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爱尔森毕生专注于内陆欧亚历史与文化研究。他通晓英、法、俄、拉丁、波斯、阿拉伯和中文等多种语言文字，曾参与撰写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其著《蒙古帝国的商品与交换》《蒙古时期欧亚的文化与征服》《欧亚皇家狩猎史》均影响深远，颇具启发。由于其卓越的学术贡献，爱尔森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奖、古根海姆奖等殊荣。《珍珠在蒙古帝国》是他晚年病中撰著。遗憾的是，在英文版面世前两个多月，爱尔森便与世长辞。

正如译者马晓林老师所言，《珍珠在蒙古帝国》是爱尔森的最后一部著作，呈现出其著作一贯的风格，广征博引，利用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俄文一手史料，笔法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本书用珍珠串起了蒙古时代的欧亚世界，实际上也涵盖了上古乃至现代的珍珠历史。诚如有学者评论的，本书对蒙古帝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史提出了新见卓识。从更长的历史时段而言，本书不仅关注东西方向的交流，更是着重揭示了南北方向文明交流、跨生态交流的重要性。……其资料之丰富，格局之宏阔，令人肃然起敬。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古帝国，在鼎盛之时，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疆域最广大的陆上帝国。作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权，它的影响力和声望远播域外。蒙古宫廷因而能够招致北至亚极地、南至亚热带的自然物产和文化产品。即使在帝国分裂之后，接续它的元朝仍然保有这种实力。欧洲史料记载，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在元大都以北地方乘坐大象，飞放鹰鹘。这戏剧化地证明了蒙古人有能力获得欧亚主要生态地带的珍稀物产。到那时为止，蒙古帝国可选择的物产范围之广，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与之相提并论。这些物产中，最美丽、最珍贵的资源之一是珍珠。从马可·波罗及其他许多人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珍珠在蒙古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本书上部“从海洋到草原”考察珍珠在蒙古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这种海洋珍宝，不仅市场价值颇高，同时承载了意识形态层面的诸多含义。成吉思汗及其后裔赏赐的珍珠，作为一种政治货币，吸引并回馈一大群来自欧亚各地的各色臣僚。

帝后肖像中大肆使用珍珠，表明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装饰耳环、项链、服装，更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这一主题将在关于珍珠的获取、展示、再分配和政治文化含义的章节中进行探研。此外，我还会考察一些迄今未得到关注的课题：最重要的是，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蒙古宫廷中，宝货积聚的数量、经营和移动；以及不加节制的消费理念在其核心支持者中的出现。创造出不断增长的期待并使之得到满足，这构成了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治国的核心特征。

本书下部“比较与影响”将流通模式以及帝国所施加影响的本质放在更宽广的时间和比较框架中，以便确定较长时段的趋势和模式。若从长时段勾画进入内亚和草原的珍珠，两种相辅相成的视角尤有价值。第一种视角是最先由琳达·沙费尔阐发的“南方化”（southernization），即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之间印度洋沿岸文化特征向北传播，其中包括海洋产品和亚热带产品及相关技术。珍珠的流动，正可视为“南方化”大过程中的一环。学者甚至会扩大这一流动的地理范围和时间深度，认为南方化是欧亚文化史的一个古老而永恒的基本特征。这种方法提供了另一个益处：对于自然和文化商品流通的考察往往关注东西轴线，南方化的论点则将注意力转移到南北轴线。

大卫·克里斯蒂安采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来探究同一问题，认为除了广为人知且被广泛接受的东西方“文明交流”（civilization exchanges）之外，应同样重视南北“跨生态交流”（trans-ecological exchanges），即在自然和文化历史截然不同的大陆区域之间的货物运输。后者研究虽然相对较少，影响却毫不逊色。而且他正确地总结道，这两种运动很容易合并，形成一个互动的、整合的、跨越大陆的交流网络。

通过这些视角，珍珠的流动可以用来深入探研一个密切相关的长时段历史问题——陆上贸易与海上贸易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目前的案例中，蒙古帝国与南方海洋的积极交往，便阐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无论是在成吉思汗时代之前还是之后，珍珠与其他商品和贵重货物在大陆上都是平行流通的。

相同的方法对解决其他问题有所裨益。首先，它将有助于证实历史上各帝国政治文化中使用奢侈品的相似性。正如其他人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前现代的条件下，奢侈品是政治动员的必需品，在建立藩属关系网和营造宫廷文化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奢侈品在帝国中心的政治经济中至关重要；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这种商品的流通对地方和区域经济的影响。在这方面，珍珠的历史也颇具启发性，关乎其他种类的奢侈品的流动及计划外的经济后果。其次要影响通常表现为本地生产、成本较低的替代品和仿冒品。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些关于特定商品和地区的研究，但更全面地认识这种生产的频度及其扩展的地理分布对于欧亚大陆经济史的意义，需要一个更为宏观的比较视角。

追踪珍珠在不同时间的流通，可以洞悉其长期价格波动。尽管这本身就很有趣，但这些波动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尤其是不同的交换方式（战利品掠夺、朝贡制度、市场机制以及互惠赠礼）在前现代经济中的相对权重和重要性。在蒙古时代，所有这些模式都在发挥作用，并且相互影响很大。这为比较研究其他名贵商品的流通，开辟了另一条生产线。

珍珠还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另一种研究得不多但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前现代交通和通信条件下打造跨文化营销策略。在许多案例中，营销策略大量利用了在旧世界广为流传的神话和传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长距离交换中，所有事物都伴随着一个故事，并且所有这些故事都有着商业用途。

珍珠的故事必然要求研究蒙古人与海洋的历史，这引出了一个重要但尚未充分解决的问题：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统治着广阔而多样的领土，他们如何从环境和文化特征截然不同的土地上开采资源？这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他们的政策目标、人员选择和资源动员技巧的变化？答案充分说明了蒙古人的适应能力和成功。

最后，将这些比较结合起来，将有助于从一个恰当的历史视野看待蒙古帝国的形成。因为蒙古人的帝国事业在某些方面具有开创性，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所以关于它的历史视野有时模糊不清，或是招来误解。然而，蒙古人的事业并非从天而降，他们广为利用既有模型，建立在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久已普遍共有的帝国传统之上。珍珠也有助于识别和阐明这些关联性和连续性。这又使我们能够更精确地回答三个深入且密切相关的问题：蒙古在草原历史上的特殊性，蒙古人与海洋空前的接触，以及总是被讨论的“蒙古影响”（Mongolian impact）——他们留下了一系列极为多样化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供其臣民与后继者思考、选择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