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被拆了，我们老两口没地方住，现在连赔偿款都拿不到，还要倒贴20万，去哪里说理啊？”

杭州的邵老夫妻俩已经80多岁了，却仍在为晚年生活四处讨说法，更让老人觉得难以接受的是，孙子邵飞几番起诉他们，祖孙彻底反了目。

事情该从哪里说起？邵老都快记不清了。

80多岁的邵老夫妻有4个儿子，儿子成年后，邵老夫妻作主分了家。

为了避免日后说不清，分家时，老夫妻和儿子们签了协议。其中，有这样一条约定——三儿子邵国勤可以以父母的名额进行房屋审批，但建造得由邵国勤出资，建成后父母支配一间，待父母去世后再归还给邵国勤，房子由邵国勤夫妻占有、使用，产生的收益也归他们。

后来，房子建好了，可三儿子邵国勤却日益病重，老夫妻又与邵国勤的儿子邵飞重新签订协议，约定房屋归邵飞所有，老夫妻之后要配合完成过户。

2013年时，因城市发展需要，这处房子被征收了。当时，邵老作为户主与征收部门签订了《安置协议》，选择货币安置，得到393万余元补偿款。

这本是一件高兴事，但因多年来与三儿子一家产生了矛盾，且一家人关于拆迁款分配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老夫妻便一直没将拆迁款转给邵飞。

4年后，邵老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孙子邵飞起诉了他们。

“房子是我爸妈建的，也约定了房子归我所有，为什么爷爷奶奶拿走所有的钱？”法庭上，邵飞要求拿回这笔拆迁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邵飞及其父母在村里已享受一处宅基地，约定案涉房屋过户给邵飞违反了“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所以该项约定无效。但这套房子是三儿子出资建造的，协议也约定房屋的权益、产生的收益归邵飞，这部分内容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补偿款中除涉及以安置人口为计算依据的补偿项目外，其余利益应当归属邵飞所有。

也就是说，拆迁款中的36.6万余元货币安置奖励应当归属于被安置人员，另房租补贴、临时过渡费、搬家补贴费等约2.4万元是以安置人口为标准计算的，也应属于被安置人员，即邵老夫妻，所以邵老夫妻应得的总额为39万余元。据此，法院判决邵老夫妻应赔偿邵飞各项损失共计354万余元。 

之后，邵飞又起诉，要求邵老夫妻支付多年来拿着拆迁款的利息，法院判决老人向孙子支付67余万元。

两次官司后，老夫妻发现，房子拆迁后他们不但没有房子住，没拿到补偿，反而还要“倒贴”孙子20余万元。

“这不合理。拆迁补偿，补偿的钱除了房子本身的价值外，其他应该都是拆迁安置人员的安置补偿费才对。”2019年6月，邵老向杭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为查明事实，检察官查阅案卷，多次走访当地，核准事实。

根据检察官调查，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利益一般可分为两部分：对旧房的补偿和对拆迁安置人口利益的补偿。邵老夫妻和儿子、孙子协议书中让渡的，只是建房所产生的利益，作为户主，老两口依然享有安置权。

那么，如何确定拆迁安置人口的利益？这也是双方最大的争议点。

承办检察官介绍说，货币奖励仅是针对货币安置的一种额外奖励，并非对安置人口的补偿。否则，如果邵老夫妻选择调产安置，易地再建房屋，则作为安置人口的利益都没有了，这显然是不符合拆迁安置目的和原则的。

随后，检察官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向拆迁单位询问拆迁政策，并要求拆迁实施单位出具书面情况说明。根据政策说明及相关补偿协议，最终证明在拆迁过程中，未建房的安置人口每人可获得48.4万元的补偿款。

据此，检察官认为，本案中，在安置补偿协议未明确安置人口利益的情况下，比照未建房安置人口补偿政策来确定安置人口利益更为合理。所以，邵老夫妻应得的安置补偿费为96.8万元；再加上房租补贴、临时过渡费、搬家补贴费等以安置人口为标准计算的费用，合计为99万余元。

2021年1月，杭州市检察院就该案提请浙江省检察院抗诉。2021年12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拆迁补偿款中的99万余元属邵老夫妻所有。

2022年8月，检察机关又对邵老夫妻拆迁款利息案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日前，案件获得改判，老两口需支付的利息损失降为19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