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明器是汉代墓葬中最流行、也最有特点的随葬品之一，陶灶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出土地域很广，出土量也很大。其平面形状多样，主要有长方形、马蹄形、舟形、曲尺形、圆形等，其中有一类较为特别，广义上说，它是长方形灶的一种，但它与中原地区流行的规整纵长方形灶（简称纵灶）不同，它是横长方灶（简称横灶，下同），即以火门为正面，横长（宽）大于纵长的一种形制，其火眼并排横置，呈一字形排列，火门位置多与火眼相对，即一个火门对应一个或一列火眼，火眼数量从一至七个不等，但以单眼或双眼为多，火门亦以单门或双门为多。

根据其平面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型。

A型  后壁无挡墙，单排火眼，火门数量与火眼等同，灶面后端有一个烟孔，极少数有烟囱。根据火眼数可分二亚型。

Aa型  单眼灶。根据平面形状分3式。

Ⅰ式：平面呈方形或略呈方形，单火眼较大，灶体方正，灶壁平直，火眼在灶面中间，火门不落地。标本重庆巫山麦沱M65∶11，略呈方形，规整，单火眼，灶面右后方有一烟孔。灶长16.4、宽12.6、高8厘米[1]（图一，1）。

Ⅱ式：横长增加，呈长方形，器形不够规整，灶壁不平直，多外弧，出现削边及灶面小于灶底的台体。火眼在灶面中间，火门多有落地，烟孔周围开始出现三个乳突状支座（有的称乳丁、瘤状饰）。标本重庆巫山神女路M4∶10，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单火眼，灶角有烟孔，灶上置釜、甑。灶侧上端局部饰网格纹。灶长22.5、宽13.8、高6.9厘米[2]（图一，2）。标本重庆巫山瓦岗槽墓地M16∶14，长方形，火眼略方，半圆形火门，有小圆形烟孔，烟孔周围有三个乳突状支座。灶长19.5、宽11.5、高8.2厘米[3]（图一，3）。

Ⅲ式：平面多为长方形，少数呈抹角方形或方形台体，灶面常见抹角、削边，灶体多见台体，有的火眼不在灶面中间，偏向一侧，火门一般不落地。标本湖北秭归卜庄河E2区M103∶11，弧边方形，台体，侧面呈梯形，横长方火门，灶面长16.5、宽13.8、灶底长21、宽17、高9.9厘米[4]（图一，4）。标本湖北巴东黎家沱M1∶2，整体呈长方形，略呈台体，抹角，灶面有一直径6.2厘米的圆形火眼，略偏左，上置釜，左上角有一烟孔，前有拱形火门。灶面长17、宽9.1、灶底长19.8、宽11.2、高7厘米[5]（图一，5）。

Ab型  双眼灶，双眼中部后方多有一个烟孔。根据平面形状分3式。

Ⅰ式：灶体呈横长方形，形制较规整，灶壁平直，火门多为拱形。标本重庆巫山瓦岗槽墓地Ⅱ区M1∶10，规整长方形，双火眼上置釜甑，拱形火门不落地，烟孔在灶背上方。灶长21.5、宽11.5、高14.5厘米[6]（图二，1）。

Ⅱ式：灶体形状不够规整，灶壁不平直，多有外弧，出现抹角、削边，灶体有的呈上小下大的台形，烟孔周围出现乳突状支座。标本重庆巫山土城坡墓地Ⅸ区M5∶10，长方形，双眼，拱形火门，双火眼中部后方有一烟孔，烟孔周围饰三个乳突状支座，立面饰绳纹及刀削痕。灶长25.2、宽15.5、高6厘米[7]（图二，2）。标本重庆巫山秀峰村Ml∶31，平面呈圆角梯形，双火眼，拱形火门，烟孔周围置乳突状支座，四侧面下端饰粗绳纹。灶长27.6、宽14、高7.6厘米[8]（图二，3）。

Ⅲ式：平面呈长方形，左右侧出现挡墙，挡墙上多有装饰，方形火门，无烟孔。标本重庆巫山瓦岗槽墓地M5∶36，长方形火门，两侧有挡墙，墙外划几何纹，内有戳印纹，长26.5、宽12.6厘米[9]（图二，4）。标本重庆巫山土城坡墓地Ⅱ区M36∶12，一端挡墙外刻划波折纹和圆圈纹图案。灶长23.3、宽12.7、高11.5厘米[10]（图二，5）。

B型  长方形，后壁有挡墙，单排火眼，造型规整，多为双眼双火门，也有少数为单眼灶，后壁多有与火门数量相对应的烟囱。根据挡墙的位置可分两个亚型。

Ba型  仅后壁有挡墙。标本湖南怀化城区M2∶30，有一大一小两个圆形火眼，前有不落地拱形双火门，后壁有挡墙和二管状假烟囱。灶长24.4、宽17.6、通高15.5厘米[11]（图三，1）。

Bb型  后壁及侧壁均有挡墙。标本湖北秭归卜庄河M39∶1，长方形，单眼右后角有一烟孔，后缘及两侧大部有挡墙，长方弧顶火门不落地。灶长24、宽14.7、通高9厘米（图三，2）。标本湖北蕲春草林山M15∶21，双长方形火门，中间设隔火墙，后缘及右侧有挡墙，上附烟道，末端有烟孔。灶长37.6、宽20.8、高12.8厘米[12]（图三，3）。

C型  平面略呈方形，单排火眼，双火门，无挡墙，灶后有烟囱，形制规整。灶面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并列双火眼，周围模印灶具、食物；后部也模印有食物等。标本陕西紫阳白马石汉墓ⅠM15∶20[13]，灶面以凸棱分为两部分，前部约占灶面的五分之三，并排设双火眼，火眼周围模印瓢、钩、刷、锅圈及鱼等，后部模印整鸭、羊头等食品和数字。灶长23.3、宽21.6、通高16.5厘米（图四，1）。

D型  多排火眼，火门一般为两至三个，后壁及左右壁多有挡墙，墙上附有烟道及烟囱。标本湖北蕲春付家山M3∶27，四火眼分两排，呈“田”字排列，后面及两侧有挡墙，两侧墙上开有对称的6个长方形窗孔，后面墙上有2缺口，缺口下有烟道，墙外有4个圆形烟囱与烟道相通，双拱形火门。灶长31、宽30、高15.6厘米[14]（图四，2）。巢湖汉墓M1出有一件陶厨屋，内有四眼陶灶[15]，与此十分相似。标本湖北蕲春鳡鱼嘴M24∶12，五眼灶，三列，左侧三眼分三排，中间、右侧各一眼，右后角设烟囱，前有三个三角形火门。灶长33、宽24、高20.2厘米（图四，3）。

A型灶贯穿了整个两汉时期，是横灶最主要的形制，Aa型Ⅰ式灶出现于西汉早中期，数量不多；Ⅱ式灶最早出现于西汉中期，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Ⅲ式灶则常见于东汉中晚期，巫山江东嘴M16出土的Ⅲ式灶面上刻有“永初元年（107年）三月作” [16]的字样，湖北宜昌前坪包金头M14也有“延光四年（125年）七月” 纪年砖铭[17]。Ab型Ⅰ式灶出现于西汉早中期；Ⅱ式灶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Ⅲ式灶在东汉初就有出现，流行于东汉中晚期，出有Ⅲ式灶的墓葬有几座出有纪年砖，如巫山瓦岗槽墓地M12出有“建初六年”（81年）砖铭，巫山土城坡墓地Ⅱ区M36出有“永元十三年”（101年）砖，土城坡墓地Ⅲ区M46则出有“建光元年”（121年）、“永建”（126~131年）的铭文砖。湘西是B型灶最大最集中的分布地，在时代上Ba亚型集中见于西汉中晚期，最迟至新莽时期。Bb型灶则从西汉中期一直延续到东汉早期。C型灶流行时代较短，集中见于新莽至东汉中期。D型灶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

总的来看，西汉时期灶形较为丰富，至东汉以后灶形减少，形制趋向统一。

二、横灶的空间分布与巴人的关系

作为横灶最主要的形制——A型灶分布较为广泛，主要流行于峡江地区，包括渝东和鄂西，鄂东也有少量分布，在湘西地区只在靠近渝东的酉水流域出现，其中Ⅲ式灶仅见于渝东地区的巫山、奉节。B型灶仅见于湘西的沅水、酉水流域，湘西是B型灶最大最集中的分布地，但只见Ba型灶，不见Bb型灶，Ba型还散见于渝东、鄂东等地，Bb型则分布于峡江地区的巫山、秭归、宜昌及蕲春、潜山、南昌等地，独不见于湘西。C型灶主要见于汉水上游的陕南及鄂西北， D型灶则主要分布于鄂东。

从分布来看，横灶的地方特点十分明显，是以横灶的基本灶形结合当地文化特点而形成的地方类型，如C型灶，灶形为横长方形，但其灶面模印的瓢、钩等厨具和鱼、羊头等食物装饰却不见于其他横灶，这种模印装饰是相邻的关中地区马蹄形灶的典型装饰。

从上述资料来看，横灶主要分布于渝东、湘西及鄂西地区，在汉水上游的陕南、鄂东及皖西、赣北也有少量分布（图五）。其中渝东和湘西地区出土较为集中，且为当地陶灶的主要灶形，其他形制都很少见。

渝东地区的横灶出土数量最多，也最为集中，尤以重庆巫山为甚，巫山瓦岗槽汉代墓地三次发掘共出土陶灶32件，有31件为横灶[18]；土城坡汉墓群三次发掘出土29件陶灶，其中28件为横灶[19]；巫山麦沱汉墓群三次发掘出土27件陶灶，22件为横灶[20]；巫山江东嘴遗址两次发掘出土15件陶灶均为横灶[21]。此外，下西坪汉墓群（13件）[22]、乌鸡沟汉墓群（8件）[23]、水田湾汉墓群（8件）[24]、双堰塘遗址（8件）[25]出土陶灶也全为横灶。除巫山县外，奉节县小云盘[26]、周家坪[27]、白帝村[28]、宝塔坪[29]、拖板崖[30]、擂鼓台[31]、白杨沟[32]、赵家湾[33]出土的陶灶也以横灶为主，其他地区如重庆、云阳、万州等地出土陶灶虽数量不多，但基本上都是横灶。可见横灶是渝东地区占有绝对优势的灶形。

与渝东同属峡江地区的鄂西，横灶也较为常见，如秭归、巴东、宜昌等地都有发现，而且距离渝东越近，横灶的比例就越高，如秭归卜庄河出土陶灶16件，横灶就占了15件。而在峡江远端的宜昌，虽然横灶也时有发现，但已不是主要灶形，如宜昌前坪包金头汉墓出土陶灶7件，3件为横灶；宜昌前坪汉墓[34]出土陶灶23件，仅1件为横灶。

湘西也是横灶的集中分布区，湖南龙山清水坪墓地[35]出土形制清楚的陶灶84件，绝大部分为横灶，文中没有以火门作为分型式的依据，但列出的19件陶灶中18件为横灶；湖南洪江市黔城镇张古坳、枫木坪西汉墓群[36]出土形制清楚的13件陶灶中12件为横灶；保靖四方城汉墓群[37]出土12件陶灶中10件为横灶；保靖黄连汉墓群[38]出土8件陶灶中7件为横灶；怀化西汉墓[39]、溆浦县大江口西汉墓[40]各出土8件，泸溪桐木垅汉墓[41]出土7件陶灶均为横灶。

汉水上游的陕南安康[42]、紫阳[43]出土7件横灶，鄂西北的郧县出土4件横灶[44]，另外丹江口[45]、竹溪[46]也分别出土一件横灶[47]，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诸地在汉代均属汉中郡。鄂东地区的横灶发现于蕲春罗州城、黄州太平寺[48]及汪家冲[49]等地，其中罗州城出有8件。与鄂东地域相连的安徽潜山[50]也出有一件横灶，江西南昌[51]曾出土过一件四眼横灶。这种形制的灶几乎不见于他处。

仔细观察横灶的出土地区，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地区均与巴人的活动有关，或是巴人传统的聚居地，或是巴人的迁居地。几乎是有横灶出土的地区就有巴人的踪迹，巴人传统的聚居地也是横灶出土的集中地区。

虽然关于巴人的起源等问题仍然众说纷纭，但关于它的分布地域学界已有共识，“先秦至秦汉时期的巴地，是指被称为巴的一大片地域，即以川东（现渝东）、鄂西为中心，北达陕南，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西部地区，南及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在内的一大片连续性地域” [52]。而这些地区，除现在的贵州地区及鄂西南以外，其他地区几乎均发现有横灶。

西周初期分封的71个诸侯国中就有巴国[53]，其地域大致在今陕南的汉水上游。1984年至1989年陕西省考古所对汉水上游的安康陈家坝、饶家坝，紫阳曹家坝、白马石、马家营，汉阴阮家坝等遗址进行了发掘，以白马石二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与早期巴蜀文化在文化面貌上有许多相似之处，石泉认为此即巴族早期活动地域[54]。战国初期迫于秦、楚的强大，巴人大部南迁至湘、鄂、渝交界处的清江至渝东立国。巴国南迁后，陕南地区依然还有巴人后裔在本地繁衍生息，1986年在陕南紫阳白马石村发掘了8座战国中期的巴人墓[55]，出土了柳叶剑、虎纹戈等典型的巴式器物，可见在战国中期，陕南地区依然有大批巴人生存繁衍。直到秦汉时期，他们依然保留着传统的风俗习惯，《汉书·地理志》载：“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 [56]

春秋晚期楚人沿江向西扩张，巫山地区于公元前634年被楚国占领，楚设巫郡[57]。俞伟超说：“早期的巴文化，东起湖北宜昌，西至重庆市区附近，中心区则在巫山县至忠县、涪陵县一带” [58]。公元前611年巴与楚、秦联合灭庸，巴人得到鱼复[59]。鱼复，杜预注曰：“鱼复县，今巴东永安。”永安即今重庆奉节县。战国时，巴国疆域“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西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地区），北接汉中，南接黔涪” [60]。虽然“巴楚数相攻伐”，巴国疆域屡有变化，但世代居于此地的巴人大部分不会随着疆域的改变而频繁西迁东进，仍然还会沿袭着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这个地区也是横灶发现数量最多、最为集中的地区。

横灶另一个集中发现的地区就是湘西，而湘西是巴人主要的迁居地之一。清光绪《湖南通志》卷八引唐梁载言《十道志》载：“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为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曰五溪”，时为战国中期[61]。虽然对于这段记载曾有过争论，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从战国以后，大批巴人到达了湘西地区，并在此生存繁衍。这一点在考古材料上也可以证明，溆浦马田坪[62]、古丈白鹤湾[63]、保靖四方城[64]、洪江安江镇白虎脑[65]均出有巴人墓葬，目前在鄂西南、湘西地区也出土了大量的巴式青铜乐器、兵器[66]，均为战国中期至汉代。“到了汉代，特别是到东汉，巴人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湘、鄂、川、黔边区发现的大量精美的巴人铜器，大都是这个时代内” [67]，湘西的情况也大抵如此[68]。

到周慎王五年（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灭之。“仪贪巴蜀之富，因亦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秦灭巴以后，巴人的一支迁至今鄂东的黄冈、罗田、浠水、蕲春一带，后来不断有巴人迁入。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年），南郡潳山蛮（居今鄂西渝东一带）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威武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蛮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南郡巫县）蛮许圣等……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万余人讨之……圣等乞降，复悉徙置江夏” [69]，称江夏蛮，又因其安置地点在鄂东的“五水”流域，即巴水、蕲水、希水（今浠水）﹑赤亭水（今举水）、西归水（今倒水），因此又称“五水蛮”，至今鄂东地区还有巴河，浠水有巴河镇。巴人聚居于此，势力逐渐强大，“当六朝之际，五水群蛮，薮聚于此，山川篎结，难驯易扰，江左视之，隐若一敌国云。”可见鄂东巴人势力之盛。

《读史方舆纪要》载，“《水经注》：巴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南，历蛮中而入于江……雩娄，今江南寿州霍丘县下灵山，亦曰大别山，亦曰巴山”。因此在同为大别山下的安徽潜山出有横灶也是容易理解的了。

宜宾地区也是巴人的分布区，崖墓众多，却很少发现陶灶随葬，但在墓葬入口处均于崖壁上凿有石灶，亦为横灶，火门一至三个不等，如宜宾黄伞崖墓群[70]、宜宾山谷祠崖墓群[71]、自贡黄泥土山崖墓群[72]均有此种石质横灶。

陶灶是汉文化的产物，“公元前100年之后（汉武帝之后），典型汉文化进入三峡地区” [73]，三峡地区的横灶基本上也在此时出现。在汉文化进入较晚或影响较弱的巴人聚居区，如鄂西南、黔中地区，很少发现随葬模型明器，更遑论陶灶了。而在汉化相对较早的巴人聚居地，如渝东、湘西、鄂西、鄂东、陕南等地均出土有陶灶，且多为横灶。

渝东地区是巴人聚居的核心区，也是横灶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且在出土横灶的墓葬中，同出有大量的典型巴文化器物，保留了浓郁的巴文化因素。巴人传统的圜底器、尖底器、灯座形器常与横灶共存；峡江地区汉墓中常见的陶釜、铜釜、铁釜即是巴人釜文化的延续，铜鍪、铁鍪也大量见于巴人墓葬，带辫索耳的铜釜、鍪更是巴文化的特色器物，重庆临江西路西汉墓、重庆天平丘汉墓、重庆巫山麦沱汉墓群M29、M22既出土横灶，也出土辫索耳铜鍪、铁鍪，双塘堰遗址出有横灶的M701、M705同时出有辫索耳的陶釜、铜釜、洗；秭归卜庄河出土有横灶的M1，同出有一件极具巴文化特色的虎形青铜带钩。可见出土横灶的墓葬有着浓厚的巴文化色彩。

流散至湘西的巴文化，与占统治地位的楚文化及当地土著文化相互融合，加之时代的演进，面貌与当初已发生很大变化，但仍然保留了很多巴人的传统习俗、器物和纹饰，如巴式剑、虎形铜印、虎纽錞于、钲、编钟等。古丈白鹤湾战国墓的陶器组合有鼎敦罐壶豆、鼎敦壶豆、鼎壶豆、鼎壶钵罐豆、敦壶豆、钵壶豆等多种，不过最核心的组合依然是壶豆，与峡江地区相类。白鹤湾西汉中期墓M13出土有巴式的辫索耳铜鍪，一耳大一耳小，且仅大耳有辫索纹，小耳素面，这种辫索耳铜鍪在巴蜀地区曾广泛分布，在巴县冬笋坝巴人墓M64[74]、涪陵小田溪战国墓[75]都曾发现过，峡江地区的重庆临江支路M5、秭归卜庄河M65、宜昌前坪汉墓M104[76]都出土有大耳带辫索纹的铜鍪，另外在重庆万州区梁上墓群M5和M8[77]、云阳马沱西汉墓[78]、湖北宜昌前坪西汉墓M10和M16[79]均出有耳一大一小的铜鍪。

巴文化特色的铜釜、铜鍪在湘西十分常见，桑植朱家台M6就出有巴人墓中习见的铜鍪，保靖粟家坨13座汉墓就出有铜釜3件、铜鍪5件、铁釜1件[80]，龙山大板墓地出有铜釜14件、铜鍪25件，铁釜3件、铁鍪1件，形制清楚的均为双索辫耳，M26还出有一件一耳大一耳小、且仅大耳有辫索纹的铜鍪；龙山清水坪墓地则出铜釜8件、铁釜12件，铜鍪竟达186件[81]，而且距峡江越近的地区，巴文化因素越明显，“在白鹤湾诸多汉墓中，青铜生活用具（鍪、盆、洗）较少，而逾往上游汉墓随葬青铜生活用具则逾多，如保靖清水坪、龙山里耶大板汉墓中随葬青铜生活器就较普遍。这种现象反映出在地域上受巴文化影响的程度” [82]。且湘西也存在横灶与辫索耳铜釜、鍪共存的现象，如龙山清水坪M31、M78、M87、M135、M150、M172、M173、M191等。

湖南溆浦县茅坪坳M20出土的立耳钵（或称罐、釜）是峡江汉墓中的典型器物之一，如重庆万州安全墓地[83]、巫山胡家包汉墓[84]出土的立耳罐，巫山水田湾汉墓[85]出土的立耳釜等。另外，M20出土的铜釜、博山炉、提梁壶以及M31出土的圜底罐，M32出土的似壶形器的吊瓶都具有峡江地区器物风格，而以上墓葬均出土有横长方灶。湖南桑植朱家台西汉墓中[86]只有两座墓出横灶，即M4、M6，均出有下部有刀削痕的圜底陶釜，这种陶釜在峡江汉墓中比比皆是。

湘西地区随葬鹅卵石的葬俗在峡江地区也能见到，如巫山高唐观遗址西汉墓M35出土的横灶上就放置有鹅卵石[87]。

横灶屡见于峡江地区的巴人墓葬，有人认为它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种器物。但横灶并不只出于峡江地区，远在峡江之外的湘西、陕南、鄂东都有，已非地方特色所能解释。但这些地区也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汉代巴人的分布区域，出土横灶的墓葬多具有明显的巴文化特征。可见这应该是一种民族特色，横灶与巴人有密切关系，应是带有典型巴文化印迹的一种灶形，笔者不揣冒昧，且称之为巴式灶。

从表面上看，巴式灶也是长方形，与中原地区流行的纵长方灶形制相似，关系应更为密切，其实不然。首先，纵灶无论有几个火眼，只有一个火门，一个烟囱（或烟孔），即多行单列；一般情况下，巴式灶有几个火眼，就有几个火门，而烟囱（或烟孔）也有一个或多个，即单行多列或多行多列；其次，纵灶形制为纵长，从火门至烟囱有一定距离，有抽风升温作用，而巴式灶没有纵深，且火门多，非但没有升温作用，而且其散温快于纵灶。

巴式灶与纵灶差别明显，倒是与楚地盛行的另一种灶形关系密切，即曲尺形灶。曲尺形灶集中分布于楚文化的核心地带——江汉平原，此处出土的曲尺形灶数量多而集中，湖北江陵岳山汉墓[88]出土陶灶21件，其中20件为曲尺形；荆门十里铺土公台西汉墓[89]出土21件陶灶中19件为曲尺形，荆州高台汉墓[90]出土10件陶灶均为曲尺形，可见其盛行的程度。

从地缘上看，峡江地区与江汉平原地域相结，唇齿相依，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峡江地区以巴式灶为主，江汉平原流行曲尺形灶，而在两地交界处的宜昌、秭归地区，既出土有巴式灶，也出土曲尺形灶，甚至这两种灶形有同出一墓者，如秭归卜庄河汉墓M81出土有陶灶2件，一件为巴式灶，另一件为曲尺形灶，可见其关系之密切。

从时代上看，曲尺形灶的出现早于巴式灶，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就出土有曲尺形灶[91]，时间为西汉吕后五年（前184年）；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也出土有曲尺形灶[92]，同出的竹牍上有“前元十三年”（前167年）的纪年文字。同出曲尺形灶的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93]、出土10件曲尺形灶的荆州高台汉墓均为西汉早期，而巴式灶出现的时间基本上为西汉武帝前后，即西汉早期偏晚到西汉中期偏早。在时代上巴式灶有受曲尺形灶影响的可能。

从形制上看，除巴式灶外，具有双火门的陶灶只有曲尺形灶了，如上述江陵岳山汉墓出土有双火门曲尺形灶4件，荆门十里铺土公台西汉墓出有双火门曲尺形灶15件，在峡江与江汉平原相邻的宜昌[94]、宜都[95]西汉墓中都发现了双火门的曲尺形灶。而且在蕲春草林山M8还发现了一件曲尺形灶的双火门开在直边，如果不考虑灶的后壁，其形制与巴式灶已基本相同（图六）。安徽潜山彭岭西汉墓M16出土一件曲尺形双火门四眼灶[96]，仅前壁微有曲折，平面形状与D型横灶极为相似（图七）。单纯从形状上看，曲尺形灶很像是横灶与纵灶相叠加形成的形状，似为纵灶至横灶过渡的中间形态。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文化因素方面，横灶的主要出土地区，无论是峡江地区，还是湘西、陕南、鄂东，在不同时期都曾经是楚国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强大、先进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公元前634年楚国占领秭归、巫山，公元前611年，楚联合巴、秦灭庸，即在巫山设置巫郡。战国中后期，由于楚国势力的不断西进，奉节、云阳等地区先后被楚国控制，其范围最西已到达了忠县地区[97]，形成 “江州以东，其人半楚”的局面。在渝东地区发现有大批楚人墓葬即是明证。

《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而“濮在楚西南” [98]，即今鄂西南、湘西一带，鲁昭公十九年（前523年），楚军以武力夺取湘西，设黔中郡。至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蜀守将张若攻占黔中郡，楚国占领湘西达250年。从考古资料看，在湘西的酉水流域，“战国早期仍以土著文化为主；战国中期，楚文化影响到该流域中游湘渝交界一带，直至汉代逐渐消失。在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这一段，楚墓资料反映最明显，几乎占据核心地位” [99]。可见楚文化对湘西影响之深。

陕南地区在战国初年属楚，为防御秦的侵略，楚在西城（今陕西安康市）设立汉中郡，直到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秦于丹阳大败楚军，夺取汉中为止，楚地在汉中地区也统治数百年。

春秋中期前后，楚开始进入鄂东地区，春秋战国之交控制并于此后一直统治整个鄂东地区[100]。由此可见，巴式灶的出土地域，除了巴人聚居区的特征外，还有楚文化的强烈印迹。

入汉以后，楚风日盛，从玉器、漆器、陶俑、画像石乃至乐舞、汉赋，无不带有浓重的楚地痕迹，与楚地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巴地受楚风的影响更重一些，也应在情理之中。

从上述地域、时代、形制及文化因素诸方面来看，巴式灶应是受到楚文化曲尺形灶的影响，具有浓厚巴文化特征的一种灶形。巴式灶的四种类型，应是巴式灶与本地文化相融合而产生的地方类型。巴式灶与中原地区典型的纵灶虽然同属长方形灶，但在文化内涵上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石器时代东亚大陆与岛屿玉器文化互动研究”（17BKG009）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