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主要内容
文章主要研究内容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优化衡量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
(2)综合运用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模型、地理探测器和M-K检验方法识别乡村最优功能分区数目。
(3)分析不同功能区的空间分异特征,厘清功能区属性特征和转型机制。
本研究以中原城市群186个县(区)为实验样区:
图1 研究区
注:研究侧重点以分析乡村功能类型为主,市辖区及省直辖县不作为研究样区,经筛选后为186个县(区)单元。
本文的研究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Part2数据
指标体系涉及到的数据分别为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PM2.5数据等。
(1)社会经济数据为2021、2011年各市及县域统计年鉴和2020、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
(2)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高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
(3)PM2.5数据来源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https://sites.wustl.edu/acag/)。
(4)POI来源为高德地图API接口查询下载,经清洗后选择餐饮服务、风景名胜、购物服务、生活服务、交通设施服务和医疗保健服务6大类,上述数据获取年份分别为2010和2020年。
Part3研究方法
(1)指标体系构建
分别构建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表1-表3)。
Part4研究结果
(1)行政壁垒对不同功能的影响程度
根据地级市各功能高水平县区与县区数量占比情况,2010—2020年生产功能仅菏泽和蚌埠2市占比高于50%,表明生产要素的区际可流动性较强,地级市分划产生的行政壁垒对生产功能影响甚微。生活要素的区际流动性较弱,但地方性规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行政壁垒的阻隔影响。2010—2020年生态功能高水平区分布的地级市数量最少,但高水平区的空间分布分布在10a间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动,表明生态功能要素的流动性较弱,十分依赖于区域内固有的自然资源条件,地级市分划所产生的行政阻隔影响不大。
(2)乡村最优功能分区数目及功能区分布时空分异
确定2010和2020年乡村地域功能最优聚类数分别为8和7。
注:a、b:2010年地理探测器和M-K检验结果;c、d:2010年地理探测器和M-K检验结果
注:a:2010年功能区时空分异;b:2020年功能区时空分异;c:2010、2020年功能区标准差椭圆
10a间主导功能区、滞后发展功能区和复合协调功能区占比逐渐趋于均衡,是现阶段中国乡村多元化经营者博弈结果的直观体现 ,符合当下乡村多元化的发展特征。其中主导功能区和复合协调功能区占比分别增加5.4%和15.1%,滞后发展功能区占比减少20.5%,中原城市群地区乡村地域功能呈向好转型趋势。
(3)乡村地域功能分区转型机制
根据乡村地域功能分区结果,对2010—2020年功能分区转型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挖掘不同属性功能区的演变机制。通过Spearman相关性检验,分析不同功能之间的交互作用。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高,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越强,反之亦然;当值为正时,表示两个函数具有正相关,反之亦然。
根据相关性结果分析,2010—2020年生产与生活功能均呈显著协同效应,表明生产功能中非农产业发展得到提升同时,针对居民生活功能的发展亦得到重视;生产与生态功能均呈权衡效应,显著性逐渐增强,表明农业与非农业生产效益不可避免的占用生态环境资源,实现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双赢的压力较大;生活与生态功能呈协同效应,显著性逐渐减弱,表明生活功能发展对生态功能提升的效果逐渐减弱。
结合功能区属性和转型特征,基期和末期属PD、LD、L-ELD、P-LCC和P-LCC(Ⅰ、Ⅱ)的功能区生产或生活要素较为活跃,具备协同关系;属ED、ED(Ⅰ、Ⅱ)和P-LLD的功能区生态要素较为活跃,与生产要素活跃的功能区存在权衡关系;基期属P-L-ELD(Ⅰ、Ⅱ、Ⅲ)的功能区同时存在生产、生活和生态要素,转型时兼具协同和权衡关系特征。根据功能区转型结果,2010—2020年存在协同关系的功能区之间的转型概率为35.7%,存在权衡关系的功能区之间转型概率为3.1%,同时存在协同和权衡关系的功能区向具有协同关系功能区转型概率为32.8%,向具有权衡关系功能区转型概率为35.7%。综合以上,中原城市群地区乡村功能区存在如下转型机制,具备协同关系的功能区更容易相互转化且转出率较高;具备权衡关系的功能区之间转型较为困难且转出率较低;同时存在协同和权衡关系的功能区转出率与其滞后功能劣势等级呈负相关,转型为具备协同或权衡关系的功能区难易程度相当。
乡村地域功能转型动力是以物流、信息流和政策流等驱动系统,以城乡一体化、城镇化和全球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耦合反馈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通过社会-生态反馈路径和社会—经济动态变化交互耦合作用表征。中原城市群地区作为中国传统农区和重要商品粮基地的典型代表,基于区域发展定位,政府给予农业发展支持性政策,例如《河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等推动了该地区农业结构和产品升级,构建了农业产供销一体化平台,包括完善区域间的运输交通网络、改善生产条件和增加农民收入等一系列措施,基于市场需求的生产方式革新对农产品提质增效效果明显,也激发了非农产业发展活力,加速了区域间信息流、物质流和资金流的融通速度,并最终加强生产和生活功能的协同效应。
Part5结论与展望
(1)地级市分划形成的行政壁垒对“三生”功能的影响各有差异。生产要素的区际可流动性较强,地级市分划产生的行政壁垒对生产功能影响甚微。生活和生态要素的区际流动性均较弱,但地方性规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行政壁垒对生活要素的阻隔影响,生态要素依赖于区域内固有的自然资源条件,对地级市分划产生的行政阻隔敏感度低。
(2)通过对乡村地域功能类别辨识和分析发现,2010—2020年滞后发展功能区占比减少15.1%,主导功能区和复合协调功能区占比分别增加5.4%和15.1%,滞后发展功能区占比减少20.5%,是城乡协同互促和乡村转型发展阶段特征的直观体现。
(3)不同功能区的转型机制有所差异,具备协同关系的功能区更容易相互转化且转出率较高;具备权衡关系的功能区之间转型较为困难且转出率较低;同时存在协同和权衡关系的功能区转出率与其滞后功能劣势等级呈负相关,转型为具备协同或权衡关系的功能区难易程度相当。
(4)未来研究可以从两个重要方向进行深入探索。第一,通过多源数据和优化评估方法细化指标体系。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夜光遥感数据等已广泛应用于城乡研究。第二,伴随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未来乡村将赋存更加多元的功能体系,针对功能间转型机制的评估应考虑更多要素。
Part6论文引用
Wang J L, Liu B, Zhou T. The category identif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regional function based on SOFM model: A case study of Central Plains Urban Agglomeration, China[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3, 147: 109926. 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23.10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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