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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附近的文印店，老板基本上都是湖南新化县的，在深圳，你遇到的出租车司机很可能是湖南攸县的。截至2010年底，新化县共有20.6万人口从事文印产业，攸县的哥在深圳近万人，随行家属及其他人员共计4万多人。在深圳，攸县的哥占半壁江山，在广州，占四分之一强。“从开的士开始，攸县人开始了到外面闯世界，开小超市、搞土木工程，再到攸县大碗菜，这些产业都是的士业带动起来的。”

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有1343.88万人，其中849.1万人是外地人。这849.1万外来人口中，湖南人占了30%，近300万人。 

内地人前往沿海城市，主要是因为那里有工作岗位。复旦大学教授陆铭在《向心城市》一书中说，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集聚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广东、浙江和江苏人口都是大幅度增长，深圳人口达到1756万，10年增长720.21万，相邻的东莞人口达到1046.66万，10年增长224.64万。两市加起来人口达到2802万，也大大超过上海总人口。而从管辖的面积上来说，深圳1997.47平方公里，东莞2460.1平方公里，加起来大约只有上海管辖面积的三分之二。“深圳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港口，同时又邻近香港，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根据“活力城市”调查，夜间经济指数最高的是深圳、广州、东莞、北京、杭州，这说明东部沿海城市“夜间经济”更发达、城市更具活力。“如果一个城市能够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那么它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就越大。同样道理，城市的吸引力还来自环境、空气质量、公共服务、文化艺术氛围，以及安全、公正、法制。”

《春天的故事》一书中说：“湖南和广东，山水相连，唇齿相依。90年代初，湖南有10万劳力在深圳，每年至少要赚回2亿元工资。1992年年初，攸县人开始在深圳包租的士车，1995年，谢吴艳策划一次性买断了一家公司49辆的士10年的经营权，然后转租给急需租车的攸县老乡。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族，一族带一村，雪球越滚越大。如桃水镇桃水村，仅仅4年时间，的哥数量就由1人增加到400多人……”

湖南人南下深圳，在那里扎根、立足，还因为他们的性格。有位外国观察家说：“湖南人是个刚毅且独立的种族……尚武、急躁、顽强，同时又自尊心强、保守、倨傲。天生的冲劲使他们放弃了更平和的人生目标。”固执、顽强的湖南人被称为“骡子”。

农村人刚开始出去打工时，有时直接结伴外出，有时是出去的人回来后带来消息，再有人跟着去，一起去建筑工地、船厂、服装厂、搞装修等等，总觉着老乡之间可以相互照应，大家本来就知根知底，能够相互信任。费孝通先生说，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乡土社会，也是熟人社会，“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遵循熟人之间的情面原则，以及情面原则衍生出的乡情原则”。

从“熟悉”到“信任”、“规矩”，其背后是“亲密”，费孝通说：“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半熟人社会》一书中说，人情“亏欠”是熟人社会的重要特征，每个人都亏欠其他人的，每个人又被其他人亏欠。因为这种“亏欠”，互相之间才有了“情分”。这也是乡土熟人社会与城市里的“熟人”团体（如车友会）的重要差别。后者的成员之间尽管也是互为“熟人”，内部信息透明，但互相之间并没有深厚的网络式“亏欠”。

《奇迹·笨小孩》剧照

熟人社会中，人情“亏欠”的范围非常广泛，既包括仪式性场合中的表达性礼物馈赠，如生育庆典、婚礼、拜寿、盖房、丧礼等；也包括非仪式性情境中的表达性礼物馈赠，如日常互访、拜年、探望病人等。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与礼物相关，更与日常生活中的合作、互助等密切相关，日常生活中牵涉到人际关系的事情，人情“亏欠”都牵涉其中。老乡可以分享工作信息，住在一处，甚至合伙。

过去，人们认为“都市人老于世故、精打细算、冷漠无情、麻木不仁，而乡下人则淳朴、厚道、真诚、不善欺诈。然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中国农民在心理上越来越趋同于都市人，这使得经典的二元分析框架捉襟见肘。当农民开始摆脱土地的束缚，家庭的生产生活已经突破了村庄社区的边界，被市场经济整合到更大的社会范围中；农民与外部世界频繁互动，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乡土性越来越淡薄，农民不再留恋乡村生活。乡村社会的一切正在被重塑，农民在社会心理上也确实越来越接近城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