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元目标兼容协调的难度上升

二.农业生产激励边际效应趋减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一系列惠农富农政策的实施，重构了农业生产激励机制，由此带来农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然而，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比较效益走低，现有生产激励机制的作用在减弱。具体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分”的激励作用逐步衰减，农业补贴的边际效应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农村市场化建设水平不高，要素和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农产品流通尚未充分体现优质优价的市场特征。不论是政策激励还是市场激励，持续性都面临一定挑战。

三.城乡要素资源结构性错配

四.农业外部挑战和冲击加大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在一个封闭体系中进行。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等交织，全球化红利逐步消退，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安全运行面临较大挑战，加大了我国依靠进口调节国内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余缺的难度。同时，随着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我国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成本优势逐步削弱，一些重要农产品出现国际国内价格“倒挂”。如何有效应对国外农产品的冲击，妥善处理开放发展与产业安全的关系，是推进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重要挑战。

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农情特点和农业产业特性，以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首要目标，守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统”与“分”、开放发展与产业安全等重大关系。

（一）制度成熟化定型化：增强制度供给效能，重塑现代农业发展激励约束机制

不论过去还是将来，制度供给对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而言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作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必然是相关制度成熟化定型化的过程。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面临更多深层次复杂问题，对制度供给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高，应从三个方面加快构建起更完备、更稳定、更有效的农业制度和政策体系。其一，加快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法治化。其二，强化农业支持政策效能。其三，加强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

（二）要素配置市场化：分类推进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一项战略性、全局性、基础性改革举措。由于不同要素的属性和市场化程度存在差异，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应该分类施策。

第一，劳动力要素是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应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推动城乡人力资源双向流动。

第二，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拖不得，但也急不得，既要积极进取，也要审慎稳妥。

未来可以从两个层面拓展：一方面，着力解决好将现代要素导入小农户的问题。通过加强利益联结机制建设，提升小农户经营能力，促进小规模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另一方面，探索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的路径。各种经营方式不是孤立的，需要打破共同发展障碍，加快探索共同发展形式。比如，部分地区积极发展农村集体混合所有制经济，村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资产资源参股农民专业合作社或经营稳健的工商企业，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项目，实现了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的共同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可以针对多种经营共同发展模式创新，按照试点先行、观照全局的原则，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推开。

（四）三次产业融合化：强化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拓展农业增值增效空间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政府并非无所作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营造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生态：其一，聚焦人、地、钱、技等关键环节，构建系统性、常态化政策支持体系，破解用地、融资和人才等痛点。比如，围绕“用地难”问题，应加快落实单列一定比例建设用地指标支持农村产业融合的政策，推广部分地区“点状供地”经验等。其二，聚焦降低农村产业融合成本，推进道路、电网、供水、供气、物流、环保、信息、应急保障等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健全农村产业融合公共服务体系，培育产业融合社会化服务组织，强化规划、项目信息、融资、土地、建设运营等综合服务。其三，聚焦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建设。遵循把增值收益、就业岗位尽量留给农民的原则，加大对紧密型利益联结模式的激励和补偿，强化违约处罚或规制，完善农村信用体系，积极引导构建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

（五）农业发展数字化：强化数字赋能，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组织模式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