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巨大阻力，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大国经济体里较快的，但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环境下，也很难“独善其身”。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对就业增长的支持聚焦于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调整总需求，从而让整个社会的就业尽量接近充分就业。但是，我们也需要从供给端来支持就业。一方面，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消除影响就业的各种“摩擦”（包括政策层面的“摩擦”）。另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如何用好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来高效、低成本地促成劳工与工作之间的匹配，也是值得关注、需要政策给予支持的课题。

近几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的调整，不少人还面临转换行业重新就业的境遇。在这一背景下，不少职场人的理想是在财产性收入之外，同时拥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和弹性的兼职收入。许多从事农业和制造业的人员开始转向互联网相关服务。

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为灵活就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就业形态是一种以互联网为基础、以平台为载体、以灵活为特征、以创新为动力的新型就业方式，包括网约工、共享经济、众包、电商直播等。2020年开展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约2亿。其中，平台外卖骑手达到400多万，平台从事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有160多万，比2020年增长了3倍。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新就业形态和相关环境，鼓励人们利用自己的专长和资源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实现更多的价值。美国的新就业形态多姿多彩，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美国有5700万自由职业者，超过1/3的劳动人口具备了零工能力。面向自由职业者开放的平台Fiverr 201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后，2020年营业收入猛增至1.895亿美元，同比增长77%，股价在一年内上涨了7倍以上。英国是欧洲新就业形态的领跑者，据英国《金融时报》2021年的报道，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五年内（2016—2021年）的零工劳动力增加了2倍，近450万人经常通过在线平台找到工作。新加坡是亚洲新就业形态的典范，新加坡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新加坡有约21万自由职业者，占劳动力总数的8.8%，其中约13万人是主动选择自由职业的，2022年自由职业者人数上升到约23万人。同样，随着日本、韩国数字经济新政频出，更多的“蛰居族”将有机会成为“数字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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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能够通过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去中心化的聘用关系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匹配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利用。在激发劳动者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同时，新就业形态能够促进其终身学习和职业发展。

尽管新就业形态具有高效的运行机制，其长效发展还需要充分考虑到劳动者的保障和公平问题。既要顺势而为，也要补齐短板。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指出，我国已经逐步构建起灵活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参保体系，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保障水平偏低和社会保险参保仍然存在障碍。特别是平台企业、劳动者与劳务承包商之间的责任划分尚不明确。

对此，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王勇提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引导零工以个人或个体工商户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改进平台算法、合理分配流量，缩小平台内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收入差距。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系主任郭振华建议，客户所付费用应该在平台和灵活就业人员之间进行分配，并且其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需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副主任鲍春雷认为，还可以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推动社会保险参保模式的创新。

当然，只有在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新就业形态的健康发展。让更多人在特定工资水平下找到工作机会，同时解决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正如凯恩斯提出政府创造需求的三个层面是私人投资创造机会、促进国家或财政投资和实行个人收入累进税。政府在打破巨头垄断、保护私人知识产权、投资公共教育等方面都大有可为。对于个人而言，智能时代的工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一种自我认同感和价值感的源泉。

作者：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