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体的时代，中庄于家北坡大队有五个生产小队，种的庄稼也都基本相同，农作物不外乎地瓜、小麦、玉米。大队把全村的土地分为一至四级地，基本均匀的分到各个生产队。一级地自然是最好的“洼掌地”（当地方言，意思是地势平坦、土质土层较好的地块），都是用来种小麦、玉米的。而三四级地，基本是些地块零碎、土层薄、不怎么长庄稼的山地。

古有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咱沂源这地方，秋后收了玉米，紧接着，便是种麦子的时候。刚刚收获了黄灿灿的玉米，生产队场院里堆满着一垛垛的玉米莴子（wò zi方言，玉米棒外层皮，当地还叫“棒槌莴子”），还没来得及晒干、收拾，便又开始忙碌着砍玉米秸、刨栅子（玉米根），把地里收拾的干干净净。

然后是上粪，生产队的社员们每人赶一辆小推车，前后十几辆，浩浩荡荡，也有挑着“粪挑子”的，排成长长的队伍，绕行在山间小道上，甚为壮观。虽然效率很低，但是规模和气势却很大。经过十几天的努力，地里如馒头般的粪堆星罗棋布于整档子地，随后，这些土肥便被社员们一锨一锨均匀的撒到地里。

这时便要开始犁地松土了。扶犁把的可既得是生产队里有力气、手头有数，还得是会赶牛的老手，随着他一声声的“嗷嚎、嗷嚎”声，还有他不时挥舞着鞭子发出的“啪啪”声，耕牛依旧慢悠悠的在地里来回的耕作着。生产队长不时指挥着其他社员们在后面手持䦆头，将太大的坷垃土块敲碎。

经过近半个月劳作，种小麦的地准备好了。那时播种用的是木头耩子（jiǎng zi，即耧车，播种用的农具，前方由人牵引，后面有人把扶，可以同时完成开沟和下种两项工作），耩子两边伸出长长的“拉杆”，后面的耧斗子便是耩子的关键部位，耧斗子上安有拔籽蛋、拔籽钎和定籽板，这是控制一亩地小麦下籽量的调节部件，前边拉耩子的一般是年轻的女社员，而扶耩子的则是非常有经验的，多年考验出来的老农，而生产队长大多也是种田的好手，有时候则由他亲自扶耩子。扶耩子可是个实实在在的技术活，直接决定播种的疏密度和来年麦子的收成。扶耩子的候选人很多，队长会在脑子里把这些人一遍遍地过，最后选出最好的几个人，选上的兴高采烈，选不上的垂头丧气。

那时生产队都有木工组，主要是帮着社员制作桌椅板凳、安梁装窗啥的，而最主要的也是维修生产队的农具。随着木匠几天的修整，陈旧的木头耩子焕然一新。

秋分前后，寒意一天天临近。随着队长一声令下，麦播开始了，各生产队的社员们便一齐扛出耩子，提着麦种，展开播种。人们到了地里，便将几张耩子一字排开。扶耩子的工作既光荣、又实惠，别人挣八分工，他能挣十二分工，因为他既要掌握一耧与一耧间的间距，又要考虑每亩的下籽量，还要保证播进地里的小麦种子均匀。扶耩子的老农为了保证播种质量，双手不住地摇晃着耩子，以使小麦均匀播进地里。

那时，没有化肥，就靠土地自身的肥力和散施的农家肥，所以，小麦行距约为六寸（20厘米），每亩播种量20-28斤，小麦产量也很低，1954年之前的时候，亩产不到100斤，以后慢慢亩产到了100来斤，不到200斤。而绝不像有了机械化作业后小麦行距3寸，亩播量达到50斤左右，加上种子、化肥的广泛使用，小麦亩产能达到1000斤。

小麦播种到半晌午，人困牲口乏，大家席地而座，就在这休息的空当，一些年青人也不消停，掰手腕、扭勾勾，耍升级、压骡骡。虽然人们那时吃的是“窝窝头”、高粱米粥、玉米糊糊，生活贫困，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丰富多彩。

中午到了，队长发出了收工的信号，人们卸掉牲口，把耩子放在地里，把牲口牵回生产队的饲养院吃草料，以保证牛儿下午保持充足的体力干活，人们便都回家了。生活好一点的人家，中午能吃顿白面条子，而生活差的只能是啃“窝窝头”了。不管吃什么，下午出工的时间一到，大家又牵着牲口出工了，一直种到太阳落下西山，一把耩子最多也只能种3-4亩地。

晚上，在家里烧上一锅热水，用肥皂洗头发，条件不好的人家连肥皂也没有，把头伸进盆里洗去一天的尘土。饭后，女人们就着煤油灯捻着麻线、纳着鞋底，孩子们或者听大人们讲故事，或者在院子里打着用木头自制的陀螺（当地人称“打懒老婆”），或者三五个的孩子聚在一起玩摔纸牌，赢了的，对方的纸牌便归了自己。

十余天过去了，各生产队的麦子就已播种完成，只等着麦子发芽，入冬后再捂上一场雪，来春要是别遇上春夏大旱，这收成就算是有了。生产队长可是极有责任心的，他操心着来年麦子的收成，这关系到整个生产队社员们老老少少的口粮。于是，生产队长就会时不时的到麦地里转上一圈，倒背着他那双粗大的手，观察着地里麦芽的冒头和发芽情况，预测着播种的希望，盘算着麦子的收成，编织着歉收的忧愁抑或丰收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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