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各省市两会期间，“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高频出现的概念。北京要推动创新药研发，杭州要发展高端装备全产业链生态，苏州要大搞纳米新材料，广东准备推动家电、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

围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落子布局，聚焦优势产业推进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各地努力在产业赛道上跑出加速度，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

产业转型升级，是产业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的上升过程，是经济竞争力全面提升和迈上新台阶的关键。在我国人口形势出现拐点的背景下，迈向产业高端和发展高端产业显得更加紧迫。

2022年末数据显示，我国人口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此外，据人社部3月2日最新数据，我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峰值9.2亿之后开始下降，去年末是8.76亿人。

劳动力稀缺性日益增强，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底层逻辑应尽早从“人口红利驱动”向“人才红利驱动”转变，支撑经济走得更实、更稳。

在判断地区发展质量时，作为地区生产总值与从业人员的比率，社会劳动生产率成为观察城市未来能否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衡量因素。这一比值越高，则每个从业者的劳动对GDP增长的贡献越大，其劳动的含金量也就越高。

一方面，笔者观察到，在城市过去的成长过程中，经济总量的跨越并不一定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跃升”。以目前同处“2万亿”梯队的重庆和苏州为例，2017年，重庆GDP突破2万亿时，劳动生产率仅为12.09万元/人；2020年，苏州跨越2万亿台阶，同期劳动生产率（26.99万元/人）是前者两倍有余。这意味着，同样经济体量下，苏州的劳动含金量更高，重庆则更依赖“人口红利”下的规模效应。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可喜的新变化，全国上下对“劳动生产率”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写入了我国“十四五”规划。落脚到九座经济总量跨过2万亿的城市身上，提升劳动生产率同样成为城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比如北京，早在2018年，就“开国内风气之先”，将劳动生产率列入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释放出加大创新科技产业支持力度的信号。面向“十四五”，更多城市在提升经济总量的同时，对“质”也给出了相应的发展目标。苏州提出GDP目标增速为6%左右，劳动生产率目标增速为6%；成都提出GDP目标增速6%~8%，同时也明确了劳动生产率增长要高于GDP增长。

具体到实施环节，产业的转型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绝不是简单的招大引强，不能只盯着别人的项目好、技术强、企业优，总觉得“墙外的花更香”。

外引与内培同样重要，放在全国都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转型期来看，在城市、城市群或者一定区域范围内，构建好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匹配本地“潜力股”的产业升级配套需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更务实的方向。

近来，笔者在走访科技型创业企业的过程中就发现，在一些后发城市，本地虽有一些看起来体量已发展得不错的支柱性产业，但细分领域的配套并不健全。当地的创业企业另辟蹊径在先进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想在本地孵化、落地、成长，却得不到相关产业生态的支撑，还是要转回华南、华东等成熟地区市场。

对于后发城市而言，如果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空有地方政策、产业资金、低价办公环境等外部要素倾斜，却无法尽快形成与之匹配的产业配套助力企业迅速打入市场、融入生态，则难以在本地形成新兴产业发展的良好态势，也难以留存产业人才。到时候“煮熟的鸭子飞掉”，就尴尬了。

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