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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思想市场收集编辑：澎湃思想市场
艺术远不是即将被生成性人工智能改变的唯一领域。律师助理、程序员、市场研究人员、客户服务人员、金融分析师和许多其他职业都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自动化。OpenAI大获成功的ChatGPT不仅能写出糟糕的笑话和稍好的诗歌，甚至还能帮助写出可以发表的研究论文。这些模型也只会越来越好。新发布的GPT4已经被用来编写整本书。
这项新技术的力量是令人恐惧的。骗子们已经在利用这种能力来生成逼真的deepfakes，骗取人们的信任，以他们亲戚的名义向他们要钱。看起来可信的错误信息现在可以以闪电般的速度产生，在我们缺乏可信赖的媒体机构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不幸的发展。
虽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埃里克·拉森（Erik J. Larson）等人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即对人工“超级智能”在短期内到来的恐惧被夸大了，但现有的技术会以各种方式对社会造成严重破坏。
人们对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破坏感到恐惧是正确的。但是作者认为，当人们思考这些破坏到底是什么时，很明显，主要问题实际上不是技术本身的发展。在一个不同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下引入，很少有风险会如此严重。
问题是，新的生成性人工智能正在被引入一个没有能力处理它的资本主义社会。
例如，艺术家们大多不是因为害怕让机器在艺术方面做得更好而害怕AI。当计算机程序“深蓝”击败特级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时，国际象棋选手并没有停止下棋。而且，如果艺术是为了快乐和自我表达，其他人能做什么并不重要。
问题是，在我们的世界里，艺术家必须通过出售他们的艺术来谋生，因此他们必须考虑其市场价值。我们正在引入一种可以彻底破坏人们生计的技术，而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如果你的技能价值下降，你就完蛋了。
有趣的是，人们谈论着工作有被自动化的“风险”。在作者看来，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下，许多工作的自动化将是一件好事：在通往机器人做艰苦工作、每个人都享受富足的世界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如果法律文件可以由电脑来写，人们应该可以感到兴奋。谁愿意整天写法律文件？但人们不能为此感到兴奋，因为生活在不同制度下，如果律师助理的工作被自动化，那将有超过三十万人面临着试图找到工作的前景，因为他们多年的经验和训练在经济上是无用的。
卢德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动化的一种理性态度。如果机器威胁到你的工作，就与机器斗争。甚至像塔克·卡尔森（美国媒体人）这样的反动分子也说过，政治家应该干预阻止自动化，例如，禁止自动驾驶卡车，因为让数百万人失去工作会造成太大的社会混乱。但这种解决方案是荒谬的：为什么要让人们从事可以由机器人完成的无谓劳动？卡车司机的健康被破坏了，而且长期不能与家人见面。机器可以代替他们完成艰苦的工作，为什么还要让人去做？
作者认为人们不应该害怕人工智能。坦率地说，如果机器可以为他编辑杂志文章，他会很高兴，他就可以坐在沙滩上了。但他害怕它，因为他以编辑杂志文章为生。如果有人能以接近免费的价格制作和销售同样优秀的对手杂志，他就无法通过工作来养活自己。在目前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为生活而工作的人都是如此。他们必须对自动化感到恐惧，因为劳动力的价值非常重要，其价值的巨大波动使一个人的所有希望和梦想处于危险之中。
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大多数其他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现有社会中权力和财富分配方式的问题。因为世界被组织成军事化的民族国家，人们不得不担心人工智能技术会被用于可怕的新超级武器。因为人们让骗局和欺诈在“狂野西部”（Wild West，美国历史上对西部的政府包括了土地引起的暴力冲突、当地人的迁移和同化、将财产合并到大公司和政府）经济中盛行，人们将看到很多人利用人工智能来掠夺无助的消费者而致富。利益动机已经具有社会破坏性，但人工智能将使它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它将使公司能够找出如何更有效地欺骗和剥削人们。新技术是由私人公司开发的，他们没有动力确保对他们的好处是对所有人的好处。
作者呼吁，人们需要清楚人工智能的问题来源。它们是真实的，并将加速社会主义者致力于帮助人类解决的危机。但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技术应该是一种解放的工具。然而，除非人们改造经济体系，否则它将成为越来越大的剥削和掠夺的工具。
城堡里的悲剧
上周国内热议话题无疑是《人物》公众号3月22日发布的稿件《城堡里的马原》。
文章提到，先锋派小说代表作家马原称自己2008年曾查出肺部肿瘤（穿刺未见癌细胞）。他不愿继续采用西医治疗，认为是水有问题，选择到海南“换水”。病情幸运地没有恶化。
2011年，他喜欢上云南西双版纳南糯山的环境，于是举家迁去那里，买地建起城堡居住，过上了鸡犬相闻的世外桃源生活。在这座占地2000平方米的城堡中，男主人马原的妻子李小花和幼子马格以一种景观的方式成为他诗意栖居生活的组成部分。
然而平静的生活还是被打破了。2022年6月1日，马原的幼子马格猝然离世。
随着《人物》稿件对马原夫妇及其家人朋友采访细节的披露，读者发现马格之死可能并非如其父所说的那样，“寿数到了”，而极有可能是因为其父对现代医学的抵触和固执，加之其母弱势的家庭地位，让一出生心脏就“好像没愈合”的马格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治疗。
《人物》的报道引发了对马原一边倒的讨伐，以“杀子”、“蓄奴”的骂名最为极端。讨伐声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媒体人魏英杰在《人物》发布文章的当天以“孤证不立”来呼吁“放过马原”的评论文章在之后数天内被频频拿来当成靶子。
父母如何对待病重的未成年子女
网友讨伐马原，焦点集中于他明知孩子心脏有问题却不同意送医院动手术这一消极选择。还有人重新翻出作家柳红的儿子子尤对哲学家周国平《妞妞》一书的读后感作比较。
子尤生于1990年4月，与妞妞同年同月出生。2004年他被发现患有纵隔恶性肿瘤，两年后去世。抗癌时他写了一篇《妞妞》的读后感——《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从一个孩子和癌症患者的角度表达了对周国平的批评。
子尤写道：“这是命定的吗？这是父亲给女儿定的吧？还没等命运判死刑，他先积极主动地给女儿判了死刑。”他批评作为父亲的周国平潜意识里对病人和残疾人的歧视，以及为自己放弃延长妞妞生命而开脱的种种理由。
这篇读后感2006年在《妞妞》一书的豆瓣条目下贴出，在今年3月22日以后又增加了几条留言，其中一条是：“看过一期《今日说法》，外公外婆劝女儿把智障孙女丢了，那个小孩的妈妈哭着问，难道我成了智障你们也会把我丢了吗？她是我的孩子，不管生了什么病，不管用什么方法，也想给她治。当时我才上小学，突然意识到父母的爱不是天经地义的。”
至于马格被查出患有马凡综合征（Marfan syndrome）的手术难度，《浙江日报》求教于浙江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王利宏，王医生称：“心脏的一些病变应该说是‘马凡综合征’非常常见的一个表现，二尖瓣关闭不全其实是心脏瓣膜病的一种，单纯用药肯定是没有效果，可以通过微创的方法来解决，第三天就可以出院。”
网友愤怒之处还在于，治疗孩子重病必将是一场耗费父母金钱和精力的马拉松，普通人家也许会因经济条件，终将面临艰难抉择，甚至因此而抱恨终身。为何坐拥2000平米城堡的知名作家，资源选择相对宽裕，却如此“佛系”地任由心爱的幼子在缺乏合理治疗的情况下度过短暂一生？这是怎样的爱？
一同被拿来比较的，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28岁时他的儿子光出生，由于婴儿头盖骨先天异常，医生说大江光存活的概率极小。大江健三郎一度无比忧伤，认为儿子是活不下去的。他在小说《个人的体验》中无情地披露了自己自私、冷清，人之恶的一面，展示的是一个普通得甚至有点卑弱的男人即将迎接一个残疾的新生儿这一突发事件的心路历程。但现实生活中他并未放弃自己的孩子，孩子的出生让他再次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虽然光几乎不会说话，也不与外人交流，大江健三郎就在儿子的房间里播放莫扎特、肖邦等人的古典音乐，光竟然渐渐有了反应，并在6岁时开口说出了人生的第一句话。他还送儿子去学钢琴和谱曲，发现儿子虽然语言表达不行，却能通过谱曲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大江光后来成为了获奖无数的作曲家。
法律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干涉家庭事务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事务往往具有复杂性。随着国家近年来逐步推进立法，家庭事务在法理层面不再是公权力无法进入的“私有城堡”，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各方仍十分谨慎。
媒体在后续报道中采访多位律师均表示，若《人物》报道事实无明显瑕疵，在法律上，“不让生病的孩子去医院就诊”和“不让未成年人接受九年义务教育”，都是明显的违法行为。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下列监护职责：
（一）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
（五）放任或者迫使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失学、辍学；
《红星新闻》引用大成律师成都分所合伙人张颖的点评：“监护权的性质，既是权利，也是责任。（这件事）涉及未成年人的健康权，不履行监护权，不给他看病，某种程度上是违背法律的。”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莹称，不让孩子上学是侵犯了孩子的受教育权。
不过，李莹认为，知道孩子有心脏病，不让孩子治疗，“我觉得源于他的愚昧，很难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即使不是一个刑事责任的行为，其实也是对孩子权利的一种侵害。”
如果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吗？
2020年，教育部、卫健委等九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其中也包括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形，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医法汇创始人、律师张勇的解读目前最为详细。他对医疗自媒体“医学界”表示，该条款多针对“是非明确”的案例，马凡综合征由于并不属于致命急症、其健康危害在于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对应的包括心脏手术等治疗也存在风险，“此时，若孩子还能正常生活，监护人行使医疗选择权进行‘保守治疗’，包括使用中医等替代医学方式，并没有清晰的标准去界定对错。”
居委会等是否应该对类似马原的案例进行劝导，或上报相关部门？张勇分析，由于医学本身极其复杂，有的家庭把一些隐疾归结为“身体不好”，或者认为保守治疗、生活调理等有效，基层部门也难以介入，同时缺乏积极性。
“我国现有的法律无法做到事无巨细，同时打击面太广也会造成很多问题。”张勇说，“国外的案例在我国没有参照性，刑法不能矫枉过正，我国刑法对家庭成员之间因法定抚养关系不履行，或者履行不当造成人身损害的入刑，非常慎重。类似马格的情况，可能还是得通过积极的健康宣教和社会保障，让家长参与到现代医学对疾病的干预。”
作家祛魅
“上一辈作家已经没有资格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已经羞于提起自己曾经喜欢过先锋派作家”，“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世界观表达出来”。2009年，文学杂志《鲤》策划了一次专题问卷调查，不少“80后”作者借助问卷，表达了对父辈作家的上述观点。
“80后”集体开炮的对象是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作家。曾几何时，这批作家全新的写作方式和生存方式，不仅是对文学形态的挑战，同时也是对文学制度的挑战，诞生了一大批堪称经典的作品。如今，他们的启蒙作用光芒渐暗，他们的作品在汇入文化长河之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喑哑期。
上世纪90年代杀妻后自杀的诗人顾城，和00年代受文学青年追捧的余秋雨和周国平，以及如今70岁的马原，对妻儿的态度或一些公开言论在今天看来都有令人一言难尽甚至匪夷所思的地方，为何前后评价相差如此之大？自媒体“海边的西塞罗”评：“是互联网导致的‘写作权’的扁平化，让‘作家’这个曾经似乎很神圣的职业，逐渐走下的神坛”。
于是，有人叹息：“是浪漫的文人，也是愚昧的老人”，有人要求“文学的归文学，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纷纷扰扰中，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马原和他的家人尚无任何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