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里并不富裕，当然生活还是过得很舒服的，只不过从不张扬，绝对符合中西部人的特点。我的父母多年以来开的一直是很普通的车，哥哥姐姐和我穿的都是经久耐用的衣服，不是什么设计师品牌。小的时候，我们几个从不会把任何事当成理所当然的。我会拿到很少的零花钱，但这些钱不是父母直接给的，而是我在家中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挣得的。如果我借了一些钱进城去，我也需要把零钱带回来。

后来，父母变得越来越富有，而我也极其有幸能够目睹一些事，它们的价值与重要性是我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一点点明白过来的，而我为此也对父母充满了无尽的感激。

我所目睹的是：家中的境况虽然发生了变化，父亲母亲却从未变过。母亲还是那个温暖又慷慨的人，她的朋友依然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她对别人身上发生的事依旧关切如初。父亲每周还是工作六天，依然穿着他的卡其布裤子与羊毛衫，专注得像是灵魂出窍了一般。

为什么金钱没有改变他们？因为赚很多很多钱从来就不是他们做事的目的。父亲工作极其用心完全是出于热爱，是因为这项工作具有挑战性，令人兴奋。虽然最终钱也赚到手了，但对工作的热情与好奇心却从一开始就存在。金钱会尾随兴趣而来，但从不是方向。

教育的实质与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有关——不仅要了解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想法，也要去洞见与我们不同的人有着怎样的动机与渴望。这样的教育不会从各种百科全书、积年的旧杂志甚至谷歌中获得。它来自我们怀着敬意与各行各业、三教九流的人所进行的接触，来自用心的倾听。

就教育的价值而言，母亲做过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事，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大概要属它了：她告诉我每个人都有值得我们一听的故事可讲。这句话其实相当于变相地说明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

在我的童年时期，母亲会坚持带我认识尽可能多的人、听尽可能多的故事。幼时，我们曾作为寄宿家庭接待过几个来自非洲国家的交换生；还有一名来自捷克的学生与我们同住过一段时间；家里还总会有从城市另一端或是地球另一端前来拜访的人。

有时候，我从学校回到家吃午饭时，会发现母亲正在与某位来自非洲或欧洲的客人深入地聊着些什么。她总是既温柔又敏锐地与他们交流。在他们生活的地方，生活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挣扎？他们有怎样的抱负与梦想？又有什么样的信仰？

在我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已经潜移默化地明白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富裕家庭的父母常犯的错误之一：用金钱替代爱

有些经济条件优越的父母在物质上给了孩子太多，但在爱上又给得太少，归根结底，在于单纯的懒惰，不愿意把自己投入其中。

如果你兜里有一张信用卡，给孩子买个玩具轻而易举。玩具会让孩子开心一阵子—而且，这件事对某些家长来说，或许更重要的目的在于让孩子有事可做，以便自己能够脱身忙自己的事情。花时间陪孩子玩耍，趴在地上参与孩子的游戏，观察孩子的小脑瓜如何运转，并试着帮孩子点燃想象力，这是对人要求极高的一件事，显然它所具备的价值也无可比拟。但它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全情投入，而这不是一张简单的信用卡能做到的。 

同样地，财力雄厚、人脉资源丰富的家庭可以把子女送到最好的学校就读—但这与真正在意孩子的教育绝不是一回事。约翰尼今天在那所阔气的学校中学了些什么？支付给学校的那笔学费是送给孩子的礼物，还是——更准确地来说——父母在试图花一笔重金来逃避自己教养孩子、回答问题以及引导孩子好奇心的责任呢？

在这种事情上，孩子是很难糊弄的。我发现人在孩童时期拥有的一种智慧会在未来的人生中被遗忘。孩子知道时间比金钱更重要。成年人，特别是当他们处于职业上升期，尽情享受着人生中赚钱能力最强的岁月时，很容易表现出一种相反的态度。之后，当人生进入下半场，金钱失去了诱惑，生命再无多少来日方长，人们便又回到了最初对人生的理解。可是到那个时候，孩子们长大了，家人天各一方，那些当初没能共度的时光也一去不复返了。

很多年前，哈里·查宾（Harry Chapin）在《摇篮里的猫》（Cat’s in the cradle）这首歌中完美地捕捉到了人生中的这种可悲之处。副歌部分的一句歌词最开始是从一位忙碌的父亲的角度唱出来的，到了后面则是用一个忙碌的儿子的视角来唱的。“我们定会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定会共度美好的时光。”但这件事最后也没有发生，至此，曲终。 

富裕家庭中的父母常犯的错误之二：剥夺孩子做选择的自由

与我们本书所讨论的主题相关性更强。如果说生命是由我们来塑造的，那么重要的是我们要为自己而塑造。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接受帮助、不应借助我们的优势条件。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只是其中有很多细微的尺度需要把握。当一个家庭出于善意给孩子提供的条件让一切变得太过容易的时候，他们就破坏了孩子树立自尊的条件，剥夺了孩子通过难啃的骨头磨炼心性、在战胜困难后真正获得持久信心的机会。

我父亲常被人引用的一个宗旨是说，做家长的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给孩子提供“足够的条件帮他做任何事，而不是提供足够的条件让他无所事事”。换句话说，给他较高的起点是可以的，但给他一张免费的直通票往往是后果严重的帮倒忙行为。

总有某个时候—而且越早越好—需要把辅助轮从那辆闪闪发亮的新自行车上卸下来！ 

富裕家庭给子女提供过于容易的人生有许多做法，其中最常见的大概要数让孩子进入家族企业任职，或是引导孩子从事家族中已经有人获得成功的职业。表面来看，这是一件好事。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个稳定性极高、登顶路线清晰的工作不好吗？让孩子进入自己的母亲已经是业内专家的法律或医疗领域有什么问题吗？

但如果我们再深入一点思考，有些令人困扰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些看起来的好事到底是为了谁好？进入家族企业到底是为孩子做出的最佳选择，还是为了满足一个父亲的虚荣心？它是为了实现这个年轻人的梦想，还是为了彰显身为人父的权力，或是担心家族的基业无人继承？一个母亲通过自己在行业中的人脉轻松地把女儿送入自己的老本行，这又当如何看待呢？这么做的真正动机到底是希望去帮助这个年轻的姑娘，还是为了与颇具影响力的同行进行利益交换，由此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

换句话来说，为了延续自己的野心与眼中的要紧事而去操纵孩子的人生与帮助自己的孩子之间的这条界线应该画在哪里？提出这个问题，我深知这些答案只会留在每一名家长的内心与良知中。

对我的父母来说，这个优先级是非常明确的。他们希望我的哥哥姐姐和我都能够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并能乐此不疲、用尽全力去追求它—他们希望我们为自己的人生而活，在自己所做的每件事上烙上自己的印记。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这是父母为我们心怀的愿望，而非一种预期。他们理解寻找自己所热爱的事并不容易，也颇需要些机缘，它需要自由的成全，而来自家人的压力只会成为一种妨碍。

因此我父母总是鼓励我们去为自己做选择。不仅如此，我们深刻地领会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所做的选择，不在于它能带来多高的地位、赚多少钱，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本心，能否让我们全情投入。如果我发现自己人生中的乐事是去捡垃圾，我父母就算看到我整天扒在一辆卡车后面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如果我在自己所做的事中能感受到快乐，这对于他们来说就足够了。

家里有没有给过我们压力，让我们加入家族企业或是走上父亲一路披荆斩棘所开辟的道路呢？是这样的，我哥哥豪伊是一个农民、一个摄影师；我姐姐苏茜在奥马哈养育了两个可爱的孩子；而我在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我想答案应该不言而喻了。

假如我把自己的职业生涯选在华尔街（这个想法我其实考虑过那么十几分钟吧），父亲会不会帮我进入这个行业？我相信他一定会的。

假如我想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谋一份差事，父亲会同意吗？我觉得他也会的。但我想说的是：无论在上述哪一种情形下，父亲会帮我的前提一定是我在这些领域感受到了真正的归属感，觉得自己非常适合它，而不是单纯因为这是一条最不需要耗费力气的道路。

父亲不会助我选择投机取巧的人生，因为这么做不是特权的行使，而是人生的折损。

《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

文｜彼得·巴菲特

编辑｜彭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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