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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衍，字世昌，北宋山阴上虞驿亭(今绍兴)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进士。初任平遥、乾州、凤翔等地方官，很有治绩。后以太(公元1039年)，知永兴军。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4个月后，杜衍就被免去了宰相职务，改任尚书左丞、知兖州。杜衍拜相仅仅120天，成为北宋时期任相时间最短的宰相之一。 就在杜衍被罢相的同一天，参知政事范仲淹和枢密副使富弼，也被免去职务而出任地方官。所不同的是，他们两人都是自己要求罢免政事的，而杜衍则完全不知自己被罢相一事。原来，当天夜里，宋仁宗直接给翰林学士承旨丁度下达了起草制书的任务，并传旨将学士院门锁上以防泄漏消息，直到次日正式宣布免职决定时，杜衍才知道自己丢掉了宰相的职务。 关于杜衍被罢相的原因，丁度起草的制书中说得十分明白，那就是杜衍“自居鼎辅，靡协岩瞻，颇彰朋比之风，难处咨谋之地”。意思是说杜衍自从被任命为宰相以来，没有协助皇帝规划宏图远略，却使得朋比党附的风气大为盛行，因此难以继续处在征询谋略的宰相位置上。 制书中所述的“朋党”问题，北宋时期尤其是宋仁宗在位期间，君臣间对此一直争论不休。皇帝害怕“朋党”的心态从来都是相通的，因为他们坚信“朋党”必然 对于上述“朋党”问题，欧阳修曾写过一篇《朋党论》，驳斥所谓“朋党”之说。其实，当时被指为“朋党”的人，与其说是“同党”，不如说是“同道”。其中，范仲淹就是一个胸怀宽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样的为人之道正是欧阳修所赞赏的。因此，对于范仲淹这个“朋党”中的头面人物，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替他讲了话。然而，此文也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作用，使得宋仁宗对“朋党”问题更加警惕和厌烦。不仅范仲淹、富弼等人因“朋党”问题被迫离开朝廷，现在杜衍又被认定是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后台而受到了贬斥。 杜衍被罢相一事虽然是因“朋党”问题而起，但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却是所谓的“焚劄灭迹”事件。要说清楚此事，还得从杜衍刚刚担任宰相时的一件事说起。 杜衍被任命为宰相的同时，资政殿学士、知青州陈执中也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相当于宰相的副手)。这一任命本来十分平常，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它居然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并为以后的政局发展埋下了祸根。 如果说，杜衍担任宰相是众望所归，那么，陈执中出任参知政事就不那么顺利了。谏官蔡襄、孙甫等人对陈执中出任参知政事一职表示强烈反对。他们争相上奏，说陈执中性格刚愎，没有学问，不可任用他执掌朝政。宋仁宗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执意派宦官拿着任命书到青州催促陈执中来京赴任，并且带皇上口信说：“朕任用爱卿，满朝官员都认为不行，朕没有理会他们的闲言碎语，坚持要用爱卿。”第二天，谏官们上殿，打算再次论说此事。宋仁宗却铁青着脸对他们说：“莫非还想谈论陈执中的事情吗?朕已经派人去青州召他入朝了!”听了宋仁宗的话，谏官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再说什么。 谏官们没能轰走陈执中，带头“起哄”的蔡襄和孙甫却呆不住了，分别向宋仁宗递交了辞呈，请求到地方上任职。孙甫递上辞职报告后不久，就出使辽国去了。 陈执中进入朝廷后，自恃有宋仁宗撑腰，根本不把宰相杜衍放在眼里，每每议事总与其唱反调。当初，蔡襄、孙甫请求出外任职一事被交付中书省议处，杜衍等人考虑到谏院人手不够，过了几天，便借汇报工作之机，当面向宋仁宗请示道：“谏院如今缺人，能不能暂留下孙甫等人在谏院效力?”宋仁宗没作明确表态，只是勉强点了点头。杜衍回到中书后，立即让秘书起草劁子，通知孙甫等人照常到谏院上班。 劄子是唐宋时政事堂(宰相集体办公和议政的地方)关于人事任用的一种公文文体，而宋朝中书省用人时，又分为“堂除”和“部注”两种方式。“堂除”就是政事堂直接任命，“部注”则是通过人事主管部门经办的任命，同样置于宰相的领导之下，但“堂除”的方式更直接地体现了宰相的用人意志。 当时，中书有两位宰相，一位是杜衍，另一位是章得象。章得象做宰相已经多年，是一位儒雅的长者，脾气不急不躁，历来循例办事。劁子写好后，送请章得象签名，他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按规定，“堂除”用人，参知政事也要在劄子上签名。可是当秘书拿着劄子请陈执中签名时，陈执中阴阳怪气地说：“圣上并没有这方面的明确旨意，此事应当再次请示皇上，为什么这样着急?”秘书回去禀告杜衍，杜衍仔细一回忆，想起宋仁宗确实没有明确表态，一气之下，赶紧把劄子给烧了。陈执中由此借题发挥，诬陷杜衍说：“杜衍与蔡襄、孙甫二人结为朋党，想留他们在谏院工作，等臣觉察其中内情后，他就将劄子烧了，以灭罪证。”宋仁宗听信了陈执中的谗言，结果，不仅蔡襄和孙甫被发落到地方上任职，杜衍自己也丢了宰相的官职。 由于陈执中视蔡襄和孙甫等人为不共戴天的仇人，而孙甫原来又是杜衍举荐任用的，陈执中不肯在留用孙甫等人的劄子上签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得知陈执中反对后，杜衍不容分说就将劄子烧了，却真的把人给弄糊涂了，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其实，只要熟识宋朝中央对用人权的划分，就完全能够理解杜衍为什么会这样做了。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凡立后妃，封亲王，拜宰相、枢密使、三公、三少，除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加封，加检校官，并用制。”也就是说，皇帝只负责任命高级和要害部门的官员，其余官员的任命一概由宰相和有关职能部门负责。 中书既然没有“堂除”谏官的权力，杜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老宰相章得象又为什么愿意签上自己的名字呢?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一是这次是留用官员而不是任用官员；二是宋仁宗已授权中书拿出具体意见；三是宋仁宗是否点头答应了此事(即准许孙甫等人继续留在谏院工作)。如果答应了，杜衍等人的做法就合乎法定程序，如果没答应，就要另当别论。杜衍等人当然认为宋仁宗是答应了此事的，而陈执中强调宋仁宗没有明确答应此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由此看来，杜衍想留孙甫等人继续在谏院供职，虽然多少有些私心，但不能说完全不符合程序。假如杜衍每临大事心有静气，当时头脑冷静一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将劄子焚毁，而是依据陈执中的意见，再次向宋仁宗请示汇报，然后依情斟酌处理，也许就不会出现后来的被动局面了。正是这一明显情绪化的举动，使杜衍最终落下了“朋党”之名，这其中的教训，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 （免责声明：本文来源已经注明。转发旨在分享、裨益大众、致敬作者！如有不妥，请及时告知，我们将第一时间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