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升华、恶和自由以及两种实在界
【本文是笔者去年年末的写作计划,但因为很多地方没有准备充分、加上对马克思的敬意,我也不愿意把没有彻底想清楚的问题敷衍地交给读者,所以暂时没有办法继续推进我的研究,第二、三部分只能等到后续有时间研究这个问题后再更新。但第一部分早就已经形成了,所以第一部分可以作为一个引子权且放在这里。】表面上看,这个笑话类似于“父亲已死”的梦,过世的父亲出现在梦中,但我不愿意告诉父亲他已经死了。主体必须承担愧疚,以保证父亲本人不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即意识不到大他者的自身分裂。同样,这位夫人假装丈夫还在世,以免自己悲伤过度不能完成葬礼仪式。这是履行符号性的行为(为了完成葬礼),因此是所谓“意识形态”的。这种解读忽视了一个黑格尔式的悖谬:某人的墓碑恰恰不是给某人看而是给所有其他一切人看的;考虑死者的要求来刻字完全无意义。但正是在这个矛盾中,墓碑从一种符号的纪念手段(为了后人记住他、缅怀他而刻字,因此我可以借助某人的死来表现我的孝心、爱心,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即一种符号性身份),变成了实在的纪念(完全为了死者自己,因此排除了一切符号效力和意识形态,从而消除了虚荣心的空间)。这难道不是最纯粹的爱吗?这种纯粹的爱和纯粹的愚蠢的非对立的直接同一构成了本文的主题:自由。自由如何定位的问题,必须转化为革命如何定位的问题,否则就流于无趣和空洞。换句话说,我们要证明“造反有理”,必须找到造反的空间,这个空间反驳了一切历史终结论,或赛博朋克式反乌托邦神话。因此本文的构成为,第一,为了论述自由和恶,我们必须首先解释物和升华的逻辑,这是自由的空间;用谢林的话来说,自由只有建立在体系(System)中才是可能的【对谢林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由如何定位的问题。例如对于泛神论体系,宿命论并不是必然的结果(正如谢林指出,斯宾诺莎的宿命论不是因为把事物建立在上帝之中,而是因为把事物建立在概念中导致的;而我要指出,这个区别正是康德批判的核心),相反,如果理性的体系唯一只能是泛神论体系,那么自由如何定位在体系(必然性)中,就是最重要的任务。】;第二,以此为基础我们论述自由,包含对谢林自由论的评述;第三,我们重新回到两种实在界的区分上,这个区分正是超我和自由区分的关键,也就是“构成符号界的死亡驱力”和“冲破符号界的死亡驱力”的区分,是第二国际和列宁主义的区分,是客观历史和主体能动性的区分。【本文篇幅很长,并且也许因为内容晦涩难以卒读。有人认为,这里只有糊涂的黑话游戏,没有什么真正严肃的内容,因此和网络黑话人没有区别。事实上,每一段论述都是笔者切近和关心的问题,都是在逻辑上与各家理论基础上冥思苦想的结果,最终集合为一种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自洽的理论体系。哪怕有一个(我了解到的)反例或没有办法解释的、相互矛盾的文本,就说明我要么没有考虑概念的全部内涵,要么理解根本就是错的,我只得推翻之前的思考重新阐述。最终成文的,是经过严格推理的结果,文中任何一个论断我都可以给出解释和证明,如果有论述不清晰的地方,大部分也是因为预设了读者有阅读的能力而没有给出定义——换言之,我可以保证,没有一处地方是用让人看不懂的黑话糊弄过去、通过把人绕晕的方式敷衍过去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像一般人写论文一样,通过引用他人牙慧来避免自己思考的方式论证的。就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自己是马克思和黑格尔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学生。但是,笔者也无法保证整篇文章就没有错误或理解不到位的地方,充其量只能说没有学术不端的地方。这些晦涩的概念总是难以一次解释清楚的,因为还需要补充很多切题的文本,将来这篇文章还需要彻底的大改,但事情留到那天再说吧!】升华问题本质上是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如何定位的问题。一般想象中,快乐原则类似于生物本能,比如小孩子总是以满足欲望为限;现实原则类似于意识中的行为准则,为了适应社会,“性本恶”的小孩子需要被调教为懂事、礼让、谦逊的成年人。然而,拉康的命题,即快乐原则是能指链的运作原则、快乐原则和禁令与律法相关等等,好像快乐原则才是文化构建,而现实原则的职能完全被归于快乐原则了,这怎么可能?那么现实原则怎么定位?和这种颠覆相应的,还有另外一个命题: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一般想象中,无意识是主体意识不到的黑暗场所(比如性欲领域),而语言则是意识活动的载体,语言怎么可能是无意识的呢?答案在于一则笑话:同桌女孩让我帮忙捡个笔,这一瞬间我连我们俩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难道不正是交流中的这种过剩的力比多,才产生了如此滑稽的白日梦吗?——笑果来自每个人都体会过的意淫被推到了极端。可见,能指的交流诚然是意识也即自我或现实原则的,毕竟请人帮忙捡一支笔是自我对现状做出判断并且主动提出的,我可以礼貌地、粗鲁地、害羞地、随意地并且换各种不同措辞说出这一句话。关键的分裂在于能述(enunciation)和所述(statement)的分裂,即实际说出的意思和希望表达的字面含义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是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即欲望。举个例子,弗洛伊德讲授精神分析喜欢从口误、笔误等日常心理现象出发。口误就是说出的内容和想说的内容之间的分歧,后者可以看作我内心活动想要表达的东西,比如我希望祝老板身体健康,但是实际说出的话是“老板尸体健康”,就直接在物质(即发声)层面把我意识之外多余的部分掺和进来,这个多余的部分就是无意识活动的结果。但要强调的是,并非只有口误这类表现为“症状”的形式才包含无意识欲望,弗洛伊德把无意识欲望普遍化了,因此“从一个人讲话那一刻起,我理解到有压抑存在”;每句话都是无意识和意识活动的双重结果。有点像一个笑话的内容:妻子说“我们结婚二十年只有一次算得上夫唱妇随……”“哪一次?”“火灾那一次,我们可以说同时从大门逃了出来。”火灾就是症状,这一次无意识物质化了,意识和无意识同时从我嘴中冲出;但是在其他时刻,难道夫妻不是总在一起吗?丈夫可能出门了,但我们总是知道,还有一位妻子呆在家中。另一个例子是要求(demand)和需要(need)之间的差异,需要就是一般的生物需要,比如婴儿通过苦恼表达要吃奶获得营养的需要,但是其中还有一些额外的内容,比如对母亲的爱的要求,所以要求减需要还有一个除不尽的剩余,这种剩余就是欲望,无意识欲望。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快乐原则可以说是现实原则的“狗皮膏药”,黏着在能指的下面偷渡到现象之中。所以“快乐原则是律法的相关项”,或者“快乐原则构建了能指链”,意味着能指总是包含/走私着快感(享乐)。能指从一方面看是现实原则的表达,我借助语言表达我自己的诉求,并且以合乎“人类文明”的方式(manner)[1];另一方面,它同时也是快感的载体,因此要把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孤立起来本就不可能;说史前原始人只有快乐原则充其量算一种回溯性的抽象。同理,语言的结构归根到底就是快感的结构,即语言表达了对快感的压抑,以及这种被压抑者借助能指的回归;所以要区分表达意识的能指和表达无意识的能指也不可能。这是黑格尔的设定的反思的逻辑:本质是对一个他物的否定——而不是否定一个他物,否则就把本质理解为了在先存在的实体;而本质是一种活动,——即本质只有通过否定才能回归自身,或者不如说自身就是这个否定,即绝对否定性;但是否定就意味着面对一个他物,否定它而回归自身。如此,悖谬地,否定一个他物必须先设定一个他物;相似地,设定一个他物只是为了否定这个他物,这是绝对反冲运动[2]。所以说,没有任何先于压抑的被压抑者/本质。如果现实原则是现象,快乐原则是本质,那么现象之外诚然不可能发现一个本质(仿佛本质只是一个“东西”,只要找到它就证明了本质似的,这样反倒把本质下降为一个现象了),但是在现象的否定中,我们总是看到一个超出单纯现象的部分,即本质,它是现象的否定性本身。这个模型最好地说明了精神分析的对象不是任何可以把握的实证或“物质”实体,即不是生理性、生物性的需求,而是文化建构或者说人和人的交往关系的产物。尽管欲望必须依赖于一个物质对象因而好像是追求它的使用价值、任何物质对象又表现为对某种生理性需求的满足,但是精神分析的对象不是这些使用价值(客观性质)或效用(主观性质),而是一种主体间的但又是客观的性质,因而是能指和能指交互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不就是商品运动的规律吗?价值不可能纯粹地体现自身,它总得依附于使用价值,“在使用价值的流通中,我知道有价值的存在”。如上所述,类似地,任何认为经济领域的目的在于使用价值的学科都不得要领,因为价值运动从来不是为了使用价值本身。借助商品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不是人、主体在说话,而是大他者在说话:并不是某个资本家或商品所有者自觉地实现资本增殖,相反,资本增殖的运动是资本借助资本家在行动。资本家仿佛为了美好生活、奢侈享乐而行动的幻觉,都是“理性的狡计”,最终结果仅仅是G-W-G’这一无意义疯狂循环,因此,资本借助主体在享乐。作为补充和增加文章的可读性,我们可以附带评论一下为什么笑话适合精神分析。大部分笑话的笑果都是来自于能述和所述的分裂,或者来源于语言中包含的欲望,要么是以无视这种欲望的方式在明白了所谓的话外之意就是语言或交流的本质,就是精神分析中的“欲望”或无意识之后,我们就可以评价所谓直男癌和舔狗在当代的一个表现了。直男表现为仅仅从字面上把握一个句子的人,因此常常(不论是有意无意地)无视话语中的性暗示和挑逗意味,和我们上面分析过的许多笑话有同源的结构。也就是说,直男是无视透明交流的不可能性的人。一个错误的分析认为,直男有激进的一面,因为他们无视了所谓的被资本主义异化了的性关系,他们无视“被异化了的”女性的欲望,从而避免了舔狗的悲剧。这是错误的,因为本质上不存在所谓“非异化”的交流,任何交流都必须以能指的模糊性为中介,所以他们对这种模糊性的无视,是对实在界的无视,他们不承认社会结构中存在排除、分裂,换句话说,不承认存在“女性”或女性-性,因此认为可以生活在一个只有男人的空间,麻烦的女人总是可以消除的,或者至少可以离开男人的生活。相反,女性通常采用性暗示而不是直接明说的方式,不仅仅是因为她们通常被禁止直接表达自己的欲望——公序良俗认为这是不检点的——这只是一种表象,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女性本身就在这一被排除的点位上,即在物的位置上,充当男人的“症状”。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把女性排除在欲望客体的位置上,整个男权统治/父权制才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欲望结构,让男人获取他们应该占有的等级地位。所以这种“性暗示”的语言天生就是女性的语言,即被排除的物的语言——因为“话外之意”就是物在言说。[3]这个逻辑充分表现在主流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中。外部性理论是指,经济活动中生产或交易会产生一些没有办法被市场衡量的外部性,例如污染的负外部性,或教育的正外部性等,通过某种量化的手段把这些要素纳入市场有利于实现市场均衡。这是一种直男逻辑,因为他们总是认为市场可以无所不包地囊括一切非市场的要素,但最根本的外部,即劳动力-劳动的差异导致的劳动的构成性的外部(为资本秩序奠基的外部),被他们无视了。换句话说,如果要消除这种外部,就必须把劳动者变成奴隶完全变成生产要素(尽管在理论中,劳动早就成了和机器并列的要素之一),那么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就会被消除。这种外部的体现在《资本论》给出的历史材料中反映得非常明显。例如,为了资本增殖、满足订单,对劳动力的压榨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以至于没有一个工人可以健康地离开工厂,这难道不就是因为工人仅仅是出卖了自己劳动力一定量的使用时间、而不是整个地奴隶制式地出卖整个人身,而导致的外部性吗?另一方面,因为竞争的压力,当一个工厂主遵守劳动时间上限的立法规定时,例如让工人6点准时下班,但如果其他工厂主并不遵守或者没有被法律约束,工人就有权到其他工厂上班,这是他们的自由——但工厂主通常并不满意这种做法,因为他感到,自己的“财产”被其他人抢走了。这难道没有说明一种根本的以至于无法消除的外部性吗?消除外部性只有一个办法,即彻底的奴隶制。且不论这是否和资本主义的秩序相冲突,最重要的是根本上就只会消除资本主义的存在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消失了。——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容纳奴隶制,为考虑正文篇幅请读者参见注释[4]。舔狗则是直男逻辑的反面,即过分相信话外之意的人。例如女神非常直白地拒绝了舔狗,但是男生依然忠心耿耿地追求她,他��是会欺骗自己说这是女神的欲擒故纵,或者因为害羞而不敢承认,总之自己总是还有机会。陷入意识形态中,任何实在的真相(在这个词的日常用法上)都没有办法反驳舔狗的欲望指涉,例如故事中常常出现女神因为放荡而多次打胎等等,都无法打消舔狗的热情。借助于商品流通的例子,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快乐原则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体的,是整个社会结构个体快感原则的机制——正如拉康使用“通路”、“量的链接”[5]来表达“结构”的原则一样。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体作为榨取和吸吮劳动的结构一样,价值从来不是私人的关系,而是社会关系。这个原则表现为“欲望是他者的欲望”这一论断上,交流中必然有两方。唯一的困难是语言怎么承载内容、如何言之有物,或交流何以可能?常识的观点是每一个词都对应一个所指,即内容,我们的表达就是把这些内容以固定语法串起来。这种固定的意义观使一部分人相信,只要规定好意义,交流最终可以是透明的,所谓无意识也就不可能了。但是内容真的可以固定吗?例如,对于一个不和谐的内容,我们可以删除这个能指来防止表达,因为能指和所指有相对固定的关系。但是删除了这个能指,下一秒就会出现别的能指来代替,只要表达的需求存在,任何能指都是潜在的对象。逻辑进展到极端,甚至一个空白的能指也能够表达被压抑的内容,这是语言的灵活性。在空白能指的例子中辩证进展的结果是一个颠倒:这个空白能指不再代表被压抑的内容,而是代表压抑本身,这个能指就是升华的能指。这个例子说明语言本身的可能性并不是能指和所指的必然链接保证的。相反,能指是一个纯粹的差异领域,一个音发a或o与它的意义毫无关系[6],极端一点说,就连拥有相同所指的拟声词在各个语言中都差异很大(例如各国猫叫的比较,例如日语是nya,英文是meow等等),与其说形式和内容必然相符,不如说内容和形式完全无关。比如太阳之所以是太阳,是因为太阳不是小草。所以这样的交流没有意义:“我草,你谁啊!”“我日,你谁啊!”这就像有人问你是谁你回答“我是我”一样,归根结底“小草”、“太阳”和“我”(转换词)一样,并不包含一种天然的意义。相反应该说“我是你(小草)的邻居太阳”和“我是你(太阳)的邻居小草”。但是另一面,如果只有否定而没有肯定的表达,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语音通常可以相对稳固地对应一个意义并且较少变动的现象。如果只有否定和差异,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就像轴承,所指在内部可以无摩擦随意旋转,完全不能把握一个能指究竟对应哪个所指。这是某物和他物的逻辑,如果只有差异造成某物自身的规定,那么结果只能是某物和他物都没有规定,因为压根说不出什么肯定的内涵来[7]。但现实中能指所指关系却很少旋转,说明肯定存在摩擦,这个摩擦就是缝合点(出于篇幅考虑,更详细的阐述参见Graph
of Desire from Lacan)。缝合点是一个纯粹的能指,它不表达什么,正因此,别的能指可以通过和它的关系(差异)获得自己的意义。这个逻辑阐述了多次,我们也不必再重复以往的论述,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缝合点不是充满意义的点位,相反是为了保证能指逻辑成立而没有意义的点位。这也是圣状(sinthome),一个极端无聊、无意义的行为,却是主体存在、不发疯、现实地活动的根据。之所以有这样的点位,是因为不存在先于表达的“意义”,即完满的所指,所指归根到底是能指运作的结果。这个模型最早出现在康德的体系中。一个对象在什么意义上变成了一种“现象”?简单来说,就在它被一个排除之物统一起来之时。这个被排除的客体永远不再进入现象世界而保持在外部(在这个意义上说,被排除的点位是自在之物还是自我意识并无区别),但作为其他对象的根据存在于内部。对象成为现象,就意味着一个对象处在和这个被排除的客体的协同关系中,因而“分有”了这个客体。在这个意义上,统一一方面意味着一种大全,这个客体(正如康德的先验理想)好像是所有实在性的总和,所有其他的对象具有的规定都是通过对这个客体的部分规定的否定和部分规定的肯定实现的;另一方面,这个大全正因为是无所不包的实在性的全体,所以也是纯然的无规定——在此,黑格尔所谓的纯有等于无和无等于纯有的意义完全展现出来。借此,我们可以准确地定位现象的诞生:在笛卡尔用我思这一不可思的主体性为认识奠基的时刻。在黑格尔看来,这一模型中的自在之物完全就是冗余的,这是因为作为被排除的点位,一方面,被排除的客体是进行综合的统一性即先验统觉,另一方面,统觉所产生的否定性效果、即对能指或现象的否定造成了“现象下面还有一个否定性的即不进入现象世界的客体”的幻象,所以归根结底,自在之物就是统觉或者说以统觉为统一性的这一模型的结构性后果本身,把自在之物和统觉分隔开来的鸿沟从一开始就不存在[8]。既然我们上面已经发现,能指下方(所指)归根到底就是享乐/快感,就是欲望,所以第一,现实是被快感构建起来的,对现实的把握以快感为区分。这意味着没有既定、给定的现实,只有被快感中介过的现实;第二,缝合点,这个极端无意义、细枝末节的能指,成了享乐的纯粹化身。每个能指、活动只有能够和缝合点的能指相交换,才能够获得自己快感的表达。这一过程就是隐喻的过程,它的基础可以写作:上文引用的文章已经说过隐喻的机制,即一个能指对另一个能指的代替产生了所指(意义),图中父之名代替了母亲的欲望,结果是产生了主体的能指(“能指为其他一切能指代表主体”),形成了整个符号秩序(A)。“母亲的欲望”是物的能指,通过对这一能指的压抑(被划杠)另一个能指实现了快感。所有其他的能指都是对父之名能指的模仿,例如,我们可以把“香烟”放在父之名的位置,它对应的所指可以是“男子气概”。正因为其他一切能指都以父之名同样的机制、通过压抑母亲的欲望这一物的能指达到,所以隐喻归根到底是父性的或阳具性的。这一逻辑和货币逻辑无甚区别。交换也是一个“压抑”的过程,作为相对价值形式的上衣和作为等价形式的麻布相交换,麻布表现上衣的价值,但因此就不能表现自身的价值。这样,作为“物”的能指的货币形式就被放逐到等式的另一边,它表现别的商品的价值而永不能表现自己的价值。这里有一种悖谬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直接通过缝合点的能指满足自己的快感,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个能指空无一物;另一方面,任何别的能指只能是快感的代替品,而不是快感本身,因此是剩余快感。这导致重复(repetition):重复归根到底是能指链运作的根本原则,正是因为每次满足都不是快感的直接获得,而是一种间接、代替的满足,所以快乐原则总是重复自身,能指才能成为“链条”。有过性行为或手淫经历的人都能够理解重复的含义。这种逻辑产生了一个“反思性(Reflexive)”的先验幻象:好像主体在追逐一个失落的客体一样。“反思”的逻辑是我们上面提到过的,本质是一种活动(从无到无的运动),是被设定者的自身否定的反冲运动,但是因为运动总有一个出发点和终点,导致总好像有一种先在的本质或作为结果的本质在否定被设定者一样,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实证的在先实体,只有否定运动的折射(reflection)。这是辩证法的公式。预设了一个否定逻辑之后(正如价值是使用价值的否定一样,欲望是能指的否定),要把否定性贯彻到底会遭遇一个坚硬的硬核,结果是二选一:要么放弃否定性,不要再继续贯彻下去;要么通过一个压抑、排除,使一个对象逃逸否定的锋芒(后者就是传说中的“扬弃”)。结果都是一样的,否定逻辑有了一个构成性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否定性自己——否定不能否定自身,或者说,否定了自身的否定依然面对着一个否定。结果都是一样的,构成性例外作为坚硬硬核凸显出来,它构成了辩证法的外部——但是这个外部就是否定自己。所以“物”、物自体不是外在于主体的给定实在,而是主体的自身反思,任何以给定现实为前提的心理学都是保守的,因为它只想找到方法使主体安于现状,而不是改造现实。就像是不想上战场的士兵的笑话一样,这个士兵重复着“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直到医生开了精神病证明,“就是这个!”这张精神病证明就是“物”的能指,而这个能指是循环运动的结果,而非原因。不那么显眼地,这里出现了一个分裂,即作为“物”的鸿沟、分裂、不一致和代表这个不一致的能指的差异。说物是母亲,意思是母亲作为能指被压抑了,但不代表母亲本身是物,正如货币形式辩证法也仅仅是“金”这一特殊商品占据了一般等价形式这一位置一样,结构性空位和占据空位的能指还是有区别的,这是以往我们忽略了的主题。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MEGA2-44-p108)。我们给这个过程一个名字,就是升华。
[1] Manner同时包含着“方式”和“举止或礼仪”两重含义,这难道不是说明了现实原则的本意吗,即一方面是礼仪,另一方面只是快感的实现方式?[2]《逻辑学》下,黑格尔著,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7-18页。[3]这让我们想起了德国哲学和俄国文学的功能。在19-20世纪,德国哲学和俄国文学普遍充当一种表达不满的隐晦方法,表面上看是在讨论本体论、讨论农民日常生活,但内地里却充满了政治色彩。这难道不就是一种“性暗示”吗?[4]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在劳动中的从属地位实际上完全就是奴隶制,他不止一次用奴隶类比工人。那么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奴隶制作为上层建筑、甚至摧毁奴隶制(美国南北战争)?因为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想到,既然工人阶级只获取所有产品的必要部分,那么他作为一个奴隶,为主人劳动并且由主人供养而获取必要产品、剩余产品归主人所有,和资本主义现实类似、逻辑上好像非常自洽。但这种逻辑并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现实中的构成性动荡。一旦市场波动或利润率下降,出于规避风险(一些辩护理论声称利润来自承担风险,是指这样的风险吗?)、降低开工率等的考虑,企业会开除一部分工人,这些失业工人被迫独自承担整个社会经济波动和个人家庭再生产的成本。而一旦到了繁荣期,这些失业工人又会被重新雇佣。而奴隶制下,经济低潮期主人无法抛弃自己的奴隶(就好像经济危机中资本家不会随便扔掉自己的机器一样),或者假设因为完全没有办法维持奴隶的生活而杀掉一部分奴隶,到繁荣期又会导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其逻辑类似于在资本主义社会搞工人合作社一样,一旦遇到经济危机,这些工人合资企业常常不能应付过去就是同样的原因即不能开除工人;同时,繁荣期企业可能会扩大招工,这些新工人没有持股工人的地位,最多算“临时工”,所以伦理上又面临着“工人(贵族)剥削工人”的情况,这是左翼经济学家不能面对的问题。但必须承认,如果整个社会都是奴隶制或工人合作社,那么理论上周期的经济波动就不会存在了,不过此时很难再叫作资本主义了。另一方面的论据是从所谓“新教伦理”出发,即奴隶制没有办法提供资本积累的动力,所以希腊的奴隶主普遍过奢侈浪费的生活,而非为了扩大自己的财产而投资。暂且不论作为现代伦理基础的平等思想对奴隶制的冲击作用,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不是平等思想摧毁了奴隶制,而是奴隶制的毁灭才诞生了平等主义。[5]《研讨班七——精神分析的伦理学》,让-雅克·拉康著,卢毅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6页。[6]我联想到,对于没有学习日语的人,一个自然的疑问就是“这个假名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对于中文而言单独一个字已经具有(相对稳定但也可变的)意义,所以他们自然地推论到假名也具有意义。但正文中国语言学主要涉及语音,而不是文字。[7]《逻辑学》上,黑格尔著,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11-114页。[8]当然这不意味着这个区分不存在,自在之物依然是那个客体硬核,即我们无法把握的对象。黑格尔并不反对康德的这一伟大发现,他充其量只是为康德的这个发现做了更严格的说明、因而把这个无根据的东西、预设的东西又重新加以奠基和说明、最终走向了无预设体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