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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石观察收集编辑：磊哥
美国学者 哈伯德和凯恩在《平衡：从古罗马到今日美国的大国兴衰》一书中指出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军事外交实力的基础，而经济增长是经济实力的源泉，经济增长分为（1）斯密式增长，（2）索罗式增长，和（3）熊彼特式增长三种模式。罗马帝国是典型的斯密式增长，即依靠市场范围的扩大，贸易的扩大，来实现分工的深化，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亚洲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依靠斯密式增长+索罗式增长，一方面依靠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压低汇率来利用发达国家的大市场。美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依靠熊彼特创新，1947年以来的大型计算机革命，个人计算机革命，互联网技术革命，移动互联网技术革命，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技术的外溢和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战略基本上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增长遏制的三个底层逻辑。一是，限制华为公司进入美国，并且尽量说服英国、法国、德国等北约国家也限制使用华为公司的产品，限制了华为公司的市场范围，就会限制华为公司的规模，不利于华为公司的进一步分工深化。二是，限制华为公司采购美国的先进技术与零部件，后来联合荷兰、日本限制中芯国际取得能实现7nm制程的DUV光刻机；复杂系统的创新需要顶级技术的融合，短板决定了系统的最大性能；美国政府战略在于绑住华为的一条腿，让华为与苹果竞争，结果可想而知；美国政府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打压在于掐断中国经济熊彼特式增长的逻辑链条。三是，美国对华为公司的制裁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适时调整的，中国的企业很难形成稳定的长期预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最好是短平快，但是短平快与大规模技术创新是天然冲突的；今天可以允许中国的企业使用chat GPT大模型，可以使用英伟达的H100高算力芯片，一旦中国的企业具有了全球竞争力，就对相关的企业进行断供，这样不稳定的预期之下，中国相关企业的投资额度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总的来看，美国政府限制中国经济的三个底层逻辑正好对应大国经济增长的三个底层逻辑：（1）市场范围；（2）技术创新；（3）企业投资。中国经济增长破局也需要针对以上三点来进行。一是，尽量扩大中国企业的市场范围，争取非洲、沙特、伊朗、俄罗斯、巴西、东盟等尽可能多的贸易伙伴；美国鼓吹对抗的叙事，中国倡导和平与贸易的叙事。二是，给中国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尽量大的帮助，在半导体设备这样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业，政府需要有更大的作为，1000亿美元的细分行业决定着30万亿美元的数字经济，这么大的正外部性，政府砸多少钱都是值得的，当前美国、欧盟也都在砸钱，因为背后的经济逻辑非常坚实。三是，稳定企业的投资预期。很多民用领域的技术进步是依赖于消费反馈的，政府主导的投资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中国政府部门应该尽最大努力稳定中国企业部门的未来预期。规则的渐进稳定至关重要。乐观是积累的，而恐惧只需要一瞬间。美国政府深知此点的极端重要性，只要企业部门不愿意不敢于投资，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一定是进入陷阱，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让中国企业的未来预期变得不稳定。未来十年，美国政府依旧会竭尽全力（1）压缩中国企业的市场范围；（2）限制中国企业获得先进的设备与技术；（3）联合一切势力，让中国企业无法获得稳定的未来预期，发自内心的不敢投资，直至把中国的经济总量从第2名压制到第3名，或者更低。当没有经济实力之后，即便有核武器，也不过是现在的俄罗斯罢了，一个乌克兰加点援助，就可以把俄罗斯拖垮。在以上因素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是企业的未来预期，只要扰乱了中国企业家的未来预期，不敢投资了，技术研发投资也就断了；美国就可以轻松地把中国压制在一个二流国家水平。自然，中国的应对战略也是非常清晰的，千方百计地让企业家变得信心十足，战斗力十足，就像余承东说的，春暖花开，未来可期，我们的产品———遥遥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