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9日下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名单揭晓，奖项授予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以表彰其“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

戈尔丁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话题，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她的研究大多是从过去的角度来解读当下，并探究当前关注问题的起源。

她收集了200多年的数据，首次全面介绍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她的研究揭示了变化的原因以及剩余性别差距的主要来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性别差异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的总裁刘倩在最新的分享中，讲述了自己与劳迪娅·戈尔丁教授的学术交流经历，分析了性别经济学研究中宝贵的女性视角，并力荐了戈尔丁的新书《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我们该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为什么男女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持续存在？女性如何面对生育带来的困境？男性是否也应该休产假？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怎样的平等？

关于这些问题，以下是刘倩带来的精彩分享。

刘倩｜ 撰文

经济学博士，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我看到了中国女性敢于说“不”

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一个人，因为获奖者巨大的创新贡献，同时也会激励更多的经济学家，带动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疫情前我见戈尔丁，是在瑞典参加一个性别劳动力市场的研讨会。其实性别议题在很多年前就开始被经济学家们研究了，但它还没有成为那么大的主流。这次因为她的获奖，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人关注。

例如研讨会上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探讨成功女性的婚姻。比如奥斯卡奖有一个著名的“爱情奥斯卡”魔咒，很多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人，一旦获奖马上就离婚了，有十天里发现婚姻问题的，有几个月就离婚的，比例非常高。可最佳男主角就没有这个现象，我把这篇文章叫离婚经济学。

我来简单介绍下这篇文章主要内容。比如说有两波女性，她们同时去竞选瑞典各个城市的市长。完全是因为偶然的因素，一波女性成为了市长，一波女性没竞选成功。然后我们去对比接下来她们婚姻的变化。成为市长的女性，在接下来两到三年之内，她们的离婚率提高了一倍以上。但同时我们看到，成为市长的男性和没成为市长的男性，成为市长的男性，婚姻稳定度要更高。

这是非常漂亮的因果关系，另外还有双重差分。即便在性别平等做的全球领先的瑞典，当女性成为市长后也会受到额外的歧视。其实这篇文章里面讨论了三组女性，成为市长、竞选国家议员、成为CEO三组都是成功的女性离婚率增高，但成功的男性离婚率相反降低，因此男女之间的“成功”的差别，或者说歧视，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我和克劳迪娅聊到这篇文章时，她甩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离婚是一件坏事？”我当时就愣住了！

当然，离婚对人生过程来说，的确是非常不稳定的事件，我们都希望所谓的岁月静好。但如果这是错误的婚姻，提前结束它去开展一段新的生活，这其实是更好的。我们一直带着一种观念，似乎离婚是错的，是不好的，甚至是丢人的。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概念，叫沉没成本，不要因为我已经和这个人结婚很多年，就舍不得之前的时光和在这个人身上的投资。如果是错误，你继续投资，你的成本会更高，如果你把它画上句号，再开展一个新的生活，其实是更值得的。错误的婚姻是个黑洞，会让你变差。而离婚大不了就是回归自己，还有可能找到新的光明。随着中国近年来离婚率的提高，我们看到了现在的中国女性敢于说“不”这件事情。

在讨论生育问题时

更应该关注性别平等

克劳迪娅还跟我推荐了另一篇文章，是关于女性生育的。经济学里有一个词叫做“生育惩罚”，这个词近年来才有人关注，特别是进行女性研究的学者才会关注。简单来讲，女性生育后，职场通常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收入下降，就业率降低等等。平均来讲，参考例如丹麦的一个的研究，女性生育后的年收入减少约为生育前的31%，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然后在接下来的2—10年，年收入减少约为生育前的12%。

首先，女性只要生育，接下来收入就会降低，而且这是持续性的，是一辈子的。

第二，第1年和第2—10年是不一样的。第一年降低更多是因为刚生育完女性降低了工作时长，从时长角度来讲收入是降低的。第2—10年，因为孩子需要养育，更多时候是妈妈选择找一份工作不太累的，离家比较近的，时间更灵活的工作。

在刚刚提到的那篇文章里，看到一个和中国相关的情况，任泽平等老师们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讨论了中国的生育成本。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重要尝试，他们研究计算，生一个孩子的平均直接成本是48万。可这就是典型的缺失性别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传统的男性经济学家在讨论生育问题的时候，他们讨论的是奶粉贵了多少，房子贵了多少，孩子的教育贵了多少，都是直接的生育成本。我和北大赵耀辉老师（也是中国女经济学家协会联合创始人）和张晓波老师提出生育惩罚的重要性，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考虑生育的间接成本。并不是说我今天花出去了多少钱，而是因为我生育了少赚了多少钱。所以在讨论整个生育成本里，不能只考虑直接成本，而也一定要考虑其他间接成本，当然还有其他不确定的成本，包括离婚可能性提高，包括孩子抚养权的争夺，那都是不确定性。

从克劳迪娅跟我提的生育惩罚的角度来讲，按照我刚才说的12%—30%的比例借用过来，他们的研究结果说生一个孩子直接成本是48万，而我们的研究是57万，这个间接成本比直接成本要更高。很多经济学家，或者说传统的男性经济学家在讨论生育问题，缺失了很多女性的视角。撇开那些不确定性成本，仅仅是生育惩罚这一块的成本就已经远远超出直接奶粉教育的成本，从直接成本的角度提出的政策建议其实会缺失很多。所以在关于生育的讨论中，我们应该考虑性别平等。

戈尔丁获奖后

我希望更多女性能参与进来

我来自山东，文化积淀很深，非常传统的地方。后来在瑞典读博士，瑞典是性别平等做得最好的国家。还去伯克利做了一年访问学者，非常有幸跟随两年前因为劳动经济学研究获诺奖的戴维·卡德做研究。伯克利是非常自由开放的学校，我看到了很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在瑞典，同宿舍里的瑞典女生，自己扛着自行车就上楼了，坐在宿舍地上敲敲打打修自行车。那一幕我是很吃惊的，我们的习惯思维是找一位男同学来帮忙。

我自己对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非常感兴趣。这些领域里的女性经济学家比例要高很多。即便如此，在性别方面，国际上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比例依然是非常低的，这是一个女性视角的缺失。

克劳迪娅·戈尔丁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影响了我的一篇博士论文的内容。那时候国内有一种说法，说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后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世界上有四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以及敢娶第三类人的男人。所以作为一个女博士，我的想法很直接，就是要用经济学来证明他们是错的。然后我就去找这方面的数据和研究，去做证明，去看，是不是真的读到本科或者研究生，她们结婚率就更低？我后来非常开心地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她们的收入也提高，找到的老公的收入也提高，等等。大量相关文献也有类似结论，就是高学历女性会相对推迟婚姻年龄，但婚姻会更稳定幸福。

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都会找现在国际上的顶级大师都有谁，读遍所有相关文献。克劳迪娅真的是几十年前大家就已经关注到的经济学明星。

我今年夏天曾写了一篇十对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家夫妻档的文章，真诚地预测她今年会获奖。当时我还和她写邮件沟通，和她分享。

她说，“经济学夫妻档很长的，只写十对肯定很难挑选。其实名单这么长，而女经济学家的数量这么多年依然这么少，是很有意思的—现在1/3的经济学研究生以及博士生是女性，而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这个比例只有5%。女经济学家和男经济学家结婚的比例比其他男性主导的行业要高很多。我觉得是因为大家看待世界的方法都很类似，心理思考也一样（和其他行业不同）。这说明男女经济学家们更希望和对方结婚，只是女经济学家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