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在发展之初就受到了西亚的影响。公元前6500—前6000年间，地中海东岸黎凡特地区连年干旱，致使部分居民迁徙到埃及。他们把早已驯化的大麦、小麦、绵羊和山羊带到埃及，从此揭开了当地农业革命的序幕。前王朝时期(对应涅迦达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3000年)，在上埃及河谷地区从希拉康波利斯经涅迦达到阿拜多斯这段不足250千米的尼罗河两岸，古埃及文明的火种得以点燃并最终以燎原之势扩散到上下埃及全境。正是在涅迦达文化的中晚期，来自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元素在古埃及崭露头角。
古代两河流域对古埃及文明影响的讨论始于1923年的一篇新闻报道：著名考古学家皮特里(Flinders Petrie，1853-1942)认为卢浮宫博物馆收购的一件文物——戈贝尔·艾尔—阿拉克刀柄(Gebel el-Arak Knife Handle)——证实了埃及王朝的创立者，即所谓的王朝人种，来自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地区和伊朗西南部的苏萨。该刀柄象牙材质，长约25.5厘米，宽约4.5厘米，可能属涅迦达文化III期(约公元前3200—前3100年)。皮特里基于这一刀柄对古埃及历史起源的阐释早已过时，但刀柄正面上方图案中一名成年男子双臂分别搏击两头狮子的主题毋庸置疑来自两河流域，男子连面蓄须、头系宽边发带、上身赤裸、下身着过膝长袍的形象，同样具有显著的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特色。此图像的两河流域风格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有学者提出刀柄乃两河流域的工匠在埃及所制。
同样的驯兽者主题还出现于希拉孔波利斯第100号墓的彩绘壁画。虽然墓室的建筑特点指向涅迦达文化II期(约公元前3500—前3200年)，但壁画风格属于III期。其中一幅画面有一位通体红褐色、腰系白带的男性用双臂分别与两头站立的狮子做搏击状。这被认为是古埃及艺术借用外来元素的最早案例。埃及同时期的本土图像艺术更具自然主义的风格，这类外来主题与之相比具有一定独特性。 除搏击猛兽的驯兽者外，其他来自两河流域的图像主题还包括：长颈猫科动物、带翅膀的狮身鹰首兽、盘绕花朵的蛇以及行进中的动物行列。在那尔迈调色板这一埃及前王朝时期最著名的文物上，就出现了一对长颈猫科动物的形象：它们的长脖互相交缠，其间的凹槽形成一个调色碟，颈部靠头的位置各系着一根绳，都由一位男性拉住。一对高度相似的长颈缠绕的动物形象同样出现在两河流域乌鲁克时期的一枚碧玉滚印(cylinder seal)之上。那尔迈调色板也出土于希拉孔波利斯，在一处神庙遗址掩埋宝藏的地方被发现。传统解释认为它表现了上埃及国王那尔迈征服下埃及并最终统一埃及全境的进程，但更新的学说强调浮雕反映的并非上下埃及统一的特定历史事件，而是象征着国王率军打败敌人的一般化战斗过程。 上述传播至埃及的图案在两河流域的重要载体是滚印，它是两河流域独创的印章形制，目的在于使印章图案及铭文在泥球或泥板表面的面积最大化。在埃及迄今为止已发现了20枚左右两河流域风格的滚印，其中部分可能是出自埃及工匠之手的仿制品。涅迦达遗址有两处墓葬，一处同时出土了滚印和青金石，滚印图案类似于两河流域南部拉格什和伊朗西南部苏萨所发现的滚印的图案；另一处墓葬中的滚印，其图案类似于两河流域南部的乌尔和北部的高拉(Tepe Gawra，摩苏尔东北20余公里)以及叙利亚境内布拉克遗址(Tell Brak)所出土滚印的图案。上述墓葬中的滚印年代都约为涅迦达文化II期的中晚阶段。 青金石质地的印章是两河流域滚印中最昂贵的种类之一。在公元前4千纪的西亚和北非，青金石最可能的来源是阿富汗东部的巴达赫尚省(Badkhshan)。在古埃及前王朝15000处左右墓葬中，约167处出土了青金石(比例略高于1%)。考虑盗墓以及早期发掘报告欠完备的因素，以青金石为陪葬品的墓葬比例应该更高。但到了古埃及第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000—前2890年)，青金石的分布范围缩减，仅出现在最顶级的社会精英成员的墓葬中。在随后几个世纪，青金石甚至从古埃及墓葬中完全消失。它再度出现是在第四王朝法老斯奈夫鲁(约公元前2613—前2589年在位)的王后墓中。在本文涉及的时段内，阿富汗东部是唯一已知的青金石产地。因此，追踪考古发现中的青金石有助于重构中亚、伊朗、两河流域和埃及之间的贸易路线。 在整个埃及前王朝时期，在阿拉伯半岛都未发现青金石的考古遗迹。因此现有模型推断，青金石首先从阿富汗经伊朗高原运抵两河流域，再转运至两河南部居民在叙利亚建立的殖民地(详见下文)，最后经海路从黎凡特北部(如叙利亚遗址杰贝勒·阿鲁达(Jebel Aruda))到达埃及。两河流域最早的青金石实物则回溯至公元前6千纪晚期，是一些发现于北部亚明遗址(Tepe Yarim)的念珠。在公元前5千纪至前4千纪中期之间，两河流域北部垄断了上述陆上青金石之路，仅在高拉一处遗址就发现了500余件青金石的念珠、印章和镶嵌物。虽然青金石原料并非两河流域的特产，青金石文化却首先绽放于该地区并传播到古代近东其他区域。在两河流域，青金石被赋予了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并与神祇和王权密切联系在一起。
古埃及前王朝对应于两河流域的乌鲁克时期(约公元前3900/3800—前3200/3100年)。此时的两河流域以南部城市乌鲁克为中心，经历了一个社会突变和飞速发展的阶段，学术界称之为“乌鲁克扩张”(Uruk Expansion)。在此之前，两河流域南部与北部、伊朗西南部以及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在定居点的绝对规模和定居点相互间的差异上并没有显著不同。但到了公元前4千纪下半期，两河流域南部冲积平原上的政治组织(polity)在整体规模、内部分化程度以及定居点的等级结构上都远超古代近东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进入公元前4千纪晚期，两河流域南部已发展出相互竞争的若干城邦，它们政治上分裂但文化上彼此相近，同时还向外扩张。两河流域南部最早的苏美尔文明从此腾飞，在城市化、社会政治复杂化和经济差异化等方面均领先于世界。
两河流域南部的经济增长始于公元前5—前4千纪早期，主要贸易品是地方性特产，如羊毛及其纺织品、皮革制品、奶制品、谷物、蔬菜瓜果、亚麻纺织品、各种熏鱼或咸鱼、禽类以及芦苇制品，这些物产分别来自游牧部落、农业定居人群以及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入海口沼泽地带的居民。第二阶段始于公元前4千纪中期，此时精英阶层的社会意识增强，贸易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降低，各群体都利用前一阶段积累的剩余产品和人力资源进行生产，以取代从周边乃至两河流域以外地区的进口。这一使用当地产品替代进口物品的机制促进了经济发展。第三阶段则是公元前4千纪下半期，特点是对外贸易的大幅度增长。此时两河流域的羊毛织物在周边地区大受欢迎，需求强劲。加之驴被驯化为驮兽，其负重至少是人的两倍，大幅提升了长途运输能力。这两个刺激因素在后来公元前2千纪早期两河流域与小亚细亚的古亚述贸易中都有明确证据。 随着地方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南部乌鲁克的居民开始迁入两河流域周边地区。他们最初组成小规模的移民社群，生活在当地的资源开发或调运中心。他们进而控制了当地的这类中心，将其建设为跨地区的贸易枢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乌鲁克殖民者白手起家，在一片处女地上建立定居点并沿袭两河流域的社会和城市习俗。判断这些定居点与两河流域南部有关的主要依据是物质文化材料，包括建筑、陶器和雕刻作品的风格，以及陶筹和滚印的使用等。 最后一类乌鲁克居民白手起家建立的定居点，在考古遗迹中最易辨认，主要坐落于土耳其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的幼发拉底河河畔，周围环绕着小规模的乌鲁克村落群，为其提供农业和畜牧业产品。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叙利亚境内的哈布巴·卡比拉(Habuba Kabira-süd)和附近规模更小的杰贝勒·阿鲁达，两地距幼发拉底河的传统渡河点迈斯凯内(Meskene)都不远。杰贝勒·阿鲁达是一处乌鲁克晚期新建的定居点，占地略大于3公顷，所在的小山包俯瞰幼发拉底河河谷。它的主要建筑是规模较大的民居，显然是精英人士的住宅，说明该定居点可能是哈布巴·卡比拉的行政中心。杰贝勒·阿鲁达南面约8公里处就是同期大得多的定居点哈布巴·卡比拉。它同样是一处乌鲁克晚期新建的定居点，初期面积约为6公顷，后来扩张加倍，建有防御工事且规划整齐，居住区、产业区及行政区界限分明，显然是人为规划的成果。防御工事外还延伸出一大片居住区，面积最大时达22公顷。 上述三类遗址——有乌鲁克居民居住的当地定居点、乌鲁克居民控制的当地中心、完全由乌鲁克居民建立的定居点——的功能引发了诸多讨论。它们可能是出于各种原因离开两河流域南部的居民所建立的住所，也可能位于两河流域南部与周边地区进出口产品的商业要道附近，同时还是各种信息和情报的汇聚点。前两类规模较小的定居点在个人或团体的投资范围内，但像杰贝勒·阿鲁达和哈布巴·卡比拉这类新建定居点应该得到了两河流域母邦的财力和人力资助。 乌鲁克扩张过后，接踵而来的捷姆迭特·那色时期(Jemdet Nasr，约公元前3100—前2900年)是两河流域发展相对缓慢的年代。自公元前2900左右开始，两河流域进入了城邦争霸的早王朝时期。
近几十年间，研究两河流域与埃及早期文明交流的重点在于探讨“乌鲁克扩张”期间两河流域对埃及的影响，以及居间的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定居点、村落、市镇乃至城邦在两地间的物资流动和文化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阿拉伯半岛的角色还有待深入探讨，但也不容忽视。
考古人员在南黎凡特考察或发掘了约40处关乎古埃及历史初期的遗址，它们基本分布在后世古埃及人称之为“荷鲁斯之路”的东地中海沿岸的狭长地带。埃及风格的建筑遗迹和来自埃及的陶器(那尔迈的名字在陶片上最常见)都有发现，还有类似堡垒的设施，其目的可能就是保障通往埃及的贸易路线畅通。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遗址泰尔—法卡(Tell el-Farkha)被认为是上埃及权贵建立的物品中转站和管理中心，以保证和促进与西亚的贸易。这里出土了大量来自巴勒斯坦和两河流域的器物，还有作为驮兽的驴的遗骸。在阿拜多斯的代表性墓葬U—J墓中(约公元前3200—前3150年)发现了约2000件陶罐，其中仅少数产自埃及本地，大部分则来自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用于盛装那里出产的葡萄酒；还有用黎巴嫩松木制作的冥器，以及可能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黑曜石等坚硬宝石。 两河流域对埃及的影响也表现在建筑材料和装饰风格上。在公元前3千纪的早王朝和古王朝时期，埃及盛行一种长方形的马斯塔巴大墓(mastaba)，因其梯形体的地上建筑酷似阿拉伯板凳而得名。第一王朝的创建者阿哈(Aha)就在涅迦达为其母建造了巨大的马斯塔巴墓。这类王室大墓往往建有附属的祭庙，祭庙外墙由泥砖砌成且呈现出壁凹式的装饰(niched facade)。带有这类装饰的建筑通常被称为“宫殿正门”，因为它与王宫的出现相关且与王权的关系密切。作为建筑材料的泥砖和壁凹式的装饰风格都类似于两河流域乌鲁克遗址的神庙外墙。这类外墙先后发现于两河流域南部的乌尔和乌鲁克以及北部的高拉，后来又发现于叙利亚境内的乌鲁克扩张时代遗址哈布巴·卡比拉和杰贝勒·阿鲁达(见上文)，其空间分布佐证了乌鲁克的扩张现象和叙利亚在埃及与两河之间的桥梁作用。
总体而言，两河流域对早期埃及的影响在物质文化上的表现主要包括青金石、滚印、雕刻艺术中的特定图案主题和建筑装饰上的壁凹式外墙，这些因素在前王朝时期下半段(公元前4千纪下半期)已经出现在埃及，在希拉孔波利斯、涅迦达和阿比多斯三地的墓葬遗存中均有发现，其背后的推动力可能与两河流域南部的“乌鲁克扩张”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乌鲁克文化正处在扩张的高潮阶段，两河流域南部的长途贸易发达，进出口产品丰富，居民们或私人筹资，或得到所在城市资助，得以远赴两河流域北部和黎凡特地区建立规模不等的定居点乃至商业殖民地，两河流域的文化也随之得以传播。通过黎凡特这一地理走廊以及从黎凡特到埃及的海路运输，上述特定文化元素到达了埃及。与此相反，在两河流域并未发现来自埃及的文化元素。 但笔者以为，这一反差并没有强烈到足以宣称两河文明影响了埃及早期文明的进程。无论青金石、滚印还是泥砖，抑或雕刻图案和壁凹式装饰，其绝对数量和空间分布都相当有限，基本局限在精英阶层的墓葬中。与其说它们来自两河流域这点吸引了埃及受众，毋宁说它们的异域风情被埃及的社会上层所借用以传达王权至高的意识形态。此时埃及的社会精英或许在摸索建立权威、彰显等级秩序的不同路径，因而借用了这些来自两河流域的文化要素。 随着上下埃及的统一和第一王朝的建立，来自两河流域的文化元素在公元前3千纪初从埃及本土一度消失了。埃及与西亚的贸易明显减少，原来派驻在加沙、以色列南部以及努比亚的人员撤回本土，尼罗河第一瀑布和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分别成为埃及与努比亚以及西亚之间的界限。埃及文明从此步入自我形塑的时代，以象形文字、金字塔和木乃伊为基本特征的埃及文化其本土特色日益鲜明。同期的两河流域则在“乌鲁克扩张”后进入了发展相对缓慢和地方化倾向愈加突出的阶段，似乎丧失了文化输出的动力和能力。 纵观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史前时代，两大文明既各有千秋，又交相辉映。在埃及，当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后，一定规模的定居区域在公元前4000年后才逐步形成。埃及定居点的出现不仅比两河流域晚得多，而且过程缓慢，其城市化也没有后者那样普遍和彻底。它在史前的政治格局起初也朝着两河流域南部众多城邦共生并存的方向发展，但这一趋势不久后便中断，转而向上下埃及统一的国家迈进。而在两河流域，史前的多城邦共存竞争局面一直延续到长达五六百年的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900—前2350年)，之后才迎来首个统一南北两部的阿卡德王朝。正因为统治阶层建构权力的模式不同，尽管两个文明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埃及发展成了统一的、以王权为特征的领土国家，两河流域则保持了众多城邦竞争和并存的传统。 探寻两河流域文化元素在埃及的发现，有助于打破埃及学和亚述学两大学科间的藩篱，凸显地处埃及和两河流域夹缝中的黎凡特地区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它还敦促如笔者这般的文献学者跳出区域国别的窠臼，试图运用长时段、跨区域的视角对古代西亚北非进行整体性研究。这是笔者在撰文过程中收获的意外之喜。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3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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