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基于网络分析视角，利用区域贸易协定（RTA）文本量化数据构建了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并基于2010—2019年53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服务贸易数据研究了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节点国网络中心地位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其数字服务出口。进一步分析发现，网络中心地位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并未在当年充分体现，具有一定时滞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南－南贸易与南－北贸易受网络地位提升影响较大，而北－北贸易与北－南贸易受到的影响较弱；节点国网络地位的提升主要促进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知识要素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出口；同时，由网络形成的“朋友圈”效应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出口。机制分析发现，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主要通过制度改善效应和创新效应促进了数字服务出口。关键词：数字贸易规则；数字服务出口；社会网络分析；网络中心地位
随着数字化的信息与知识作为关键要素进入生产活动，开放宏观经济活动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国际贸易主体经历了从制成品贸易、中间品贸易到数字贸易的动态演变。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国际贸易规则的根本性变革，原有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已难以适应新的贸易形态。当前，由于各国在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等核心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多边谈判举步维艰，各国纷纷转向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以契合少数几个国家的共同需求。随着数字相关的RTA数量的增加，逐渐出现部分RTA相互交叉、重叠的现象，涵盖了全球多数国家，形成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在该网络中，部分发达国家主导了贸易规则的制定,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了轮轴－辐条结构，占据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位置。除“轮轴－辐条”网络结构外，区域贸易协定的“地缘化”“集团化”使该网络也存在较多的子网络，形成了不同圈子的凝聚子群。对数字贸易规则网络进行刻画与描绘，分析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有助于厘清国际间的数字贸易规则特征，构建以我为中心的规则网络，获得更多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高中国数字贸易的影响力。近年来，随着数字贸易的不断发展，学者们重点关注了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效应。现有文献对于数字贸易规则如何影响数字服务出口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一定不足：已有研究侧重于探讨单个RTA中的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直接影响，忽略了不同RTA之间数字贸易规则的交叉重叠与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随着数字相关的RTA签订数量的增加，各国在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的位置也发生了改变，这导致传统的双边分析框架无法进一步阐释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对数字贸易产生的影响；此外，在网络分析框架下签订RTA对出口带来的异质性影响可能有所不同，发生路径也会有所改变，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拓展空间。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基于复杂网络分析的新视角，深入探讨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弥补了现有文献中关于传统双边分析的不足；二是进一步探讨了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异质性影响，从南－北国家视角分析了网络中心地位提升带来的不同影响，并分析了不同行业受到的差异化影响；三是从制度改善效应与创新效应两个维度对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影响数字服务出口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验证。一方面，对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发展中节点国来说，本身的制度环境水平较低，为了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国保持较为一致的数字贸易规则与标准，需要进行制度改革，与自身相连的其他节点国制度环境水平越高，其受到的制度改革压力越大，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制度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节点国来说，其本身的制度环境水平较高，为了保持其在网络中的领导地位，会进一步改善其制度质量，对更高标准、更为前沿的数字贸易规则进行有益探索，以此来对网络中其他节点国形成辐射性影响，扩大其数字贸易影响力。制度质量作为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首先从决策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退出概率，并提高再进入概率，为扩大出口提供保障与前提，其次能够通过降低贸易的交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来促进产品出口，且在一定的门限值内能够促进出口的拓展边际继续扩张，阻碍集约边际下降。因此，各个节点国制度质量的参差使得其即使拥有相似的要素禀赋、偏好和技术水平，也会形成不同的比较优势，从而导致各国间数字服务出口规模与结构存在差异。对于嵌套在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网络而言，节点国越接近核心位置，其开放的国内外市场越多，越有利于增加竞争强度，促进国家创新水平的提高，此外，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将会带来知识要素密集程度较高的数字信息的扩散、交流与竞争，将会更加有利于参与国创新能力的提高。创新作为影响贸易活动的重要因素，有助于塑造企业竞争新优势、减少生产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品升级，尤其有利于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产出与改进。数字服务产品作为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典型代表，其出口将会极大地受益于创新水平的提高。因此，当某一国家在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提高时，将有利于其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促进数字服务出口。1. 网络密度。2010—2019年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密度其基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表明国家间的数字贸易规则关联越来越多。2015年后密度有所下降，这是因为网络中新加入了部分节点国，理论关系数的增幅超过了实际关系数的增幅，但关系数的绝对值仍在增加。2. 网络中心度。从特征向量中心度来看，新加坡的中心地位最高，其次是瑞士、欧盟、秘鲁等国家，这表明部分发达国家不仅自身的网络地位较高，与其相连的节点国的网络地位也处于较高的位置，同时也有一定数量发展中国家拥有较高的特征向量中心度。从度中心度来看，欧盟在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最高，其次是新加坡、瑞士、冰岛等国家，这表明发达国家签署的RTA更多地涉及到了数字贸易规则的核心条款，与其直接相连的贸易伙伴较多，在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的影响力较强。3. 网络结构图。2010年时，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发展还较为缓慢，参与的国家较少，到2019年，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分散式的网络格局逐渐演变为整体网络，不同节点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与重叠，可以发现，欧盟、美国以及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始终处于网络的中心地位。本文利用RTA文本量化数据构建了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基于2010～2019年53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服务贸易数据，以数字服务出口为被解释变量，以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特征向量中心度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中介中心度、GDP、地理距离、数字基础设施差距、监管质量差异等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和异质性检验，研究了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心地位指标不仅与本国的直接合作伙伴的数量密切相关，而且还受到邻居网络的影响。基准结果显示在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能够显著地促进本国数字服务出口，该结论在替换核心变量、调整样本数据、更换模型估计方法、考虑内生性与滞后性后仍然稳健。第二，从南北国家视角来看，发展中国家网络中心地位的提升对数字服务出口的提升作用更强，而发达国家网络中心地位的提升对数字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不同类型国家间缔结贸易协定的不同动机，南方国家旨在争取更大的出口市场，北方国家则强调协调管理与价值规范。区分行业异质性发现，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以及知识产权服务这些知识要素密集程度更高的行业受到的正向影响较大。第三，数字贸易规则网络通过制度改善效应和创新效应影响数字服务出口。一方面，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存在制度改善效应，无论是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发展中节点国还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节点国，参与数字贸易规则网络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制度质量。另一方面，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知识要素密集程度较高的数字信息的扩散、交流与竞争，将有利于参与国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制度质量与创新水平的提高将有利于数字服务出口。
第一，在构建以我为主的数字贸易规则网络时，要注重选择高质量、高影响力的贸易合作伙伴，利用好邻居网络的优势，进一步促进本国数字服务的出口。第二，要注重数字服务出口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利用好本国在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的优势，引导知识要素密集的数字服务产品出口，促进文化产品交流，进一步提升本国的数字贸易影响力。第三，进一步完善国内制度改革，服务于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实施，发挥个体中心网络的制度“辐射效应”，扩大本国数字贸易影响力，促进数字服务出口。
引用信息：史本叶, 齐瑞卿. 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J]. 世界经济研究, 2023, 349(03): 3-16+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