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九霖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对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水平表达了深深仰慕，同时提出一个疑问：中国古代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如此多的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文一教授的《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以下简称《密码》）便是对这个问题的全新回答。

《密码》 的新视角

不得不说，《密码》是一本独特的磅礴巨著。作者从一个特别的视角、以一个全新的思路，提出了一个新颖观点。

针对科学革命为何发生在欧洲而非中国这个“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谜）”，文一教授认为，不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自由、理性思维，而是因为长期处于和平富足的大一统环境，缺乏参与国际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的意志以及“困而知之”的压力。

《密码》总体逻辑可分解成4个层面：

1.欧洲近代科学革命源于欧洲各国战争造成的需求；

2.战争需求促进了商业发展，形成战争—商业之间彼此需求与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

3.国家支持，即所谓“国家竞争体系”；

4.缘于中国的火药、火炮输入。

文一教授认为，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作者从枪炮、战争的角度，推导出西方崛起的“真实”原因是：“高频率、高烈度和基于火药与枪炮的新型热兵器战争，将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上千个闭关自守、愚昧落后的封建城邦国家，锤炼成了二三十个强悍的、中央集权、奉行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统一民族国家和海上强权。不是流行历史观所说的西方法治、理性、正义，东方专制、迷信；也不是流行历史观强调的‘英国大宪章运动’和‘英国光荣革命’所引起的。”文一先生还说，所谓西方是靠“民主、自由、法治”崛起的理论，不过是一个被西方种族主义的“集体潜意识”所包装和炮制出来的巨大神话。

疑窦与迷思

读过文一教授的著作之后，我茅塞顿开，同时，也疑窦丛生、迷思满脑。我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如果说战争和枪炮是科学革命的密码，为什么中国在蒙古帝国时期没有爆发科学革命，也没有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

蒙古帝国时期，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其疆域远超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从圣武皇帝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50多年的时间里，以总数不到40万人的军队，先后灭亡了40多个国家，征服了720多个民族，所消灭的各国军队数超过千万人，所征服的各民族人口数目达6亿人，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蒙古帝国。其稳定时期版图面积超过3500万平方千米，版图最大时期面积超过4500万平方千米。相比之下，现在整个亚洲的陆地面积(包括所有岛屿)也不过4400万平方千米。可是，战争中已经使用“枪”和“铳”以及火药的蒙古帝国，为什么没有爆发“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按照文一教授的观点，即枪炮、战争是西方崛起的“密码”，那么，为什么这个“密码”却在使用热兵器的蒙古帝国失灵？

第二个事例是，相比于蒙古帝国的能征好战，公元10至13世纪的并非好战的“两宋时期”，却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科技史的黄金时代。

有人用两个数字来说明宋朝的科技成就，即：一个科学巨人，三大改变世界的发明。一个科学巨人就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沈括；三大改变世界的发明就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与应用、火药配方的改进和完善。

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他不仅试验、研究了4种指南针的装置方法，还发现了地偏磁角的存在。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发现地偏磁角存在的学者，比欧洲人哥伦布发现这一现象早了整整400多年。至于三大发明对整个人类的贡献，引用马克思的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宋代的科学成就遍及科技领域的各个分支，从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医药、农学等学科，到机械、造船、航海、印刷、陶瓷、建筑、纺织、冶金等技术工程，无不有着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前无古人的纪录。

我认为，“两宋时期”科技发达的原因是：国家的安定、民族的融合、国际的交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兴盛，而并非“枪炮、战争”。两宋时期的科技成就，也不是“国家竞争体系下长期军备竞赛的产物”，以及“国家赞助、科学家团体与军备竞赛”那些所谓欧洲科学革命“密码”的结晶。

一家之言

我赞赏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即：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但不认同文一教授把“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画成等式，乃至得出结论这就是科学革命的“密码”；也不一定认可其所说的那种“社会需求”仅仅是“把数学应用于军事和枪炮工业、应用于描述炮弹轨迹的社会需求”。社会需求除了其所言军事与炮弹需求之外，还应该有社会对物质生活和财富的极大需求等。

当文一教授提到“最大动力”，千万不要理解为“唯一动力”。而较长时期所流行的历史观所说的民主、法治、理性、正义、和平、稳定、开放、交融等，也都是科学革命的重要条件，同样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动力。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是科学革命最不可缺少和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文一教授所言“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二者相互支撑就是明证。总之，一时一事的发展、一个时代的变迁，决不是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各种综合因素在一个特定时段、特殊条件下合力影响的结果。

我个人不成熟的思考是，和平孕育科学；战争诞生思想。拉长时间轴来看，欧洲17—18世纪（战争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所创出的科技成果是非常有限的，远远赶不上和平时期所创出的科技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从思想创造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成就了很多伟人思想家及其作品；中东亚述埃及战争时代成就了两大宗教文明，即是“战争诞生思想”的有力证明。文一教授在书中讲：“其实，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恰好也是中国历史上科技飞速进步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科技进步远远赶不上相对稳定与和平的“两宋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创新成果。

最后，引用文一教授的话作结束：“中国人必须有勇气承认西方近代的辉煌崛起和对东方文明的超越。但是，只有在真正搞懂西方为什么能够崛起和超越时，才能真正读透西方并找到反超的道路。”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