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学胜 / 文

“马克思与启蒙”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部分，已得到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和研究。探讨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启蒙传统之间的关联，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扬弃启蒙的基础理论成果。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阐发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但以往学界对《形态》的研究，多集中于分工、所有制、阶级、国家等主题，较少关注反抗“思想的统治”这一重要视角。正是在反抗“思想的统治”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才得到系统阐发。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议题展开专题探讨，以呈现反抗“思想的统治”与启蒙的关联、马克思对“思想的统治”的反抗及其思想变革以及这种变革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借助对“思想的统治”的反抗，马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启蒙的理想和精神，融合了以往启蒙的积极成果，成就了一种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之启蒙路径的新启蒙方案，这是对资产阶级启蒙的再启蒙。相比之前的方案，马克思的方案经过了修正和完善，更为成熟和稳健，对当今时代继续推进启蒙仍有积极价值。

一、反抗“思想的统治” 与如何继续启蒙？

《形态》第一卷的“序言”开篇就指出：“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他们在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下日渐萎靡消沉，我们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1]陷入“思想的统治”是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指证，反抗“思想的统治”则体现了马克思与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这涉及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解。由于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都在后启蒙语境中思考问题，且都是近代西方启蒙传统的继承者，因此这一问题实质上体现了二者在对待启蒙问题和启蒙路径的基本差异，其核心是如何继续启蒙的问题。

众所周知，启蒙是西方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构成了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共同的问题语境和思想背景。他们都力图推进启蒙，但在这一推进过程中，二者的立场、观点和理论路径并不同，其差异和分歧越来越明显，以致于最终在1845年左右马克思展开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清算，借此，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创立。近代西方启蒙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新大陆的开辟所弘扬的主体性自由原则为开端，主体性自由原则又借助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理性形而上学得以确立和巩固，加上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自然科学的成就展现了“一种理性思考模式”，在经验世界证明了理性能力的强大，“让人们看到了共同探索中人类在知识积累方面取得的进步”[2]，因而二者合力凸显了理性自主原则的至高无上性。启蒙以此为基点凝聚为一种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世界观，牛顿自然科学及其方法也成为启蒙时代的范导和方法论基础。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启蒙就是使人们“深信人类知识能够解决现存的基本问题”[3]，“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4]。按照康德的说法，“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5]。启蒙实际上是用人的理性的主体性去反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世界观以及与这种世界观相支撑的封建制度，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由、权利等，认为人们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建构一个符合理性的新世界秩序，并在尘世生活中实现天国理想，体现了积极的人道主义精神。启蒙弘扬的理性自主原则是内含批判和建构双重维度的：批判意味着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凌驾于人的理性自主之上，因而必然要求理性的持续反思和批判；建构意味着批判不是盲目的，而是为了建构一个真正体现理性自主原则的新世界，即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启蒙的精神及其理想主导了包括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在内的后启蒙语境中的诸多思想家及其努力。不过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启蒙的整套思想都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为自身权利和利益的合法化做出的努力，其理想在“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6]，近代西方启蒙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启蒙的属性，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启蒙。

资产阶级启蒙强调以理性自主原则取代上帝原则、以知识取代信仰、以理性秩序取代神圣秩序、以尘世幸福取代天国理想，显示了相当的激进性和革命性。这尤其体现在法国启蒙运动中，进而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完整展现。黑格尔、恩格斯等人对启蒙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种激进化理解，似乎启蒙总是与革命、否定性相等同。不过，在思考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所面对的启蒙传统时，还须关注启蒙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们面对的主要是英法德的启蒙传统，但这三者各有差异。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指出，在法国，“‘理性的思想体系’为革命奠定了基础”，启蒙集中于“理性与宗教”，“理性”是精髓，理性与宗教、封建等级制度之间极端对立；英国则集中于“自由和美德”，“理性”不具有“首要的、决定性的”地位，只是“次要的、关键的角色”，动力是“社会美德”或“社会情感”而非理性，理性也非与宗教势不两立，相反，宗教的多样性被认为是自由的保证和社会改革的工具，因此导向的是“社会伦理”。[7]总之，英国启蒙体现了“美德的社会学”，法国启蒙体现了“理性的思想”；法国启蒙力图按照理性原则将世界理性化，英国启蒙则力图借助社会美德为健康和人道社会奠定基础。英国启蒙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其主要任务是致力于社会领域的启蒙及道德启蒙，这种启蒙是温和的。法国启蒙由于须推翻封建制度并建立新制度，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不可避免地具有十足的革命性和激进性，这是激进的启蒙。德国启蒙又不同，它建立在落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上，经济落后，国家分崩离析，宗教是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支柱。德国启蒙思想家无法效法英法，但又力图贯彻启蒙的精神和原则，以启迪民族自觉思想、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因此只能在思想领域展开启蒙，将启蒙思想与宗教神学相调和，使哲学与宗教和平相处。卡西尔说：“德国启蒙思想家的基本目标不是瓦解宗教，而是对宗教做‘先验’辩护，为宗教建立‘先验’基础。”[8]这对于康德、黑格尔等人同样适用。

上述差异可概括为法国致力于政治启蒙、英国致力于社会启蒙、德国致力于思想启蒙，体现了三种不同的启蒙路径和方案，其中法国最为激进，英国和德国则更为温和。面对这三种传统，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的对待方式显然有所不同。青年黑格尔派属于19世纪早期德国启蒙的激进主义者，持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立场，力图贯彻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反对哲学与宗教的调和及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强调哲学对宗教的激进批判以及政治上实现英法式的政治解放，建立理性国家。这里的“哲学”对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而言各有不同，鲍威尔是“自我意识哲学”，施特劳斯是“实体”哲学，费尔巴哈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构建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施蒂纳则是“唯一者”的自我哲学。不管何种“哲学”，本质上都未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不过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某个要素的发展。无论如何，青年黑格尔派是当时德国的激进启蒙主义者，其在理论上极为激进和革命。此外，他们站在德国人的解放立场，在形式上从属于德国启蒙运动，实质上向往和贯彻的是法国启蒙的原则和路径，英国启蒙传统处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法国启蒙尽管是样板，但由于德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他们只能集中于宗教批判，且止步于宗教批判，停留于主要以哲学的武器来展开斗争，认为宗教批判就是间接地展开政治批判。

起初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启蒙路径给予积极肯定，甚至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激进性和革命性，强调哲学不仅应展开宗教批判，还须积极介入政治，展开政治斗争，因而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要反对“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9]，在《莱茵报》时期则通过政论文章来积极介入现实，并批判了堕落为“自由人团体”的青年黑格尔派。但这种激进性很快遭遇到“物质利益难题”的困惑，促使马克思反思和批判这种激进的启蒙路径。这种反思和批判充分体现在《德法年鉴》时期并取得了丰富的思想成果。借助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以黑格尔哲学为完成的德国版的启蒙陷入了逻辑神秘主义和保守主义，实际上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借助与鲍威尔展开的犹太人问题的争论，马克思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所致力的政治解放并非真正的人的解放，也未真正实现启蒙的人道理想，法国版的启蒙有其内在局限性。此外，市民社会本质上受犹太人的世俗精神支配，因此人的解放还须从受“犹太人精神”支配的市民社会中解放出来，解放不仅是德国人的解放，还是一切现代人的解放，是现代人从市民社会中解放出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青年黑格尔派止步的宗教批判只是前提，还须展开政治批判和社会历史批判，从政治解放上升到人类解放，后者又须通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形式来实现，而无产阶级作为物质力量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作为精神力量与之相互作用，从而真正扬弃现代市民社会，通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些成果表明，马克思已经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所止步的法国版的启蒙方案，相比青年黑格尔派始终局限于德国的眼界，马克思更具有世界历史视野，而且已经发现人类解放须从市民社会中解放出来，这促使马克思必然关注英国启蒙传统，并最终走向对整个资产阶级启蒙方案的扬弃。这种扬弃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开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之路。这是对资产阶级启蒙路径的扬弃，也是对新的无产阶级启蒙路径的开拓。

《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还具有相当的激进性和革命性，不过通过上述反思和批判，这种激进性和革命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审视和遏制。在区分青年黑格尔派的语境中，哲学也成为马克思此后思想革命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不可能放弃哲学，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对哲学地位的凸显及其成员之间关于何种哲学的竞技，例如赫斯将德国哲学与英法社会主义传统相结合的努力、蒲鲁东致力于以哲学的方式批判政治经济学，以及作为思想资源的英法德启蒙运动本身就是借助某种新哲学来展开批判和重建工作，这些都鲜明地凸显了哲学的重要性。尽管马克思那里有“消灭哲学”的提法，但这并非要消灭哲学本身，而只是要消灭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副本的哲学。对马克思而言，他已意识到要推进新的启蒙，就必须创立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哲学的新哲学。这种创建起初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得以展开。这里，马克思区分了现代批判运动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对黑格尔哲学展开积极批判，将其辩证法思想与唯物主义立场相统一，提出了感性对象性活动作为新的哲学的根据，从而区别于资产阶级启蒙的“理性”、黑格尔的“精神”、费尔巴哈的“自然的现实的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施蒂纳的“唯一者”等。这种新哲学实现了对旧的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批判综合，开辟了第三条道路即实现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的“实践的人道主义”思想。它强调把人理解为从事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现实的人，并从感性对象性活动出发来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历史。这就变革了资产阶级启蒙停留于理性自主原则对周遭世界的抽象审判，提供了一种阐释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新模式——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已初步提出，在《神圣家族》得到强化和运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形态》则得了更具体和系统的阐发。新哲学的提出，使马克思获得批判资产阶级启蒙并区分青年黑格尔派的新的理论立场，也让马克思的启蒙方案更为理性和成熟，其批判性和革命性体现了更多辩证法的智慧。借此，马克思的启蒙经历了从激进启蒙到反思启蒙再到继续稳健启蒙的转向，以及从资产阶级启蒙向无产阶级启蒙的转向，在这种转向过程中，启蒙的精神和理想均得到延续并获得更充分的发展。

在上述背景中，《形态》第一卷开篇所指出的反抗“思想的统治”及其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区分，或许能得到更清晰的理解。这种反抗实质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方案以及两种不同的启蒙路径的差异。将青年黑格尔派指证为陷入“思想的统治”，是批判他们并没有站在正确的哲学基础之上，依然是在理性的形而上学传统中思考和推进启蒙，但这种启蒙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对人的解放而言，青年黑格尔派的事业走错了方向，况且当其停留于理论的争辩而不触动真正的社会现实时，就已经造成了对启蒙事业的伤害。因此，马克思要批判和区分青年黑格尔派，是要接过启蒙的大旗，继续推进启蒙和实现启蒙的理想。这种推进扬弃了青年黑格尔派启蒙方案的过度激进性和革命性，使启蒙更为成熟稳健。从这个角度看，反抗“思想的统治”的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它牵涉到在启蒙语境下马克思的启蒙方案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与性质的真正理解，牵涉到这种方案与之前方案的不同，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推进启蒙所应有的方法论原则。

二、马克思对“思想的统治”的反抗及其思想变革

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如何反抗“思想的统治”，以及借助这种反抗所实现的思想变革展开更深入的探讨。马克思对“思想的统治”的反抗体现了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即历史唯物主义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的不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本质上并未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是从抽象的前提出发（“自我意识”“人”“唯一者”等）推演出一套逻辑体系来统摄现实并展开相互批判。他们局限于德国人解放的立场，认为当时德国的主要问题是错误观念统治了世界，因此启蒙就是要用正确的观念来批判和改造错误的观念，即“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但他们“改变意识的要求”并未触及“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他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10]总之，上述思维方式被马克思视为陷入了“思想的统治”。概言之，其特征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从思想出发统摄现实，颠倒了思想与现实的真实关系；二是止步于思想或观念斗争，未触及真正的社会现实。按此理解，陷入“思想的统治”的就不只是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启蒙、黑格尔哲学、各式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莫不如是。资产阶级启蒙尤其是激进版的法国启蒙，强调用抽象的理性原则审判一切并建构一个新世界，这完全否定了现实和历史本身的合法性，因而才会出现法国大革命中的极端否定性。黑格尔哲学尽管强调历史的维度和辩证法原则，但从精神自身的运动发展来理解人类社会历史，依然还是试图以思想的方式统摄现实世界。以圣西门、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以赫斯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当他们停留于将未来社会视为某种“应当”实现的“理想”，并用这种“理想”来要求现实与之相适应的时候，就陷入他们所主张的思想的统治中。因此，凡是使思想离开其现实基础，又基于某种抽象原则来构思某套理想，并以这套理想来统摄现实的方式，都属于陷入“思想的统治”中。对“思想的统治”的批判和反抗显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也成就了一种新的启蒙方案。

马克思对“思想的统治”的批判集中于攻击和瓦解青年黑格尔派的上述两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得到全面呈现。

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他们的“抽象前提”，提出全部历史的第一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1]。在马克思看来，青年黑格尔派的思维方式是“从天国降到人间”，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把现实的人的活动视为“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但思想、观念是有根基的，它们建立在现实的诸个人及其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因此得从“人间升到天国”，“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12]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及其活动，才是人类社会历史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前提。这些个人为了生存就必须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同时又会有需要的再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进而才会出现意识和观念的生产，意识和观念不过是人们普遍的交往进而形成语言之后的产物。因此，“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3]。在这个意义上，思想、观念受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决定和影响，不可能永恒为真，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任何离开现实申言某种思想具有普遍效力的学说都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以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阐释，反对唯心主义和目的论的阐释方式，批判了止步于观念批判的推进方案。青年黑格尔派包括黑格尔哲学都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把某种“想象”“观念”变成支配和决定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14]对他们而言，问题不在于现实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15]。于是，黑格尔把历史看成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和发展的历史，鲍威尔把历史看成“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终消失于‘自我意识’中”，施蒂纳认为“历史进程必定只是‘骑士’、强盗和幽灵的历史”。[16]这样，现实的社会历史就变成由世界历史性人物将特定的思想或观念加以贯彻和实现的历史，也必然会通向社会历史的目的论解释。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不是“僵死的事实的汇集”或“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由无数的现实的个人通过其各种活动而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描述这种“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就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它不是“意识的空话”或“独立的哲学”，而是“真正的知识”，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17]这种理解方式实际上就是回到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来理解社会历史，强调历史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它认为历史本身并没有什么目的，不是精神或观念的自我实现，而是“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历史将遵循自身内在的矛盾运动规律而向未来世界开放。[18]

上述对“思想的统治”的反抗和瓦解所展现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理解社会历史发展模式，实现了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哲学和“真正的实证科学”的统一以及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具有积极的变革意义。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世界观的变革。它变革了资产阶级启蒙以理性为根据的理性主义哲学，是一种以实践活动为根基的新的哲学。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无论是英法德的启蒙，还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启蒙，都建立在理性主义哲学基础上，把现实的个人抽象为思维的主体性，并以此为原则展开批判和建构工作。法国启蒙最为激进，理性原则成为审判力量；英国启蒙尽管致力于“德性社会学”，但也建立在理性自主的个人存在的前提下；德国启蒙调和哲学和宗教，最后以黑格尔的理性自身就是上帝作为结束；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返回主体自我意识立场，复兴了法国的激进革命色彩。所有这些都是以对人和社会历史的抽象理解为前提的。马克思将这种抽象的理性原则拉回其现实根基，即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比理性原则更为前提和基础的原则，是成熟的理性得以可能的条件，因此应从这种实践活动出发重新理解世界。这样实践活动就成为一束新的“普照的光”，它所看到的世界就不是理性世界与非理性世界的对立，而是有生命的现实的诸个人通过他们的实践活动所形成和发展的人类社会历史世界，又由于实践活动本身的革命性，这个人类社会历史世界也将因这种革命性而发生相应变革。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不再是理性哲学，而是以实践活动为根基的新唯物主义。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变革，反对了之前对社会历史的抽象理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尽管也有细致的历史研究，突破了基督教的救赎史观的限制，有积极意义，但他们多是效法自然科学模式，试图在人类历史领域中发现或确认“普遍人性”，从而证明理性和常识的正确性，这就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视为文明和野蛮时代的更替，把文明时代视为如自然规律那样循环出现。启蒙史学还是依附于“自然的逻辑”，且以普遍性抹杀了社会历史的个体性、过程性和发展性。黑格尔以“历史的逻辑”来反对“自然的逻辑”，试图把人类社会历史理解为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不断发展和实现的历史，将个体性和普遍性、过程性和发展性统一起来。但这是以理性自由的历史来构造现实的社会历史，其社会历史的思考还属于历史哲学，且陷入了逻辑的神秘主义。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没有突破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限制，鲍威尔把历史视为“自我意识”自我实现的历史，费尔巴哈甚至没有历史的视野，施蒂纳则把历史变成“幽灵”的历史。这些都为马克思所批判。马克思回到现实的社会历史的根基处，强调社会历史是现实的诸个人通过其各种实践活动创造的，使社会历史呈现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描述而非构造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是在现实的社会历史基地上坚持了普遍性和个体性、过程性和发展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再是历史哲学，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是实现了关于人的科学和关于自然的科学的统一。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变革了近代西方启蒙人道理想之实现的逻辑，使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理想具有真正实现的可能性。无论马克思对启蒙有何批判，他总是执着于启蒙的人道理想的实现，其强调的社会解放是现代人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是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实现显然不再如之前的启蒙那样以一种“应当”的逻辑来审判“现实”，而是强调社会现实自身的运动发展将通向真正的人道理想的实现。停留于“应当”审判“现实”不仅是资产阶级启蒙的问题，也是青年黑格尔派和各式空想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所在，这种逻辑被黑格尔首先加以批判，并提出“主体即实体”的思想将“现实”与“应当”统一起来。青年黑格尔派和各式空想社会主义实际上否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前者停留于观念斗争，坚持自己所发现的观念才是真理，主张这种真理应当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后者接过启蒙理性的旗帜并致力于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19]，但依然基于他们想象的未来社会来批判现实。在《形态》中被重点批判的以赫斯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把费尔巴哈哲学与英法社会主义相嫁接，把人类社会历史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历史，最终也如费尔巴哈一样陷入爱的宗教。为反对这种“应当”规定“现有”的逻辑，马克思发扬黑格尔的辩证法精神，并特意强调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0]尽管《形态》也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比如“消灭分工”“消灭劳动”“消灭国家”等，但这都不是可供实践的原则，而只是一种未来社会状态的描述。正如刘森林教授所强调的，上述具有激进革命意味的表达，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张极端启蒙，因而也不可能如施蒂纳那样通向无政府主义，马克思更强调的是合理的、稳健和成熟的启蒙，是“根据历史特定境遇确立启蒙的目标、范围、程度和具体举措，而不是从某种单纯的理念出发，不顾现实条件、仅仅按照理性的内在逻辑去贯彻和推进”[21]。因此，对于深受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的马克思而言，启蒙的人道理想将遵循人类社会的一般运动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内在矛盾发展规律，在未来社会中最终实现。

三、历史唯物主义与启蒙的再启蒙

尽管反抗“思想的统治”只是在《形态》中得到明确提出和展开，似乎只是为了批判和区分青年黑格尔派，但实际上反抗“思想的统治”本身及其成果即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意义，这可在文本语境、思想史语境以及当代语境中进一步加以说明。

从文本语境看，反抗“思想的统治”对于理解《形态》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性质。过往对《形态》的研究多集中于分工、所有制、阶级、共产主义等话题，多用力于文献学方面的讨论，较少强调上述话题都是在反抗“思想的统治”语境下展开的，且反抗“思想的统治”其实是将各话题连结成理论整体的中心议题。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形态》的核心成果，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也应结合反抗“思想的统治”才能得到恰当理解。韩立新教授甚至认为反抗“思想的统治”正是《形态》的“主旨”，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这种反抗是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地上”的关键节点，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仍是哲学，而非实证科学，只不过这是“地上”的哲学；这种哲学不是如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将“哲学的目标锁定在用哪一种‘概念、想法和观念’更好地解释世界的观念之争上”，而是“将其定位于对现实的批判和改造上”，是“从现实出发去生成哲学”，因而“必然是实践的，甚至是革命的”。[22]俞吾金教授也曾提出，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的根本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从根本上粉碎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制造的关于‘思想统治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23]两位教授都敏锐地看到了反抗“思想的统治”对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意义，不过一方强调其哲学维度，另一方强调其历史观维度。笔者以为，还是应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哲学和“真正的实证科学”的统一，是世界观变革和历史观变革的统一。就其反对从思想或观念出发统摄现实的思维方式，强调回到现实，从现实的诸个人及其生产活动出发来理解世界，并将世界定位为社会历史世界而言，这是哲学性质的。就其明确历史唯物主义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其基本内容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而言，这是科学性质的。两种维度不可分割，统一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中。此外，从其对“思想的统治”的反抗而言，历史唯物主义还主要是一种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非一套思想体系，其核心是强调思想应当回到现实得到理解并将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丰富发展，这实际上是强调理论与现实的积极互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性就在于强调这种互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其他学说相区分最为关键的性质。应当指出，对这种互动的强调是马克思早期探索历程一贯的立场和主张。这在《博士论文》中体现为主张“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24]，在《莱茵报》时期体现为强调哲学与时代的相互作用关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体现为力求无产阶级与新哲学的相互作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体现为在哲学与经济学的融合视域中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未来社会构思。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性实际上在《形态》之前的著作中就有体现，不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反抗“思想的统治”的结果，《形态》只不过是借助反抗“思想的统治”形式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得到系统阐发。在这个意义上，反抗“思想的统治”和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包括《形态》的理解，都不能离开此前的文本加以单独的阐释。

从思想史语境看，反抗“思想的统治”及历史唯物主义都与启蒙议题相关，有积极的启蒙意蕴。反抗“思想的统治”实质还是用一套新的思想来反抗和推翻原有思想的统治。这在柏拉图那里是用真理反抗意见，在近代西方哲学那里是用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反抗信仰主义、蒙昧主义，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是用各成员主张的学说反抗黑格尔哲学的统治，在马克思那里则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各式空想社会主义，并最终让科学的社会主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就此而言，反抗“思想的统治”本质上就是启蒙，它尤其体现了启蒙的反思批判精神。福柯将启蒙视为不是忠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25]。姚大志教授也认为，启蒙“包含了我们一直追求的真理和解放的理想，也包含了我们应该永远具有的批判反思精神”。[26]这说明资产阶级启蒙、青年黑格尔派以及马克思哲学都具有十足的启蒙的气质。作为身处启蒙时代的这些思想资源，启蒙的气质必然与理性自主的精神相关，都是要求理性主体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作判断和行动。不过，相比于资产阶级启蒙和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将理性自主的精神贯彻得更彻底，他不仅要求反对任何思想的绝对性，而且总是将思想拉回现实并在现实中得到理解。此外，马克思还为理性自主原则找到更可靠的根基——前理性的实践活动，这是进一步解放理性的潜能、力求其效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另外，由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眼光，英国的社会启蒙、法国的政治启蒙、德国的思想启蒙都被马克思所吸纳，他没有止步也没有抛弃其中任何一种，而是将之悉数融合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学说。这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启蒙的激进性还是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存在着，只不过这种激进性已经不再是没有根基的，而是有社会经济、工商业、生产力水平等各种因素做基础，启蒙也因此得到更深入和扎实的推进。无论如何，马克思都是启蒙精神和启蒙思想的传人，历史唯物主义也可视为一种新启蒙思想，是实现对资产阶级启蒙的再启蒙。在这一点，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差异体现为：青年黑格尔派陷入了他们自以为是的思想的统治中，破坏和堵塞了继续启蒙的通道；马克思对他们的清理和批判，就是力图从青年黑格尔派的错误路径中拯救出启蒙，进而在更广阔的人类社会历史视域中推进和实现启蒙。

从当代语境看，应当充分重视马克思的启蒙遗产。西方近代启蒙的推进的确带来诸多现代性问题，尽管现代性并不能与启蒙直接相等同，但启蒙毕竟推动和促进了现代性的生成，正如众多思想家指出的，启蒙对现代性问题难辞其咎。在这种语境中，马克思主义被认为分有了近代西方启蒙的共性，从而受到批评指责，其启蒙的遗产也有遭到否弃的可能。其实，反启蒙的思潮和行动在启蒙时代就已存在，20世纪的存在主义、意志哲学、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众多思潮，都充当了反思和批判启蒙的角色。如福柯所言：“现代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正在试图回答这两个世纪前如此鲁莽地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启蒙？”[27]众所周知，韦伯批判启蒙导致了工具理性的盛行，使人类永远处于难以挣脱的资本主义的“牢笼”中；尼采揭示了“上帝之死”，宣告虚无主义的来临；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则批判启蒙蕴含着极权的逻辑；后现代主义将启蒙视为宏大叙事，连带马克思主义一起受到批判，这些都将矛头对准了近代西方启蒙。邹诗鹏教授也曾列出启蒙走向逆反的七大方面表现：启蒙是理性的事业，但由此导致的理性化却封堵了启蒙精神；启蒙本来是反体系的，但其自身却成就了理性主义的话语体系；启蒙历来是知识分子的事业，但知识分子也需要自我启蒙；启蒙被看成是人道主义的事业，但总要面对自然主义的质疑；启蒙被看成反封建神学的事业，但要面对虚无主义问题；启蒙被看成世界历史及普遍主义的事业，但显然需要面对非西方的多样性并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启蒙成就了一种宽容的传统，同样也导致专制与集权。[28]这些批判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近代西方启蒙存在着导致上述问题的思想基因，从而应拒斥一种非反思的启蒙主义。

不过，茨维坦·托罗多夫曾提出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针对启蒙思想的批判似乎偏离了启蒙精神；或者，更准确地讲，似乎针对的是它被歪曲的形象之一。”[29]换言之，他认为如今很多批判很可能是批判批判者所想象的那个启蒙形象，而这种形象是对启蒙的歪曲。如果考虑到启蒙本身的复杂性、其内部固有的各种张力，以及启蒙的反思批判及其建构的精神具有普遍的意义，对待启蒙的确应当摒弃自己的先入之见，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采取一种辩证扬弃而非简单拒斥的态度。这提示我们，马克思所强调的反抗“思想的统治”具有积极的方法论意义，它要求指向我们自身，不断实现自身的启蒙，即从可能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想象的思想统治中解放出来。

此外，启蒙的目标和理想在当今时代其实并未真正实现。正如康德当年所言，我们还处在启蒙而非启蒙了的时代，启蒙还是一项未竞的事业，仍需继续推进，但如何继续是一个考验人的实践智慧的问题。实际上，推进启蒙是马克思的志向，也是任何一种现当代哲学都在做的努力。尼采尽管总体上持一种反启蒙的立场，但其自身也主张一种新启蒙思想，这是一种与其精英主义和贵族主义立场相适应的“反革命的、非道德的、个人化的启蒙”[30]。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尽管也有对启蒙的深刻反思，但“从一开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确认了他们对进一步启蒙的忠诚与希望。因此，肯定的启蒙概念之中蕴含着拯救启蒙的潜力”[31]。利奥塔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批评，也是为了将启蒙从宏大叙事转向关注小叙事和多元性，从而推进为一种新的启蒙。问题是，尼采的启蒙属于对理性启蒙的反动，更偏向非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的启蒙更具破坏性，建设性有所欠缺；后现代主义的启蒙是反启蒙的，必然通向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当今国内学界也有学者提出过继续启蒙的观点，如王治河等人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的“第二次启蒙”说[32]，张康之有较为强烈的肯定现代性立场的“第三次启蒙”说[33]。这些学者的努力值得肯定，但似乎都没有顾及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其实，与这些资源相比，马克思的启蒙方案还是应当加以重视，其仍有更为积极的启示意义。马克思成就了一种新启蒙方案，消化和融合了英法德三种启蒙成果，这是在肯定启蒙传统及现代世界的成就基础上要求现代世界的革命化；他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提出，使启蒙的人类解放理想有了现实可能，还强调启蒙思想及其方案应根据具体的时代、条件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因此，这是一种经过反思修正且更为务实和稳健的启蒙，也更为积极乐观，是任何有效的启蒙都当正视的思想资源。

微信编辑：杨宛蓉

初审：张东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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