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传统的滥觞其实可溯至康德和黑格尔两大哲学巨擘，他们的“一般现象学”和“精神现象学”为探寻澄清事物本质之道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但是，现象学成为一场哲学运动，是与胡塞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百余年来，现象学的影响力已传至哲学之外，以其特殊的方法论助力诸多学科杜弊清源、开疆拓土，其中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葳蕤者有“语言现象学”“现象学美学”“现象学心理学”“历史现象学”“现象学社会学”，等等。

胡塞尔在初创时期就敏锐地意识到，建立“一门关于人和人的共同体的理性科学”是现象学的未来任务；德国现象学学会前主席黑尔德（Klaus Held）也强调，设立“一门相应的政治世界及其构造的现象学”乃众望所归。这种来自现象学大师的意见并未有效催生出政治现象学之花，也许有两个主要原因：在主观方面，无论是现象学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或因忙于各自学科的主流任务而无暇旁顾，或因学科之间差异巨大而临渊兴叹；在客观方面，“政治”无疑是迄今为止人类世界中最难测度的现象类型，对以“澄清”为目标的现象学来说是一个过于复杂的对象。但是，晚近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为政治现象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

近年来，在现象学哲学家集中关注政治生活中的伦理状况的同时，政治学家们也致力于广泛而深入地反思政治学科的建设。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曾指出：“我们如果对任何事物，对政治或其他各问题，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这不仅是一种具有政治现象学特征的“技术”，更是一种具有政治现象学意味的“思维”。不过，生长了两千多年的政治学之树，在20世纪以来迅速分化出了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两大枝干，时至今日俱是枝繁叶茂、遮天蔽日，但也各指青天、罕相闻问。两者在知识体系、理论、方法乃至逻辑上日积月累，各自形成了若干特殊的偏好和设定，以至于有政治学者将其戏称为“政治算术”和“政治几何”。从某种偏好出发意味着未能直面现象之本质，而诸多设定的堆集则可能会造成概念的冗余和重负。以回到生活世界为旨归的现象学或能为开拓政治学研究的新路提供一些启示。由此，政治现象学的基本追求就可简单归结为两点：一是“补缺”，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朝向实事本身”的现象学原则，以尽可能恰切地把握对象的种种属性；二是“减负”，它借用和改造“悬搁”“还原”等现象学方法，归置和验证存在于对象内外的种种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