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用《示儿》做标题的诗，自以南宋大诗人陆游（1125-1210）临终前夕的那一首最为读者所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关心国家统一的深情大愿，感人至深。中唐大诗人韩愈（768-824）也有一首《示儿》。名气就没有那么大了，又曾经受到过不少批评。韩诗云：

这首诗用大部分篇幅描写自家的宅邸，宽敞高大，绿化得很好，户外景观非常之美。主妇有“高平郡君”的封号，来访的客人大部分是高官，来往最频繁的是两位文学家：张籍（766-830）和樊宗师（766-824），来了就大谈文艺和学术。按韩愈初到首都长安在贞元二年（786），“辛勤三十年”，写此诗当在元和十年（815）前后，钱仲联先生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即系于此年，其时诗人四十八岁，官任考功郎中，兼知制诰。

业已功成名就的韩愈对儿子说，这样的住房、地位和交游，这样富贵高雅的生活，是自己奋斗三十年获得的硕果：早年的自己其实是一个“止携一束书”的穷书生。书中自有黄金屋啊！诗的最后两句“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厥初”的意思是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上进，靠自己奋斗去争取美好的前途，千万不要犯迷糊！

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现在人们往往也还这么教育子女，只是一般不会讲得如此自鸣得意。

韩愈的坦率后来遭到了批评，说他为鼓励儿子好好读书：“所示皆利禄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韩吏部上》引苏轼语），显得不够高尚。这样的批评自有其合理的因素，教育子女还是应当讲求志存高远，而争取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层意思，也可以不必讳言。韩愈乃是儒家的一代宗师，后来的道学家一味高唱“存天理去人欲”的高调，彻底否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那就不免有些矫情了。

顾农

中国古代的和尚中出了不少诗人，成就和名气各有不等，中唐时代的灵澈（749-816）是其中名气很大的一位，他同许多文坛名家、达官贵人往来唱和，诗也写得很见功夫。《唐才子传》（卷三）曾为之立传，略云——

此公在念经礼佛之外有集十卷，又酬唱集十卷，可谓高产，而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引据其门人的话说：“师尝在吴，赋诗仅二千首，今删取三百篇，勒为十卷。”可知其大作的数量本来还要多出好几倍。后来他的作品大抵亡佚，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一点零头，但仍然很有意思。例如当他住锡庐山东林寺的时候，同本地最高长官江西观察使韦丹（753-810）来往密切，多有唱和。韦大人有一首表达倦宦情思归隐的七绝赠给他：“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思归》）平子指东汉的张衡（78-139），作有《归田赋》；韦丹说自己也很想归田，到庐山来隐居。对此灵澈回敬了一首，迳题《东林寺酬韦丹太守》，诗云：

直截了当地指出，谈谈归隐的官员一向很多，而真能实行的几乎没有。看来他同韦丹大人的交情非同寻常，以致可以用这样调侃的妙语来对话。其实就是从小便入庙为僧的灵澈上人自己又何尝做到了“心闲”？他自从学成诗艺以后就远赴京师，结交名流，到处游历，吟诗不辍，一向很忙，恐怕并不比“王事纷纷无暇日”的高官清闲。“心闲无外事”谈何容易！

中国古代没有专业作家，他们的基本身份有俳优、游士、官僚、隐士、清客等几种（参见顾农《古代作家的五种身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24日第7版《后海》），诗僧自在另册，而其状态大抵近于清客：他们人在体制之外，却一心想吸取体制的油水并努力付诸实践。内外两边的活动都要参加，于是就形成“出家更比在家忙”的奇怪局面了。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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