷失败了。讲历史就这点麻烦：说得太概念性了，肯定有特例，肯定会被二极管抬杠；说得详细了，那我这篇文章得写个十万字，压根没人看得完。所以我打了好几百字补丁，免得二极管抬杠。归根结底：除了河北山东这种真见过鬼子的地方，无论北方南方，地主士绅阶层对于满洲贵族的欢迎程度，是远远高于大顺政权的，即便以“道德文章”著称的“江南大儒”们，见到满洲铁骑也是麻溜跪下喊爹，并非常乐于宣传“八旗太君打败了流贼，是为崇祯皇帝报仇”这一观点。而等到“剃发易服”，华夏民族要“亡天下”的时候，真正有一战之力的农民军主力已经被击溃，这时候士绅阶层中有识之士的反抗已经无济于事了。李自成在九宫山牺牲后，多尔衮马上就撕下了伪善的面纱，推行圈地、追逃、剃发、易服等血淋淋的民族压迫政策。尤其是剃发易服两项，让汉族地主阶级和满洲贵族的矛盾迅速激化，也让汉族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亡国、亡天下”的区别，纷纷反抗满清民族压迫政策，但正如上文所述，已经太晚了，只能说咎由自取求仁得仁。海刚峰来了你们骂他“酷吏”“与民争财”，李自成来了你们骂他“流寇”“大逆不道”，那好了，多尔衮来了，大家一起完蛋咯。多尔衮虽然混账、野蛮、残忍，但也确实无愧于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说句不好听的，多尔衮就把李自成当人看了，南明那群废物在他眼里猪狗不如。南京城外那些如雷贯耳的“江南大儒”们集体带头上降表，就让多尔衮料定，可以通过剃发易服这种极端的手段进行民族压迫的“服从性测试”了。但凡大地主阶级里有几个像阎应元、李定国、夔东十三家这样的又能打又坚定抵抗力量，多尔衮也不至于膨胀到这种水平。事实证明，最后给大明朝“续命”的、抗清最坚定的力量，就是伟大的农民阶级，包括：大西军余部李定国（张献忠义子，两蹶名王打出了南明最佳战绩），大顺军余部李来亨（李自成侄孙，夔东十三家领袖，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自焚而亡），海盗之子郑成功（东南抗清，收复台湾）。虽然我们站在“罪有应得”的视角上，可以嘲笑地主官绅阶级最初引狼入室的行为，然而中华民族的伤痛已经造成，满清入关大屠杀和民族压迫政策带来的生产、技术、制度、文化的全方位退步，是永远难以弥补了。大明朝朱家王爷作威作福，东林大儒呼风唤雨，阉货为所欲为，国家没钱了加一遍辽饷、加一遍剿饷、加一遍练饷，从来加不到地主士绅头上，都是剥削苦老百姓，把老百姓逼成“流贼”。然而这个封建王朝的最后结局，竟然是“海盗守国门，流寇死社稷”，让人想笑又笑不出来，只有喟然长叹。上一篇文章中，我用最简练的语言总结出了当代历史对于李自成和大顺军研究的主要结论，这里再复述一遍，然后展开深入分析：第一，李自成没有建立根据地不是“流寇思维”，是压根就没有条件建立根据地，当条件成熟的时候，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第一时间就开始建设根据地了。第二，大顺军进入北京城没有“腐化”，反而还是1644年整个中国（包含满洲在内）军纪最好的部队，没有之一。大顺军的失败是军事上的失败、战略上的失败，而不是在短短的十几天内，这个能征善战的部队因为在北京城里“顿顿吃饺子，抢了女人”就不会打仗了。第三，大顺军失败的根源，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腐化”，还保留着农民军对抗地主阶级的传统，没有变成一个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政权”——对农民“三年免征”，对缙绅阶层“追赃助饷”，所以招致了各地缙绅的普遍叛乱，导致大顺朝难以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最终在于满清的战略决战中失败。最后这一观点是一个根本性的、颠覆的、高屋建瓴式的立论，为研究明末清初那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崭新视角，相当于是三维生物去观察二维世界，一系列难以解答的疑问在这一视角下都明朗了起来。我们都知道，大明最后的覆灭，在于各地农民起义和满清进攻下的“两线作战”；同理，大顺王朝的昙花一现，也在于各地士绅叛乱和满清进攻下的“两线作战”。李自成的故事能够带给我们三个启示 ，第一个就是上一篇文章中分析的一句“废话”：贫富差距太大容易出问题，不要拿老百姓不当人。今天要着重分析另外两个启示。首先就是李自成“流寇现象”的根源：晚期封建主义是怎样的，为什么晚期封建社会如此顽固，那么晚期资本主义又有多少相似性呢？其次就是延续第一部分农民义军政权性质的讨论：是“统战”农民（无产阶级），还是“统战”地主（资产阶级）？不仅仅是在1644年，更推而广之无产阶级怎样才有出路？先来分析李自成为什么没有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李自成愿意做流寇，他要能建立根据地早就建立了，之所以一直没有，就是因为一直没有条件建立根据地。现代网络讨论有一点好，什么都能开诚布公地大家拿出来一起说。关于1644年国殇，因为它太痛了，痛到现在都能感觉出来，所以一直以来都是网络历史爱好者们讨论的热点。而且现在归功于穿越文的火热，大家都想回到1644年一显身手，从天涯论坛、西西河到贴吧、知乎，网友们都出谋划策复盘历史：看看李自成究竟怎么才能赢？结果经过所有人开诚布公的讨论，发现自己并不比“流寇思维”高到哪去，每当一个人提出建设根据地的时间点，马上就会有其他人反驳，列举有哪些客观条件不成熟。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明军的力量非常强大，农民军在明军的强大攻势下，无法保住稳定的根据地，必须进行流动作战。比如崇祯二年能建立根据地吗？不可能。那时候随便一个陕西巡按带来边兵，数量就是分散农民起义的十数倍。崇祯四年在陕北可以吗？不可能。那时候李自成面对的是心狠手辣的洪承畴，他已经通过假意招安再杀降，屠杀了大量天真的农民义军，李自成虽然坚定不受招安躲过了屠刀，但也孤掌难鸣。崇祯六年在山西可以吗？不可能。这时候李自成虽然与其他义军联合作战，部队壮大很多，但是他们面临的是大明卢象升、曹文诏、猛如虎、丁启睿、左良玉组成的全明星阵容，只能通过流动作战寻找战机。崇祯八年在河南可以吗？不可能。这时候官军的包围网已经形成，你还留在当地想“建设根据地”就是等死，所以农民义军出奇制胜奇袭凤阳，算是打开了局面。崇祯十年在湖广可以吗？不可能。这时候杨嗣昌通过血腥加税构筑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已经形成，留在一个地方就是等死。崇祯十一年在四川可以吗？别提了。洪承畴和孙传庭追在后面打，一路打的李自成爬雪山、过草地，到了青藏高原吃草，结果又被当地土司暴打。那么崇祯十四年在洛阳总可以了吧！也不行。因为农民军的“追赃助饷”政策，各地士绅普遍叛乱，往往打下一个地方，义军主力一走，当地的地主乡绅就宣布“反正”。那么义军留下部队驻守呢？那时候明朝还有左良玉、丁启睿、傅宗龙、汪乔年领导的野战兵团，不集中力量消灭主要敌人，就是明军在萨尔浒被各个击破的结局。所以陷入双线作战的农民军只能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敌人。所以李自成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流寇生涯”呢？就是在消灭了大明几乎所有野战力量，能够抽出手来镇压各地士绅叛乱的时候。也就是在崇祯十六年，彻底消灭明孙传庭兵团之后，终于建立了稳固的襄阳政权。所以在明朝视角看来，孙传庭这一最后的野战力量覆灭，代表着大明就亡了；而站在李自成的视角来看，终于可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根据地大后方了。这就是网络历史爱好者们推演出来的结论，因为明末清初史料都很详实，谁有多少部队、谁战斗力大致如何，都判断的出来。推演来推演去，就跟真实历史完全一样：当李自成有条件建设根据地的时候，他确实就建设根据地了，并不是什么所谓的“流寇思维”，你当农民军不想安安稳稳种个地吗？去青藏高原风餐露宿真的很愉快吗？这个与学界最新的论断如出一辙。引用一段顾诚先生的评价：“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何尝不希望自己能有一块立足之地，既可安置随军家属，又可取得比较稳定的人力、物力补充。无奈主观愿望拧不过客观上强弱异形的力量对比，只有继续通过反复的运动战歼灭官军的有生力量，才有可能在地方上站住脚跟。历史已经证明，李自成的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这至少给我们历史爱好者们一点启发：现代人读史，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比古人高明。就像明末，那是千里白骨人吃人的时代，能从那种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哪个不是人杰中的人杰？为什么李自成建立根据地这么难？我这里分析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明末与其他封建朝代的末期并不相同，明末是晚期封建社会阶段，具体表现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异常稳固，士大夫的思想异常顽固，封建皇权体制异常牢固。就这么说吧，崇祯皇帝是亡国之君里牌面最好的几个，可能仅次于隋炀帝。别看大明王朝内忧外患还有天灾，但是纵向跟其他封建朝代比：大明的首辅，说杀就杀；督师，说杀就杀；宦官集团首脑，说杀就杀。就这权力，哪个末期皇帝敢想？而且明朝达成了一个成就：大一统封建王朝末期，唯一一个没有开地方武装团练的口子。我们都知道东汉末年，为了镇压黄巾军起义，大汉朝廷允许各地团练募兵，曹操刘备这些大豪杰们，都是在地方募兵开启自己政治军事生涯的。唐朝从中期就开始藩镇割据了，这就不用说了。清朝末年，也是开了汉族地主团练的口子，才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所以大明真的是封建王朝集大成者，文官政治的巅峰，儒教理学思想的完美体现，正因为此这个晚期封建主义的朝廷牢固异常，哪怕在灭亡的前一年，它的最高统治者，还保持着处死文官领袖、处死地方集团军司令、处死太监首脑的权力……汉献帝看了会流泪，唐昭宗看了会骂街，隋炀帝都沉默不语，小溥仪一脸懵逼……我们不要拿李自成跟朱元璋比。元朝是一个费拉不堪的朝代，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制度千疮百孔；我们说明末东南的税收不上来，但元朝基本全国的税都收不上来，从开始就是“二鬼子民族压迫”的包税人制度。所以元朝迅速土崩瓦解，各地基本处在军阀混战的状态，朱元璋可以安安稳稳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而他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敌人也是其他割据的军阀，甚至元朝政府都承认他割据的合法地位。相比而言，李自成要面临着来自明朝中央组织的野战兵团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对手包括洪承畴、曹文诏、卢象升、孙传庭、杨嗣昌、傅宗龙、左良玉、杨文岳……都是当世数一数二的人才。而他的部队一次又一次被打散，很难形成大规模、强有力的核心班底，南原大败进入商洛山是身边才跟了十八骑……公元1352年朱元璋参加红巾军，公元1356年打下了南京，有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而他组织北伐，与大元进行战略决战，是在公元1367年——起兵整整十五年后。公元1629年李自成起义，公元1644年在山海关与满清决战——也是起兵整整十五年后。然而他拥有稳定根据地的时间是——1643年……朱元璋有了一块根据地，而且几乎从来没有面临元朝的主动进攻，他有充足的时间完成“封建化”——从农民义军变成封建割据政权，搭建自己的执政班底和指挥体系，同时把江淮地区大量的优秀人才为自己所用。蒙元不光制度建设费拉不堪，还推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人才，不会有太多人把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当做自己的“祖国”。而李自成，面临的是完全体版本的晚期封建帝国，不但体制足够顽固，甚至意识形态都足够顽固。当时稍微读过一点书的人，无一不备忠君爱国的封建正统思想所禁锢。最早投靠李自成的文人，说实话都是一些不入流的货色，在大明封建体系最边缘化的“人才”，就像电影《鹿鼎记》里陈近南所说的状况，真正的人才都在为大明效力。我们看大顺军的历史，每打下一个地方，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拷掠追赃”的，对于有清廉、爱民、能干等名声的官吏，一律是加以保护，并由李自成出面亲自劝降的。结果经常看到的剧本就是：清廉的官吏破口大骂流贼，只求一死以全名节。然后李自成非常无奈，说我不杀你，我还给你回老家的路费。结果这位清廉的官吏通常就是，朝北京方向给崇祯皇帝磕几个头，上吊/服毒/抹脖子了。比如大同巡抚卫景瑗，因为清廉能干名声好，李自成亲自劝降他：“我米脂一民耳，今日至此，天命可知，尔真好官，尔降仍用尔抚大同。”
卫景瑗坚决不降，于是李自成也不勉强：“尔真忠臣，我且驿乘送尔还家。”然而卫景瑗就是要李自成杀了他“以全其名节”，李自成说我不杀清官你走吧“我必不杀尔。”最后卫景瑗自杀了。再比如小说《李自成》中有一个情节，李自成劝降成功了一个清官很开心，结果这个清官就是想好了假意投降做卧底，给孙传庭实时传递大顺军的军事情报。这个形象的原型应该就是襄阳政权的兵部侍郎丘之陶，最后事情败露被杀。别说士大夫们了，就连“流寇”自己，也深受忠君、正统思想的荼毒。李自成的拜把兄弟刘国能，投降后安心做了大明的鹰犬，然而不得不说这个人还是有骨气的：初，国能为盗时，与自成、汝才辈结为兄弟。及国能归正，自成辈深恨之……城遂陷，被执。贼犹好谓之曰：“若，我故人也，何不降？”国能瞋目骂曰：“我初与若同为贼，今则王臣也，何故降贼！”遂杀之。我一直在说，剥削阶级的统治包括杀人诛心：剥削你的肉体、奴役你的灵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流寇出身的人深信“今则王臣也，何故降贼”，毅然赴死。封建主义思想控制恐怖如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就说过，晚期封建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有很多可以类比的地方，就拿意识形态顽固性的相似类比，就可以给我们两点基本启示：第一，中国如果想取代美国、摧毁美元霸权，那么面临的是史无前例的“思想钢印”：全世界都已经被“普世价值”洗脑得服服帖帖，没人看到背后的剪刀差价、美元割韭菜、剥削链，你一个东方异类大国敢反对“普世价值”，不用我爸爸动手，我先来带头反对。第二，无产阶级如果想战胜资产阶级，那么我们面临的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铁幕”。首先资本主义已经驯化洗脑了一大波人，你说什么共产主义、公有制，在他们眼中就是封建士大夫看“流贼”一样——大逆不道。更通过分一些残羹剩饭，让他们成为代理人、传教士、工贼，使得资本主义的体制无比牢固。就像大明王朝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能够组织一波又一波野战兵团围剿农民起义一样，当今无产阶级想要像前辈一样实践斗争，将面临的是无孔不入的电子监控预警，还有包括从泥头车到无人机的高级定点消灭模式。更会把一个“恐怖分子”的帽子扣你头上，遭到万民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