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的简称，是本世纪初由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牵头发起并推动的企业更可持续框架体系。近年来，ESG在中国正在蓬勃兴起，但最近却在美国发生一场被美国ESG学者称为的“ESG文化战争(ESG Culture Wars)”。 （图片来源：Harvard Business Review网站https://hbr.org/2023/02/rescuing-esg-from-the-culture-wars）
因此，通过碳配额、碳市场和碳税等机制来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越来越变得有法律强制性。欧盟在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其最近通过欧盟委员会的自2024年开始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要求所有在欧洲运营的大型企业均须报告可持续发展政策和绩效。就是这种强制ESG披露的前锋，未来随着气候危机等各类危害的日益显著，企业从事ESG将是一种法律责任。 二是“弗里德曼主义（Friedman doctrine）”的经济学基础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传统的经济学没有充分考虑企业活动造成气候、环境、生态和人类健康方面的负外部性，当这些负外部性越来越显著，甚至达到危机程度的时候，仅仅以利益来衡量和指导企业的活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学的理念和理论必须改变，要把气候、环境等因素作为要素，纳入企业生产和经营计量中。 人们把二十世纪美国传奇企业家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的这句话：“The business of business is business”，改为“The business of business is more than business”，则更能反映企业工作的实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Klaus Schwab）在其书《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中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确实需要重大改良。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对于推动ESG的法理和学理得到认同，那么，在实践层面，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委员会（ISSB）出台的将于2024年执行的首批《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准则体现两方面的重要性：一是ISSB建立了全球性的强制ESG相关披露准则，这对世界各国实施强制性ESG披露将会有很大促进；二是ISSB建立了全球通用的ESG披露准则，对指导各国ESG实践、消除不同标准带来的混淆性有重要作用。 另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22年发布了《上市公司气候数据披露标准草案》，要求未来美股上市公司在提交招股书和发布年报等财务报告时，都需对外公布公司碳排放水平、潜在气候变化问题对公司商业模型和经济状况的影响，以及管理层的治理流程与碳减排目标等信息，这也是ESG强制披露的要求。但是，这个草案面临国会的听证质疑。 2022年9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迈克·朗兹（Mike Rounds）和其他七名参议员提出了“2022年强制性重要性要求法案”，而同年12月由共和党国会议员比尔·休伊曾加（Bill Huizenga）和安迪·巴尔（Andy Bar）提出了配套立法H.R.9408。这些法案的目的是修正1933年证券法（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要求发行人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的信息必须是重大的（Material），就是要澄清“ESG”投资的定义，表明ESG相关披露是否是重大的。这些法案实际上是美国立法者对ESG重要性的博弈与考量，希望ESG法理的重要性在美国国会能够得到认同，这样SEC的要求才可以顺利实施。 总之，希望通过美国这次对ESG的文化战争，能够让美国人民、让世界各国人民清楚看到实施ESG的法理和学理的重要性，让世界各地的企业能够积极推动ESG，挽救人类走出多种危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