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P81—P82

作者：蔡昉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摘自《财贸经济》2022年12期，张天悦摘

从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供给侧，需要着眼于提高生产率、转换经济增长动能，稳定和提高潜在增长率。中国总人口预计在2022年到达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这不仅将从供给侧进一步降低潜在增长率，也带来需求侧的崭新挑战。人口总量、年龄结构、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都会产生抑制社会总需求的效应，需求因素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迫切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首先，从投资回报率入手扩大投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在资本相对稀缺程度降低的同时，人口红利消失也导致劳动力短缺，投资回报率下降是投资需求趋于羸弱的根本原因。因此，更加合理、有效配置资金，整体提高资本报酬率和投资回报率，是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资源重新配置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所在，也是需求合理扩大的潜力所在。

顺应发展阶段变化挖掘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潜力，尚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从需求特点上说，基础设施投资与市场主体的直接投资，既有一致的动因，也有不同的特点。相同之处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求顺应发展阶段变化，按照经济增长的新需求进行调整。不同之处在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是一种市场活动派生的需求，建设周期和回报周期都较长，更易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常常被作为刺激经济的载体，因而易于成为债务累积和金融风险产生的领域。

根据这些特点，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至少需在两点平衡关系上把握好分寸。其一，基础设施建设不能与实体经济脱钩。更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都会对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即在优化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的基础上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其二，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仍然可以挖掘到独特的需求潜力。作为一种派生的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固然有赖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常态速度，然而，补齐现实中存在的基础设施短板，仍然是立竿见影的当下需求。无论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要求，还是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的要求，都意味着对公用设施建设和投资的巨大需求。

其次，从收入分配入手扩大居民消费。虽然人口转变的趋势不可逆转，还有一些与人口间接相关的因素，以及与之关联度较低的因素，也具有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从这些因素着眼打破需求制约，尽可能降低负面影响。受到人口间接影响的消费制约因素被称为增长效应或收入效应。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来临，中国经济将在更大的基数和更高的水平上，以相对慢的速度增长。这个经济增长减速从两个方面降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一方面，经济增量的相对减小，直接限制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蛋糕规模。另一方面，较慢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也制约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幅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均GDP、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平均消费，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总体上遵循相同的轨迹，但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为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设置了天花板。与此同时，自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减速期以来，上述三个指标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性。

与人口因素关联度较低的消费制约因素是收入分配效应。理论和经验都表明，处在不同收入分层的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大相径庭。任何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可以产生扩大消费需求的效果。因此，在无法通过逆转人口转变方向来遏止消费下行趋势的情况下，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入手，实施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是保持稳定乃至扩大消费的可靠源泉。

最后，促进比较优势的转换和升级。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必然选择。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归根结底在于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其中，生产率的提高与分享是轴心，可以把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逐一紧密地连接起来。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是提高生产率的途径；通过共享发展和绿色发展，可以在全体居民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不同代之间分享生产率；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新发展理念推动的高质量发展，也必然为更好地开放发展打下基础。纵观全球化的变化趋势，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来看，中国未来的开放需要适应国际贸易模式和贸易多极化两个趋势性变化。

中国在这一格局变化中的主导地位和适应性转型，一直以来都是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同步进行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也必然要求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前提，实现比较优势的转换和提升。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分工的模式将在比较优势转换的前提下同时发生以下变化，都要求以高质量发展开创对外开放的更高水平和崭新境界。一个变化方向是遵循动态比较优势趋势，逐步成为高端产品的出口国。中国无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比较优势的转换，以及产业在价值链的位置提升，贸易格局的重塑也就水到渠成。另一个变化方向是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超强生产能力，以规模经济获得比较优势和贸易利益。这是一种把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内外联动的扩大开放策略。与基于要素比较优势的贸易相比，基于生产率提高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可以在中国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差异缩小的条件下，利用包括规模经济在内的其他差异继续开展国际贸易。同时，中国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恰恰对应着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差异性，可以成为中国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多元化贸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