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2期

汉字与中国式思维

——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断想

语言与思维不能分离的密切关系毋庸置疑。过去语言学界的主流观念认为，语法是语言言说的逻辑规则，语音是意义的直接表达，而文字只是语音的记录。由于文字具有言说“不在场”的本质特征，因此文字不仅没有独立的价值，而且流逝了“在场”言说的原初思想本义。这就是西方学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语音中心主义的观点。而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不仅表音效果不佳，而且繁难不易识读。文字尤其是汉字在语言中的价值和意义，一直受到轻视。^[3]这种偏见不仅遮蔽了汉字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和思想文化巨大影响的视野纵深，也阻断了关于汉字与思维深层关系的思考和研究。

因此，论证汉字与思维的关系，必须证明：第一，文字不只是语音的记录，还具有独立的价值；第二，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其独立价值更加显著且重大。如此才能揭示汉字对于中国式思维的直接影响，实现本文的主旨论证。巧合的是，20世纪西方哲学界的一个争论热点，就是关于文字与语音以及语言的关系问题。其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观点，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他对于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彻底颠覆了传统语言学观念。他认为书写甚至比言说更具有意义的本原性。他的代表性论著《论文字学》对此做了系统而精深的论证。这个论证实质上也是文字与思维关系的基础论证。因此，阐释他的理论恰恰可以实现笔者的第一个意旨。当然，作为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思想极为深邃、驳杂，经常有言不尽意或不可言说的意指。因此，以下文字只能大致梳理和叙述他的理论，遗漏甚至误读在所难免。

德里达认为，在语言和言语表达中，最根本的是意义。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语音（语词）是一种能指，意义即是所指。而在德里达看来，任何语词（语音）都是多义的，每个语词的这些意义都处在流动和流逝之中。例如“商都”一词，其义既指商场，也指商朝的都城。这两个意义在“商都”的词义内涵之中潜在地双向流动。语词作为能指，只是留下暂时的语音或文字（例如“商都”）的“印记”和“痕迹”。而所指，即可理解的意义，也是暂时存留于直观意识的充分呈现中。例如，我们在购物时就把“商都”理解为某一商场；而在考古或历史学讨论中，则把“商都”理解为“商代的都城”。德里达把这种对于语言言说或文本的理解现象，称为“分延”^[4]。而所谓“痕迹”，实质上暗含了语词多种意义的流动和流逝。因此，“纯粹的痕迹就是分延”，而且“没有一种形而上学概念能够描述它”（德里达1999：65）。

同时，作为语音或文字呈现给我们的“印记”和“痕迹”，既非一个物质性或者材料性质的东西，也不属于文化或心理等纯粹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但是，正是在这种“印记”和“痕迹”的特殊领域中，世界的活的经验在阅读或倾听的时间化过程中，彼此之间却显示出意义差别（例如“桌子”不同于“猪”），因此构成系统的文本意义世界。此外，这个差别还表现在语词所指意义与现实世界的不同之上（例如“桌子”一词永远不同于现实中的具体桌子）。这种语词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实质上是语词之间、事物之间等一切区别的条件，也是所有其他痕迹（语音或文字）的条件（德里达1999：92）。因此，

德里达这个提法可谓振聋发聩。因为，“痕迹”既可能是语音也可能是文字，而且其意义是流动而非固定和确定的。这对将语音作为意义来源的索绪尔语言学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彻底颠覆了语音中心主义的固有观念。从这个新的立足点来重新审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就不难发现，文字的功能及其所传达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语音的记录，而是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德里达研究了原始语言的发生过程。人类学田野考察发现，文字没有准备阶段，是在一瞬间出现的。这种飞跃表明，文字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处于言语之中，而是处于言语之外（德里达1999：184）。因此，人类从言说到书写，就不能是一种简单的语音记录过程。甚至可以说，“原始的言语乃是文字，因为它是一种法则，一种自然律。最初的言语在自我显现的最深处被理解为他者的声音，被理解为命令”（德里达1999：23）。这种声音与文字的关系，是语言自身的一个整体运动，也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程。虽然声音与文字的天然统一是约定俗成的，但是，约定俗成这一观念，在可能产生文字和文字领域之外，是不可思议的（德里达1999：61）。

其次，从语言言说的过程来说：

这是语言言说过程中的本质现象，但经常被人们熟视无睹。其实，很多学者也曾认识到这一点。例如卢梭说：“写下来的是言语而不是声音。”（见德里达1999：457）索绪尔也说：“发音器官问题在语言问题中是次要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并非言语，而是创造语言的能力，即创造与不同观念相适应的不同符号系统的能力。”（见德里达1999：93～94）德里达（1999：8）进一步指出：“从任何意义上说，‘文字’一词都包含语言。”德里达还列举出颠覆语音中心论的极为有力的证据——聋哑人的无声语言，即手势语。

考察手势语也可以发现语言言说的本质现象。列维-布留尔（1985：153）指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德里达（1999：344）认为，手势乃是原始文字的要素。“在此，手势是言语的附属物，但这种附属物不是人为的替补，它是对更为自然、更具有表现力、更为直接的符号的重新定向。”（德里达1999：341）因为从表现力来说，手势语是象形文字的隐喻，是可见的符号和一种情感语言，更是情感的直接反映。手势语本质上如同象形文字的轮廓，它分隔本身并标出图形，既形成画面也形成音乐的节拍。当然，文字本身并非言语的图画或记号，既外在于言语又内在于言语。因此，手势语本质上已经成了文字。可见，甚至在与雕刻、版画、绘画或文字联系起来之前，在与能指（书写符号）联系起来之前，书写符号概念就已经包含人为“痕迹”的要求，构成了所有意指系统的共同可能性（德里达1999：63）。

因此，德里达认为：

此外，文字作为符号，也与事物之间具有直接对应的关系。德里达（1999：68）说：“物自身是一种符号。”而且，“自从有了意义也就有了符号。我们只用符号思维。”（德里达1999：69）文字的最初出现就具备这种作为符号的功能。从此人们把握外在世界就离不开符号。著名学者巴尔特认为：“语言学并不是一般符号学科的一部分，甚至也不是它的一个享有特权的分支，符号学恰恰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见德里达1999：71）尤其是作为信息传达的手段，如果出现人们“不在场”的情况，就需要一种“替补”的东西。这时候的文字就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文字“是在言语确实缺席时为逼言语出场而精心设计的圈套”（德里达1999：208～209）。

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来说，“不在场”是常见的。因此，文字作为一种语音替代物，使信息传播、社会交流、情感表达等等成为可能。从积极的角度看，“写”往往更能反映语言的清晰（差别）性，而“说”却常常掩盖甚至取消这种清晰（差别）性。因为词与物只有在文字的系统结构中才能产生和表明二者对应的参照界限。历史进步与文字系统发展具有明显的关联。科学、文化、艺术概念本身，产生于文字发展史上的某个时代，只有根据文字范畴才能设想整个自然体系和人类社会的体系。“历史性本身与文字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与超越具体文字的一般文字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而长期以来，我们正是借这些具体文字的名义谈论那些没有文字、没有历史的民族。在成为历史、历史学的对象之前，文字开创了历史的领域、历史演变的领域。”（德里达1999：38）在同一语言系统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因此，“文字的进步是自然的进步。它是理性的进步。”（德里达1999：393）“替补”的文字是一种文明的需求，弥补了文明的短缺。

可见，没有文字，这一切难以想象。因此，一方面，文字越来越成为这种自然和社会结构的别名，需要把它放在永恒的“在场”中加以思考；另一方面，文字补充在场，取代在场，也遮蔽了在场。这当然是一个永恒的悖论。在当下，我们生活的世界实质上就是文字的世界：

德里达这里揭示出我们生活世界与文字的关系，其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难以充分阐释。但我们从中至少发现，文字与民族文化思想以至于思维的深层内在关系，具有铁一样坚实的逻辑。

就文字本身而言，德里达（1999：439）认为：“言语及其文字的历史包含在两种无声的文字之间，包含在作为自然的东西和人工的东西而相互关联的广泛性的两极之间——包含在象形字（pictogramme）和代数之间。”他把西方拼音文字比作代数一类的事物，认为象形文字则直接展示了所指的对象物本身：“直接的象形字——象形文字——表示事物或所指。”（德里达1999：433）“一种绝对的象形字通过不加节制地消耗能量而复制整个存在物，一种完全正规的书写符号使能指的消耗几乎为零。”（德里达1999：415）德里达还指出，语音中心主义与对西方拼音文字的虚假自信和傲慢直接相关，它的致命伤在于：

“技艺的图形”就是拼音文字的代表元素希腊罗马字母。从这个崭新的视角来看，各种文字本身及其书写方式，都具有民族性的心理和文化特征：

[3]　20世纪中国学界和政府都计划以罗马拼音字母取代汉字，并与汉字简化的改革同步推行。这个计划直至80年代才被叫停。

[4]　“分延”（différance）是德里达自造的词，大意是：语句中所有单个词的意义因为差别而存在，理解时只是把每个文字的其他意义暂时隔断，而只取其中一个意义。但是，在获得暂时语句意义统一性理解后，这个字的其他意义又会回流原处。因此，任何语言现象的理解都是具体语境的相对确定理解。

[5]　当代人类学提出了“写文化”的理念。Kim Fortum教授说：“由此我们对文化有了新的理解：‘文化’是在时间和空间里、在各种铭写（inscription）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建构和创造的东西。”见詹姆士·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2022：25）。

人是有语言的动物。^[6]文字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飞跃。考古和人类学证明，文字是人类由渔猎社会进入农业社会的产物，因为农业能支持的人口密度20～30倍于狩猎采集群体。当一个部落群体超过150人时，就需要有简单的社会分工，例如农业耕作、制陶和打磨石器等。此时面对面的信息处理很难维持，信息必须符号化才能远程交流。符号化自然与文字相关。与之相应的还有权力支配的开始，例如发布和管控信息。权力支配并不完全起源于农业社会，但农业社会把权力制度化、暴力化了。因此，“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斯塔夫里阿诺斯2010：59～60）。

可见语言文字的发展，与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是同步的。^[7]因此，对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评判，也自然与人类历史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但是，从思维的角度评判一种语言，绝不能以当下的使用状况作为衡量标准。人类学田野调查发现的现代土著民族语言，例如澳洲和太平洋菲吉群岛、安达曼群岛的一些土著语言以及印第安语等，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语言，在思维层面上都属于原始思维。而有些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的语言文字，例如古代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赫梯语、古埃及语、古波斯语以及中亚的吐火罗语、于阗语等，被学者们称为“死语言”，但在思维层面上则不属于原始思维。因为这些语言文字的使用时代，都是铜铁文明发达的时期，尽管使用这些语言文字的民族后来在历史中消失了。

西方学术界不乏对象形文字特别是汉字思维有积极评价的学者，例如莱布尼茨说：“……汉字也许更具有哲学特点并且似乎基于更多的理性考虑，它是由数、秩序和关系决定的；于是，只存在不与某种物体相似的孤零零的笔划。”（见德里达1999：116）但在语音中心主义观念下，对汉字思维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甚至否定的。例如卢梭《语言起源论》认为，人类的3种书写方式与人类据此组成民族的3种不同状态完全对应。早先远古人类描画物体的书写方法，适合于野蛮民族；使用字句式的符号的方法，适合于原始民族；而使用字母适合于文明民族。（见德里达1999：3）黑格尔也认为，比较而言，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他把对中国哲学文化的否定与汉字思维的否定结合一体：“中华民族的象形文字仅仅适合对这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进行诠释。”（见德里达1999：34～35）

对汉字与思维关系最尖锐刻薄的评判，应该是列维-布留尔的人类学经典著作《原始思维》。列维-布留尔认为，汉字思维属于比较低级的原始思维，中国人运用的概念是“神秘的”和“模糊的”。因此，

不能否认列维-布留尔对原始思维的论证的巨大意义和价值，也不能简单否定他对原始思维的界定的充足证据和严密推理。但可以说，列维-布留尔对汉字思维的界定和评判，完全出于无知。因此，本节所论证的问题不仅仅是拨正他对于汉字思维的偏见和谬误，更是为了解释文字与思维的深层关系。

列维-布留尔说：

显而易见，所谓原始思维的主要特征，第一是不遵循逻辑和分析推理，虽然不是反逻辑和非逻辑的；第二是“互渗律”。

列维-布留尔特别强调，所谓“原逻辑的”不能等同于“不合逻辑的”。因此，不是说原始思维是“非逻辑的”，即与任何思维的最基本定律背道而驰，而是说原始思维不像现代人的思维那样去做认识、判断和推理。原始人思维中的综合，几乎永远是不分析和不可分析的，没有清晰的逻辑判断、推理和清晰的概念分析。

所谓“互渗律”，实际上是近似于泛神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原始人来说，纯粹的物理现象是没有的。流着的水、吹着的风、下着的雨，任何自然现象、声音、颜色，原始人感知这些，从来就不像我们所感知的那样。他们不把这些现象感知成事物之间处于一定前后关系中的复杂运动。就是说，原始人虽然用与我们相同的眼睛来看事物，但是却用与我们不同的意识来感知事物，因为原始人的知觉在根本上是神秘的。构成原始人知觉的必不可缺的因素的集体表象，具有神秘的性质。此外，原始的思维趋向和过程，是以与现代人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凡是在我们寻找事物原因的地方，凡是在我们力图找到确定事物发展前行因素的地方，原始思维却专门注意神秘原因。“它可以毫不踌躇地认为：同一实体可以在同一时间存在于两个或几个地方。”这就是原始思维服从的互渗律。在这些场合下，它对矛盾采取了完全不关心的态度，而这对于我们的理性来说则是不能容忍的。（列维-布留尔1985：2，34～35）

“互渗律”也不是联想问题。与此相反，记忆在原始人生活中起的作用，比在我们的智力生活中大得多。“他们只要在什么地方待过一次，就足可永远准确地记住它。不管多么大多么难通行的森林，只要他们判定了方向，就能穿越过去而不致迷路。”（列维-布留尔1985：106）尽管如此，列维-布留尔也认为：“即使在相当低级的社会集体中，抽象概念就已经形成着了，尽管它们在一切方面都不能与我们的概念相比，但它们终究是概念。可是，它们仍然必须遵循产生它们的那个思维的一般趋向。所以，它们也是原逻辑的和神秘的，它们只是逐渐地、十分缓慢地消除原逻辑的神秘的因素。”（列维-布留尔1985：446）而且，“原始语言常常表现了惊人的语法复杂性和词汇的丰富性，它们属于与我们所熟悉的印欧语型或闪语型极不相同的类型。要把握土人们的那些有时使我们大惑不解的观念的微妙之处，要探明这些观念怎样在神话、传说、仪式中彼此联系起来，那就绝对需要掌握他们的语言的精神和细节。”（列维-布留尔1985：414）

列维-布留尔的人类学史料来源于澳洲和太平洋诸岛上仍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土著居民。从汉字的发展源头来说，甲骨文已经属于晚期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是一个成熟的文字系统。大部分甲骨卜辞的文义今日被破解，其中展示的逻辑和义理，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没有理解的障碍。汉字这个系统至今没有断裂。而且，从西周开始，中国的政治和学术精英都崇尚理性。先秦诸子都是理性主义者。战国时代的名家就是纯粹的逻辑学家。他们的一些命题，例如“白马非马”等，至今仍然是语言哲学研究的问题。可见，列维-布留尔纯粹是由于对汉语著作的无知，才对汉字思维做出了荒谬的判断。

而且，列维-布留尔认为，人类的思维至今仍然在进步，人们所运用的概念仍然是可塑的，并能够在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变化。但从根本上来说，人类永远摆脱不了原始思维。首先，在现代使用的大量概念中，仍然存在着原始思维不可磨灭的痕迹。要使所有的概念都只表现事物和现象的客观属性和关系，根本办不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概念能像科学理论中所使用的概念那样纯粹、准确。近代以来一些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所追求的，就是试图建立一种精确透明的纯粹的语言。而这些科学概念一般说来是很抽象的，只表现现象的某些属性和它们的某些关系。那些我们最熟悉的概念，差不多永远保持着符合原逻辑思维中集体表象的某些痕迹。例如，我们在分析灵魂、生命、死亡、社会、秩序、父权、美等概念时，无疑会发现这类概念中包含若干尚未完全消失的互渗律的关系。其次，即使我们假定，神秘的和原逻辑的因素终于从大多数概念中排除出去了，也不意味着神秘的和原逻辑的思维必然随之而绝迹。“实际上，那个力求通过纯粹概念的智力的加工而使自己表现纯粹的概念的逻辑思维，不是与那个在早期的表象中得到表现的思维齐头并进的。”（列维-布留尔1985：448）因为原始思维并不仅仅由一个机能组成，或者由一个纯粹智力的机能的系统组成。它当然包括还没有分化因素的一个复杂得多的智力机能总和。这其中，认识还掺杂着运动的和情感的因素。因而，这些原始思维因素的一部分，将无限期地保持在人类思维之外，并与它并存。可见，“逻辑思维愈进步，它对那些在互渗律支配下形成的、包含着矛盾或者表现着与经验不相容的前概念的观念的斗争就愈严重”（列维-布留尔1985：448）。这个斗争永远不会终结。

因此，

[6]　美国语言学家Hockett（1960）提出13种语言的独特性，认为只有人类语言才能涵盖全部设计特征。Herbert Simon教授指出，只有呼吸、发声、咀嚼等动力系统中不同功能交互一起并同步化，语言才能获得原动力。王士元（2018）认为，这些能力也许比语言更早出现，在语言精练的过程中为人所运用，好像完成了一片片马赛克拼贴画。

[7]　维柯（1986：26）把人类历史分为3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与此对应，人类的语言历史也分为3个时期：神的语言、象征语言、民众语言。

汉字与思维关系研究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是最近张学新团队使用相关电位技术，第一次发现了一个中文阅读特有的脑电波。^[8]

人的大脑对于汉字和字母文字都有早期词形加工的程序。过去有些实验使用核磁功能共振技术，发现中文词汇识别激活的脑区跟英文差别不大。但这些实验都定位于腹侧颞下回的VW FA区域附近。张学新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脑电和核磁记录的信号反映了词汇识别的不同层次。在对字形线条、角度、朝向的分辨等基本的视觉特征加工上，中英文可能差别不大。而在词形的整体辨别上，英文词汇识别仅确定一个刺激，即分辨几十个字母的一维排列组合，其结构编码相对简单。这只是完成了类别识别，却不能区分不同的字母串，因此不是在个体词形水平上的真正识别。作为对比，中文词汇从数量上需要区分50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从结构上需要在部件、单字和多字层次上抽取复杂的二维形状信息，并编码各部分间的位置关系，有些类似于复杂的空间和场景知觉，较为复杂。脑电波N200与词形整体分辨相关，加工过程相对高级。因此，其对应的脑区与VW FA不同，而位于更高级的皮层联合区。N200对刺激重复非常敏感，说明它已经实现了对个体词形的识别，至少早于字母文字。这可能是因为中文阅读利用了高度并行的、加工能力更强的视觉通道，而不是强调串行加工、能力较弱的听觉通道。

语音和文字，都是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人类知觉只能利用视、听、触、味、嗅这5个感官系统感知。味觉和嗅觉只能感受信号，不能产生信号形成语言。触觉分辨能力差，感知速度慢，与其对应的盲文实质上是字母文字，在词汇丰富性和沟通效率上无法比拟于正常语言。正常用于语言功能的主要是听觉和视觉。这其中，人类的视觉功能最强，我们关于世界的概念和知识，主要是视觉知识。拼音文字利用语音共性，发展了一套完整记录语音的手段，成为记录语言的有力工具。尽管拼音文字在形式上是视觉符号，但阅读者仅仅分辨几十个简单的字母符号，并没有充分发挥视觉系统的信息加工能力。因此拼音文字在根本上植根于听觉通道，本质上是语音信号的转写，不能摆脱语音信号的一维线性和语音基本单位数量有限的局限性。只有汉语拼义文字，充分利用了人类信息加工能力最强的视觉系统，成为真正的视觉语言。

美国心理学家奎廉在1968年提出，人脑中的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跟其他的概念相互关联，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一个概念可以用其他相关概念的复合来表达。这个观点描述了人脑表达世界知识的根本规律。文字要实现拼义，必须充分利用视觉系统的信息处理能力。汉字不重表音，摆脱了语音的束缚，可以利用能力更强的视觉信息加工，充分发挥人类视觉最出色的、二维空间的图形识别能力，在二维空间里构造出足够的字形来表达义基。

拼音文字与拼义的汉字，二者植根于不同的感官通道，切合于不同的科学规律，构成成熟文字仅有的两个逻辑类型。而且对人类而言，从逻辑类型上不会再有第三种更丰富、更有效率的文字符号系统。这样来看，

而且，汉字阅读的重复启动会使N200的幅度增强。进一步的文献检索发现，对物体图片、英文词汇的大量研究都未曾报道过类似的N200现象。除了英文这类拉丁字母，不懂韩文的中国大学生观看韩文字符时，脑电波N200也不出现。韩文从视觉形态上跟汉字非常相像，也是由简单笔画构成的方块形状。这表明N200脑电活动反映的不是表面的视觉特征，而是汉字更深层的属性。有报道认为：

汉字研究的这项重要成果，让我们联想到康德的“图式化”理论。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对认识问题的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分析康德“图式化”理论，对于探讨汉字思维特征，不同于语言学、心理学、脑科学、人工智能等实验学科研究，但却具有根本上的意义，因为哲学关于思维的思考是更本质、更彻底的。

康德在描述人的认知过程时认为，人的知性（understanding）给杂多的感性表象（即现象）赋予统一性，形成概念。例如，我们开车行至一片杂草丛生的裸露土地时，便知这是“荒野”；行至高楼林立、马路宽阔、红绿灯闪烁的地方，便知这是“城区”。这里的“荒野”“城区”都是概念。概念是对于感性杂多的表象给予规定，从而形成知识。事物呈现的表象统一性即是单个事物的特征，例如“树”“房子”之类。但康德认为，在概念和经验对象事物结合形成知识的时候，必须要借助一个手段。因为概念本身不涉及任何具体对象事物本身。因此，

“图式”一词德文为Schema。^[9]至少从黑格尔开始，哲学界就把康德的“图式化”阐释为范畴的运用功能。^[10]因此可大致以为，没有图式，纯粹知性概念不能运行于经验对象事物即表象之上，知识不能出现。当然，图式也限制范畴（康德2022：240）。由此可见图式在认识中的关键作用。但是，这种图式绝不是图像。康德（2022：234～235）举例说明：

这里关于“图像”与“图式”本质区别的思想，为学界所共知。纯感觉图像即是作为对象事物的形象（显象），与概念图式为根本不同的东西。不仅如此，图式也不是数字或几何图形：

很显然，“三角形的图式”不是我们任意图画的三角形图形。处于数的概念基础的不是图像（例如“·····”），而是图式。这种属于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式，虽然不同于几何图形，但绝不是抽象概念本身。而康德认为数学公理的直观也是图式的作用：“关于广延的数学（几何学）及其公理便建立在生产的想象力在生成形状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这种前后相继的综合基础之上。这些公理表达了先天感性直观条件，而只有在这些条件之下外部显象的纯粹概念的图式才能出现。比如如下公理：两点之间只可能有一条直线；两条直线围不成任何空间，等等。”（康德2022：255）这类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式，可以理解为点、直线、曲线之类的抽象图形，以及数字意象，属于“某种根本不能被带入任何图像的东西”的图式。

所以，康德所论的“图式”应该具有不同层次的分别。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式，含有点、直线、曲线以及数字意象，例如“点和线条”“5”“一千”等图式。这类或可以称为“理性图式”。超出此类概念的余下部分的图式，可能更加感性、具象，与事物的显象更加接近，例如“狗”“盘子”等概念的图式。这一类或可以称为“感性概念的图式”。“感性概念的图式”并非与“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式”对立。图式作为范畴的运用，不是感觉经验过程中被动刺激的产物，不是生产性的想象力重现表象的结果，而是先天纯粹想象力的创造，是思维的先验功能。

对于图式稍作了解之后，再看康德描述的认识过程中，图式在思维中的具体功能和作用。

首先，认识始于感性直观。而所有直观均基于外在事物的刺激。感性直观对于现象事物的综合，康德称之为“形象的综合”。它与理智的综合不同，但相互联系，而且必然与思维的知性连接起来。这一切都是先验的，即不需要经验的知识积累（康德2022：182）。感性直观在杂乱的对象中迅速形成具有统一性表象的这个瞬间过程中，统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个感性直观中的杂多的所予必然属于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的统一性，因为只有经由这种统一性，直观的统一性才是可能的。”（康德2022：176）这也是知性的作用。知性就是运用范畴的能力。但知性在运用范畴的时候，对象事物的显象并不是必须被归属于范畴之下，而是必须被归属于范畴的图式之下。所以，尽管在原则本身中我们使用范畴，在具体实施原则时，我们则将范畴的图式置于范畴的位置之上（康德2022：272～273）。而只有运用范畴即概念，我们才能达到知性认识（理性认识），把握世界。

当然，感性直观离不开想象力。想象力也是“图式化”的催产婆：“这样的图式是想象力的一种先验的产品。”^[12]（康德2022：235）同时，感性直观被给予概念，而概念就是语词。在这里，作为概念的感性基础的作用不可忽略。因为，“只有我们的感性的且经验的直观才能给它们（指概念）设法找到意义和意指。”（康德2022：180）这里关键的还是感性的作用。虽然“在没有图式的情况下，诸范畴仅仅是知性相对于诸概念的功能，而根本没有表象任何对象。它们是从感性那里得到这种意指的，而感性在限制了知性的同时也现实化了知性”（康德2022：241）。而图式化的过程最后也是在感性直观统觉的统一性中完成的：

[8]　以下未注出处的相关文字皆根据张学新（2021）、张学新等（2011，2012）整理。

[9]　参见康德（2022：230）译者注②。

[10]　参见黑格尔（1983：271）。但张世英（1987：176）说：“‘图式’是为纯概念所提供的一种轮廓、概观、大要或漫画。”此说法欠准确。“漫画”属于康德说的图像，而“概观、大要”则是抽象的概念系统，不是图式。

[11]　生产性想象力是与个体独特经验相关的想象力，例如没见过雪的热带雨林人不可能把白色的东西想象为雪白。先天想象力是与生俱来的。康德说：“想象力是这样一种能力，即便在一个对象不在场时它也能够在直观中对其进行表象。”（康德2022：182）

[12]　康德（2022：255）举例说：“就任何一条线来说（无论它多么短），如果我没有在思想中画出它，即从一个点开始逐渐地给出所有部分并且经由这样的方式才描画出这个直观，那么我便不能表象它。”

[13]　关于康德图式论，将来可参阅拙文《康德图式化理论浅议》（暂未刊）。

康德所论的图式，是知性的一种“先天表象”功能。张学新团队发现的N200，是汉字阅读产生的特殊脑电波。前者是哲学的分析和推断，后者是科学实验的结果。两者之间还需要很多研究、分析、设计和实验，才能证明二者的实质性关联。我们不能对此做出轻率的评判。笔者以下只是做一点谨慎的逻辑推断：

其实，把西方拼音文字呈现的认识过程与汉字呈现的认识过程作一比较，也可以发现一些特点：

这就是张学新团队实验中一再强调的，汉字阅读主要是由视觉通道进入思维，表明汉字进入思维比起拼音文字进入思维是个快车道。人类视觉通过视网膜对于电磁波的感知，所获得的信息量远远大于听觉靠耳膜对于声波感知所获得的信息量。^[14]或者我们可以对这个快车道做个简单的比喻：

由于日常使用汉字的中国人更依靠视觉功能，因此对声音的听觉功能，相对西方人不敏感。^[16]这个特点在某些场合就凸显出来。第一是戏剧。中国戏曲与西洋歌剧的发声方法不同，发声表达的目的也不同。西洋歌剧以展示声乐美为主，歌词为辅。而中国戏曲以表达唱词内容为主，声乐为辅，讲究吐字清晰。而且在中国各种戏曲的剧场中，很早就用字幕映出唱词。现在技术手段进步，连道白也有字幕，极大地方便了观众对于演员说唱内容的理解。第二是诗歌。中国诗歌主要靠阅读。甚至在朗诵时，特别是古诗词，听者一般是先转换为文字（正式表演时也打字幕），再领悟其意义。在这两种情况下，声音近似于纯粹音乐，是辅助性的。

主要依靠视觉功能的汉字阅读，此外还对于“中国式思维”产生哪些影响？这也是个十分宏大的问题。^[17]关于汉字构造的特点与思维的关系，尤其是汉字的“六书”造字法，经常被用来阐述中国人思维特征及其艺术价值，相关研究数不胜数。这里不再重复。笔者只是从哲学角度，略谈一点汉字与形象思维的问题。^[18]

许慎《说文解字·序》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这里说到汉字构造的根本特征：“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取自人情物态。汉字本身表意，因形示义。由于汉字象形，因此也表情。但是虽然汉字“象形”，本身并不纯粹按照物象写实，而是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但汉字也不是几何类的图形。可以说，汉字是一种“图式”。例如：“旦、人、门、口、花、木”等字，是所指对象事物的简练、抽象形象；而“哭、笑、卡、凸、凹”等笔画勾勒出的字义，令人神会，甚至忍俊不禁。可见汉字图式是“有生命的图式”。这种“有生命的图式”出现在具体文本中，经由视觉而对情感产生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例如：

这里的“鬼、叫、哭、笑、豺狼、酒、眉、剑、鞘”等字，自身形状就有表情。如果用甲骨或金文，则形象更加栩栩如生。但若翻译成英文：“ghost，shout，cry，laugh，jackal，alcohol，eyebrow，sword，scabbard”，即使对精通英文的汉语阅读者来说，效果也可谓天壤之别。

除了表情，汉字还有色彩词汇，视觉效果犹如丹青。比较一下以下诗句中英文大意：

至少就“日、江、花、红、火、春、水、绿、蓝”等字的视觉联想而言，白诗大江奔流、红霞万朵、岸柳拂面的意境，如绚丽鲜花。^[19]而英译的诗歌意象，则瞬间褪色，绚丽鲜花变成了没有光泽的纸花。反过来：

这里汉字（“爱、人、红、玫瑰”）的视觉联想，则是由纸花变为鲜花之感。因此，为了视觉美感，汉语诗歌经常用假借字：

这里“矢”与“屎”所指一样，意义一样。如果用“矢”（箭）的本义则诗意不通。使用“矢”是避免“屎”造成恶心的视觉冲击，引起不好的心理反应。因此，汉字文本尤其是诗歌也有“尽意莫若象”和“得意忘象”之论。^[21]

作为“有生命的图式”，汉字具备了艺术的根本特征，本身就是艺术作品。汉字的这个特质是中国书法、篆刻艺术所具的根本合法性。中国书法将汉字的书写，通过点、线笔画结构和整体布局，在黑白墨意之间，展示一种韵律和画蕴，并与所书文字内容融为一体、相互彰显，令人体悟自然和人生的真谛。中国书法作为一个艺术门类，与中国的水墨画相近。而中国“书画同源”之说是学界共识。因此，中国造型艺术主流的书法、绘画，与汉字的特征具有密切关系。当然，中国书法是有意味的“图式”，不是对世界物象的直接摹写，因此与水墨画具有质的界限。（有些书法把“龙、虎、荷”等字摹画成具体物象的形态，不仅极为肤浅，甚至可以说违背了书法的基本原则。）相比之下，无论哪一种拼音字母文字，最多只能进行表面的美术化，即做成花体字。而中国书法所具备的艺术功能，是所有其他文字的美术化（花体字）所无法企及的。

汉字阅读的这个定势影响到思维，与形象的思维相关。这种思维的焦点，是在想象与现实世界的交汇处，产生与艺术和美的沟通和关联。因此，作为这种思维的外化，中国文化被认为在整体上具有一种“美丽精神”：

[14]　索绪尔说：“语词的文字图画是持久、稳固的东西，它比声音更适合于构成语言在时间中的统一性。”见德里达（1999：48）。

[15]　现在日语中保留了一些汉字。因为“日语音节数量少、结构单一，绝大多数是元音，这就造成了大量的同音异义词，汉字具有表意的功能增加了日语表意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如果全部使用拼音文字，就会出现语义混淆不清的情况。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新事物大量涌现，汉字极强的造词能力适应了日语发展的需要，创造出大量的新词，促进了日语的丰富和发展”（陈琴2010：244）。据说日本高速公路使用平假名指示牌标识，比使用汉字指示牌标识，交通事故明显增高。

[16]　西方拼音文字对于语音非常敏感，在梵文中语音精确达到极致。西方拼音文字的视觉形象基本上折射为文学中的隐喻。德里达说：“言语的隐喻性起源触及语言的核心。”“言语中的隐喻从可见物中，从口头的图画-象形文字中汲取活力。”“也许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弗洛伊德为何在提到梦时指出，梦类似于文字，而不类似于语言，类似于象形文字，而不类似于表音文字。”（德里达1999：347，348，97）

[17]　张学新（2012：36）认为：“符号是思维的基础，拼义符号有可能对其使用者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方式带来一些影响。比如，‘心’字构成240个双字词，如顺心、安心、恶心、耐心、心爱、心疼等。同对应的英文词汇相比，可以发现，比如耐心、恶心对应的Patient，Disgusting其实跟heart没有任何关系。”

[18]　中国美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有过关于形象思维的大讨论，但主要话题是艺术创造规律及其与逻辑思维的区别和关系，与笔者这里所论汉字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不大。

[19]　“红”原义指一种红色的帛；“春”字形义指草木生发；“绿”意指草木叶色；“蓝”原指一种其汁可为蓝色染料的植物。德里达（1999：348）说：“语调的力量莫过于能产生色彩一般的效果。”

[20]　玫瑰花对于中国人具有特殊的意义。苏秉琦（2013：92～93）认为：“庙底沟类型主要特征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形成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以玫瑰花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因素的仰韶庙底沟类型，与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红山文化，这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的南北结合是花（华）与龙的结合。”

[21]　钱锺书（1979：12）认为：易象可以替换，诗歌意象不能替换。

[22]　美国人类学家Alfred L. Kroeber和Clyde Kluckhohn说：不同文化中是否具有像生物世界里基因那样的基本而又齐一的“文化基因”？英国学者Richard Dawkins杜撰了一个新词“Meme”，用以说明文化传承中的基本单元，同时又带有“模仿”（mimic）的意思。后来英国学者Susan Blackmere认为，Meme的功能和作用可以与生物意义上基因类比。参见赵传海（2008）。

[23]　科学家Freeman Dyson（1999）称：“杨（振宁）教授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Dirac）之后，20世纪物理学的卓越设计师。从当年在中国当学生到以后成为石溪的哲人，引导他的思考的，一直是他对精确分析和数学形式美的热爱。这热爱导致了他对物理学最深远的和最有创见的贡献——和米尔斯（Robert Mills）发现的非阿贝尔规范场。”“杨（振宁）对数学美的感受，照亮了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相对最不重要的计算成为袖珍的艺术品，使得他的深入的猜测成为杰作。它使他，正如使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一样，对自然的神秘能够比别人看得更远一点。”李政道曾与吴冠中联袂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2001年6月1～2日），轰动中国美术界。这是两个独立的证据，但作为一种参照和继续研究的基础，是坚实的。

编排：逯琳琳   

审稿：王  飙 余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