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留  生

“即使日本海军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失败以后，日本获胜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到1944年6月之后，等待日本的已经只有战败这一种结局了。”[1]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藤阳子的这段话指明了日本在经历马里亚纳海战之后的战争前景。另一位日本近代史专家吉田裕更明确地指出这次战役是“日本海军机动部队事实上的最后一场战斗”，此后“战局转向绝望的抵抗期。”[2]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海战，这次交锋直接导致1944年7月18日东条英机内阁总辞职，日本国内对战争前景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国民也开始明显感到战局的动向”[3]。战局会对上海的社会音乐生活产生影响吗？

从时任日本音乐文化协会副会长、作曲家山田耕筰的言论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他急切地说：“目前只有就各地域的音乐的享乐面和娱乐面注意，拿这方面很适应的材料供给他们，先叫他们快乐，在他们兴浓意厚的当儿，进行我们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4]这表明在太平洋战争局势的影响下，日本有意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推行“娱乐化”的音乐政策。这种导向驱使日本管控的在沪文化机构支持、推动、运作歌星演唱会，其目的是以“娱乐的名义”拉拢人心、安抚日侨，制造所谓“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的战争舆论。

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对上海时代曲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作曲家、歌手及代表作品的词曲特征，几乎没有提及歌星音乐会兴起的过程及其与太平洋战争局势的关系。其中，歌星音乐会的参与者——那些名震中国乐坛的流行音乐家们，在“沦陷区”上海乐坛的音乐行为构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研究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本文基于原始报刊史料梳理歌星音乐会兴起的经过，分析其形成缘由。

1938—1942年，李香兰作为日本国策公司“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的头号女演员，因与长谷川一夫合演所谓的“大陆三部曲”而出名。由于她能说中日两种语言，又拥有较好的嗓音条件和西洋美声演唱技巧（师从俄侨波多列索夫夫人），按照“满映”的指示，1941年年初李香兰担任所谓的“日满亲善歌唱大使”，前往日本东京参加2月11日“纪元节”庆典大会，连续一周在东京有乐町“日本剧场”举办歌唱会，造成很大轰动。[5]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彻底沦陷。1942年10月，作为“大陆电影联盟会议”的产物，“中联”（即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和“满映”开始合作拍摄影片，李香兰被派到上海参与“中联”的电影拍摄，[6]且成为百代唱片公司的专属歌手。1943年3月，李香兰灌录的唱片《恨不相逢未嫁时》《花香为情郎》（均由姚敏作曲）正式发行，5月上映的影片《万世流芳》更使她在上海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1944年7月，由“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和“满映”主办的李香兰独唱音乐会在久负盛名的兰心大戏院演出三天，拉开了歌星演唱会的序幕。就曲目而言，这次演出以李香兰“上海时期”的歌曲为主，包括《恨不相逢未嫁时》《夜来香》《忘忧草》《海燕》《第二梦》《卖糖歌》《戒烟歌》，它们是由陈歌辛、姚敏、黎锦光、梁乐音作曲并由百代唱片公司发行的热门歌曲，“伪满时期”的歌曲《苏州夜曲》（服部良一作曲）仅一首，此外还有赵元任的名作《教我如何不想他》、舒伯特的《小夜曲》、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等艺术歌曲。[7]

图1  李香兰独唱会广告[8]

从此次音乐会的效果来看，日方以冒充中国人的“伪满”影歌星李香兰为“诱饵”，所有门票在演出前一天即告售罄[9]的“业绩”使日方及李香兰本人对这类音乐会的前景感到乐观。沉醉在李香兰迷人歌喉和管弦乐轻声曼曲中的听众似乎忘却了战争的阴霾与残酷，以至于出现报道中所谓的“简直坐在那儿不想离开”[10]。《上海影坛》发文评论：

李香兰呢，她的歌是完全都市风情的，像那夜莺般的曲子，像蛇一样的声带。那是适宜于在夜都市的摩天楼上，浸在绿色的灯光，轻歌一曲，听歌者也应吞着啤酒的泡沫。她……（引者略）黏着性的发音，与周璇纯洁快乐的歌唱正相反。她是像个身历沧桑的人，她的歌喉有着淡蓝的忧郁的。[11]

将李香兰与周璇放在一起对比，显示出李香兰在上海的影响力非同一般。确如其说，李香兰极具魅惑力的花腔女高音声线与周璇质朴、纤细、柔美的声音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天衣无缝地嵌入上海霓虹闪烁的“夜都市”形象和“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午夜时光里，听者很自然地从她的声音中泛起“夜生活”联翩的浮想，这正是她歌声的魅惑力之所在，也恰恰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最需要的一种粉饰太平的声音——以令人沉醉的训练有素的声音美化战争日常，“妆点”着霓虹闪烁的夜上海。

总之，日本“大东亚宣传”的政治需要，李香兰的影星名气、歌唱技艺以及“伪满”身份，共同促成了歌星独唱会在上海的“华丽登场”。结合歌星音乐会的后续发展，可以说“李香兰独唱会”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序奏”的作用。抛弃“山口淑子”本名的她，在为“大东亚宣传”服务的同时，也牢牢地将“李香兰”这个名字印在了上海流行音乐的历史上。

李香兰的歌声与日军对上海的占领，以及夜上海的现实与幻象“一拍即合”。三个月之后在大光明大戏院上演的“中日音乐大会”（见图2）更明显地制造着“中日亲善”的假象。

首先，从组织结构来看。“中日音乐大会”由上海音乐协会主办，“华影”和中华音乐工业株式会社协办，这是三家具有日方背景的机构，导演白井铁造和舞台监督佐伯孝夫[12]均为日本人。以下对这三家机构略作介绍。

1）上海音乐协会组建于1942年6月，英文名Shanghai Philharmonic Society，从日文《大陆新报》披露的协会组织成员来看，日本军方以及在沪电影、广播、报刊、唱片等文化领域的负责人或被聘为顾问或担任理事，足见日方有意将其作为文化占领的重要组织。[13]

2）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43年5月，合并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影院股份有限公司的产物。由日本人川喜多长政（1903—1981）担任副董事长，掌握实权。除制作报道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动态的新闻片外，该公司在上海沦陷时期共拍摄80余部故事片，其中就有宣传所谓“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的合拍影片《春江遗恨》。[14]

3）1942年冬，日方将已被接管的“百代”“胜利”“大中华”三家唱片公司合并为“中华音乐工业株式会社”。1943年新公司正式开业，由山田铭出任总经理，黎锦光担任音乐编辑兼音响导演。1944年年初，日本人矢作接替山田铭担任经理。1944年夏音乐指导兼乐队指挥俄国人辛格辞职，姚敏、李厚襄在这一年被聘为音乐编辑。[15]

其次，从参演人员来考察。上海交响乐团被临时改编为轻音乐团，由日本流行歌坛作曲家服部良一（Ryōichi Hattori）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神户归来的广东籍作曲家梁乐音分别担任音乐会上、下半场的乐队指挥。梁乐音（1910—1989），字觉民，广东开平籍，长期在日本生活。曾求学于天津南开大学、日本大阪音乐学校专科，移居上海后任“华影”秘书及制片部音乐组主任，并兼任沪西警察局外事专门委员等职。[16]与此同时，中方参演者包括“华影”明星龚秋霞、白虹、歌星姚莉和声乐家黎乐鸣；日籍歌星有渡边滨子（渡辺はま子，1910—1999）和服部富子（Tomiko Hattori，1917—1981）。

日方正是通过主管上海交响乐团、俄罗斯芭蕾舞团的“上海音乐协会”，主管电影产业的“华影”以及主管唱片的“中华音乐工业株式会社”等文化宣传组织，策动中国流行歌坛的创演力量，为其占领工作服务。李香兰就此次演出谈及三点：这场音乐会是服部良一的主意；听众大部分是日本人，他们对演出颇为赞赏；日军驻沪报道部文职中尉中川牧三（此人是男高音歌唱家和指挥家）对演出十分满意，指示按这个格调继续进行彰显所谓“中日亲善”的文化工作。[17]以后的音乐演出将进一步证实中川牧三、服部良一等日本人对歌星音乐会的支持。

表1  1944—1945年上海举办的歌星演唱会一览[18]

 图2  中日音乐大会广告[19]                

图3  游艺音乐联合大会广告 [20]

1944年12月下旬，由“华影”主办的两次游艺音乐会相继在大上海、大光明大戏院进行（见表1），均由梁乐音担任乐队指挥。在“游艺音乐联合大会”上，“华影”明星演唱了《可爱的早晨》《春恋》《海燕》《你不要走》（以上为陈歌辛作曲）和《玫瑰花》《卖糖歌》《女儿泪》（以上三首为梁乐音作曲），[21]以电影歌曲为多，另有京剧、口琴、丝竹乐节目“助兴”（见图3）。为“华影”同人筹募福利基金的“影星歌星名媛歌唱音乐游艺大会”[22]，演出阵容同样华丽，周璇、白光、白虹、龚秋霞、张帆、陈琦等影歌星悉数登场，又特邀童芷苓等京剧、话剧演员合演独幕闹剧《处女的心》。

综上所述，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歌星独唱音乐会这一形式诞生于1944年的上海，李香兰成为第一位在上海举办此类音乐会的歌星。之后“华影”等机构继续为一众明星策划 “中日音乐大会”“游艺音乐大会”，以彰显其对上海流行音乐界的管控和利用。其中，日本驻沪陆军的特约顾问、作曲家服部良一与“华影”音乐部主任梁乐音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