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想过会来广州，以前也从没想过会去北京。在北京待了两年，熟悉了那里的气候和水土。现在用的手机卡和银行卡，都是在那里办的。离开以后，没再想过回去生活。

《妖怪合租屋》剧照

刚满18岁我就辍学了，独自一人去北京，住在木樨园桥附近的地下二层单间，那里的墙壁日夜沁水，被子也发潮。只有一张床，全部东西就用一只行李箱装着；公共卫浴没有设立隔间，用轻轻一拽就会扯断的帘子隔开来，聊胜于无，每天只在凌晨过后才敢去洗澡。

终于迎来了生活的长夜，真正的长夜未明——可我却浑然无觉，似乎有一种天赋的钝感力。我每天精神抖擞挤8号线，上班下班，跟着人群像随潮水流动的鱼群一样涌进涌出；周末我也出门，去公园逛逛，去湖边走走。

糊里糊涂地谈了一场恋爱，从未想过对方出于何种原因或目的亲近自己，仿佛爱情本身已是悬疑。又或许，其实是出于很庸俗的理由，因为和这样的自己相处太过劳累，所以有个人陪着总是好的。但后来，连对方也无法忍受那些龌龊的细部，为己开脱，言之凿凿：“如果你是城市家庭的独生子女，就不会有这些问题”。这个逻辑真是强而有力，与此同时毫无意义——如果我没有出生，就不会有这些问题。生活的种种障碍横亘在眼前，恋爱最终成为了一场雄辩。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万事开头难。那个时候我刚去北京，没有学历和技能，也不太懂得社会上各种或明或暗的规则，工作做得很不顺利。糟糕的感情状况，又让我当时的处境雪上加霜。失眠、抑郁、暴食，接连找上我。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未绝望过，好像身体里就没有绝望因子。为了治疗抑郁，我去医院开了阿普唑仑和氟西汀。

药物确实有帮助，但这也让我觉得人的大脑是如此地容易被控制，服用抗抑郁药物和给草原大田鼠注射催产素差不多，很快，我就把药停了。本质上，药物只是给了人一个对抗痛苦的缓冲带，它并不能对抗痛苦本身，就像打仗的时候，它对于我们打败敌人没有任何帮助，只是给了我们一条暂时藏身的地道，能让我们在被炮火轰炸前，在阴凉僻静处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喘口气儿。

要把“痛苦”本身给搞掉，也是可笑的，人活着，便永远能感觉到一种不能摆脱的不适，像一颗与生俱来的无法被摘除的脑瘤，时时引发意识的阵痛。

只要不放弃工作，生活质量总是会越来越好的。我很快攒够押一付三的钱，可以搬到公司附近了。搬家那天，我第一次和我的地下室邻居说了话，他说他就在搬家公司工作，但看我东西少，确实也没必要请搬家公司。他问我要搬去哪，我说朝阳公园那边，他说那边多贵啊，“我们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花那么多钱住的。”

《二十不惑》剧照

“我们这样的人”，这句话多少有些刺耳，我心里思忖：哪样的人？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吗？

我搬到了一个挺老的小区，房子是红色砖墙，又栽满法国梧桐，灌木丛中时常能看到流浪猫闪烁的眼睛，别有风情。春天，玉兰花开得满树满枝，西府海棠落英缤纷，红梅和柳树交相辉映。只是房租预算并不算多，在那个地方，我最后是和七个人一起合租，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

那间房不到十平米，捉襟见肘，但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合租生活比我想象中要更利落简洁：我和我的几个室友们因合租而聚在一起，看似一起生活，实际毫无瓜葛，除了做饭、上厕所、洗澡以及晨起洗漱要排队，其他的一切都让人感到省心。

合租生活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即便隔着一堵墙，我也明确知道自己旁边有人在，这使我安心。因为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害怕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刚开始，即便住在地下室，条件十分艰苦，但想到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我心里其实还是高兴的——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念寄宿小学，从未拥有过自己独立的房间。不禁感叹，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孤独很好排遣，如李太白“举杯邀月，对影三人”，月亮和影子都能作为陪伴自己的朋友；但孤寂却全然不同了。在寂静冷清的环境里待得久了，人心里会发毛，会慌乱、不知所措。柳子厚在《小石潭记》中写的：“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就是这种感觉。

《欢乐颂》剧照

在北京的两年，其实说不上好与不好，但翻看旧照片，全是被柔化的真相。也谈不上虚假，只是拍得“失败”的部分都被删去了，过程中有过的僵硬和尴尬也都抹掉。譬如在地坛公园，天空碧蓝如洗，银杏叶是温暖的馨黄，过道上行人如织，我就站在这幅确凿无疑的秋日图景中，熟练地展露出笑脸——无论谁看，这都是生活明媚多姿的一角。

怎么说呢，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工作和生活的辛苦自不用多言。而北京这座城市又实在是太大太挤了，冒昧改用《午夜巴黎》中的台词：北京是一场流动盛宴——堵车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在这里，一次故地重游或许都要花上许多年，人与人相遇的缘分极其淡薄。这也让它具有了一种天然的淡漠气质。

北京这座城市，总带给我和大海相近的感受。谁不曾在一瞬间爱上大海呢？烟波浩淼，一望无际，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谁又不曾迷恋过城市，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车水马龙喧嚣，独留一室静寂；或许，我们也都曾在某个瞬间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绵延的城市应有尽有，却唯独没有尽头。”生活在城市之中，人潮汹涌，却如海上。城市和大海一样，都有一种陌生带来的迷人。曾看到过一个精妙的譬喻：痴迷与恐惧，只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印象的翻转，不过是一次抛掷罢了。

图 | 视觉中国

“人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啊？”这个问题一旦在心里出现，生活的所有不幸，就变得极度透明。那个钝感的、横冲直撞的本我，好像在一夕之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敏感多思的自我。工作好不容易上手，收入也算不错，但我还是离开了北京。

随后的这些年，宛如自我放逐，我没再正儿八经地工作过。先是靠着过去两年的积蓄度日，后来没钱了，有时就进电子厂在流水线上做一两个月工，有时去水果店、蛋糕店打工。刚开始，我还瞒着家人，谎称自己有工作，但后来拿不出钱来帮衬家里，也只好实话实说。面对妈妈在电话里的怒不可遏，我其实自己也没有想明白：“即便你没有能力帮衬家里，但你年纪轻轻，怎么能不上班呢？你怎么能允许自己过越来越差的生活？吃得越来越差，住得越来越差，你是怎么回事啊？”

我是怎么回事呢？从心理补偿的角度来讲，或许，我走到今天，没有一步是偶然。

《妻子变成小学生》剧照

2010年，妈妈怀上妹妹，我的童年结束了。除了在学校上课、写作业，剩下的时间我不是在抱妹妹，就是在帮她洗尿布、洗围兜、洗衣服。过了两年，妈妈又生下一个弟弟，我的青春尚未开始，已经宣告终结。弟弟出生的那年暑假，我的每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起去菜场买菜和早点，扫地拖地，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和自己的衣服——为什么不用洗衣机呢？因为衣服浅色深色要分开洗；爷爷奶奶的、爸爸妈妈的和我的要分开；这样分开洗，洗衣机一次洗的衣服太少了，就显得没有必要去使用。而弟弟妹妹还太小，家里人都觉得洗衣机太脏了，他们的衣服最好手洗。而且妈妈和我的内衣内裤也总得手洗的。那妈妈为什么不自己洗呢？因为妈妈白天要上班，晚上又要带着弟弟妹妹睡觉，实在太过劳累了。做完这些既定的家务，就要准备中午饭了，爸妈工作的地方离家近，会回家吃饭。吃完中饭，就要洗碗、清扫厨房。吃完饭，爸妈需要午睡，而弟弟总是哭闹，我需要抱着他出门，让哭声尽可能地离爸妈的卧室远一点。漫长的下午会好很多，毕竟爷爷奶奶会帮着一起带弟弟妹妹，我就闲下来，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准备晚饭，洗碗，清扫厨房。帮弟弟妹妹洗澡。第二天，周而复始。

写下这些，不是为了抱怨什么，平心而论，我实在能体谅家人的无奈。在这个家里，除了年幼无知的弟弟妹妹，没有人不在为了维持家庭而自我牺牲。

《隐秘的角落》剧照

比如说，把爷爷奶奶接来广东，这一方面是他们主动提出想来城市里生活，一方面爸爸妈妈也觉得他们可以帮忙带孩子，这样妈妈不用放弃工作，爸爸的压力也会相对小一些。然而，家庭的代际关系是一个非常困难又十分无解的问题，它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日常矛盾和摩擦。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妈妈买回来一个进口玻璃奶瓶，价格不菲，但奶瓶竟然不隔热，妈妈第一次弟弟冲奶粉，热水刚倒下去，就被烫得松开了手，奶瓶便摔碎在地。爷爷循声而来，看到地上的奶瓶碎片，念叨了一句：真可惜了。妈妈自然是又惊讶又生气：你不关心人有没有被烫到，你去心疼奶瓶？爷爷出生成长的那个年代，物质条件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贫瘠，从他的生命经验出发，人被烫到了，过几天就好了，但奶瓶摔碎了，就没有了，得买新的——钱从哪儿来呢？“钱从哪里来”，是围困他大半生的问题。爷爷有一根手指是畸形的，因为关节痛而没有钱去医治，活生生被痛到畸形。在极大鼓励生育的年代，爷爷奶奶只生养了爸爸和姑姑两个孩子。穷得揭不开锅，这不是一句俗话，是他们经常要为之痛苦的现实。

我理解我的家人，但当我意识到，每一个人生阶段，每一年，每一天，我其实都是在经历着自己的一生——作为人，和作为女性的一生。从那以后，我就无法再做到像从前那般懂事乖顺了。叛逆期来得晚，也来得凶猛。

《过春天》剧照

从北京离开以后，我陆续去了深圳、杭州、成都、长沙。其他几个城市都算蜻蜓点水，没有待多长时间，在深圳我租了房子，整整一年，我常常宅在家里，先刷了七百多集的《火影忍者》，又看完了1-12季的《生活大爆炸》。透过一块薄薄的发光的电子屏幕，我仿佛弥补了全部的童年和青春时光，衣食无忧的、天真快乐的。

现在，我待在广州，住在一个拥挤吵闹的城中村里。房租相对低廉，一室一厅，加上水电费，一个月也不到一千五百块钱。路边摊的炒饭炒粉都香极了。交通也方便，离公交站和地铁站步行不过10分钟。一不留神，又快住满一年了。

很多时候，我都想一直这么过下去。可时间总在提醒我：生活不能这么过下去。生、老、病、死，不仅仅是自己，还有家人。去年，我外公过世了，我的外婆在二十多年前就突发脑血栓过世了。我担心妈妈承受不过来，便回家和她待了一段时间。我不得不接受一个既定的事实：衰老紧赶慢赶，已经追上了我的妈妈，我发现了她身体的变化，皮肤和头发的变化，甚至声音的变化。有一回，妈妈几乎是寒了心，她和我说：“你现在只顾着自己能吃上一口饭，我们要是得了什么病，死了，你都不会管我们。”我听了很伤心，却无法辩驳，有意愿而无能力，又有什么好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