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问题 新思路

2022年12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蒙特利尔召开会议，结束为期三年的进程，并最终确定一项计划，以制止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丧失，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由此产生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概述了帮助可持续管理自然世界的四个目标和二十三个目标。占据头条的目标是在短短8年内保护世界30%的土地和海洋。GBF框架将保护区（PA）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工具，但保护区的有效性仍不清楚，该方法一直存在争议。

为防止人类过度开发而指定特定的自然保护区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一些社区已经实践了数千年。然而，在过去，保护地位是为最神圣的遗址保留的，并有助于补充重要的自然资源，而今天，这种保护措施的需求遍及地球表面的绝大多数地区。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人类已经改造了地球上70%以上的土地，40%的土地被认为是退化的。栖息地已经支离破碎，世界生物多样性在短短50年内下降了68%，目前约有100万种动植物面临灭绝的威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已经严重退化，在最容易受到人类过度开发的地区，几乎没有完整的生态系统。与几十年前相比，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大大减少，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后果。

自1948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成立以来，保护区用于防治和保护这种衰退的战略用途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并日益成为主流。在1993年批准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之后，全世界达成一致，到2010年将保护区地位扩大到地球表面10%的正式目标。2010年，爱知目标提出了更宏伟的目标，到2020年保护17%的陆地和10%的海洋区域。

为了响应这一雄心，自本世纪以来，保护区的数量急剧增加，目前已超过244个国家和地区的28万个。从字面上看，2020年爱知地区的目标已经实现，可尽管在保护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功，但PA的扩散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阻止生态退化的无情浪潮。

一个关键问题是，现有的PA不一定与生物多样性热点重叠。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数据，81%的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未被保护区完全覆盖。本月发表在One Earth的研究进一步增加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PA失效，在这种情况下，76%的昆虫物种未能达到PA覆盖的最低目标水平。生态系统功能的完整性和恢复力也取决于PA之间生态信息的持续流动，然而PA通常是在复杂的人类活动矩阵中彼此分离的小型附着细胞。如果保护状态、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性和连通性确实一致，管理不善可能会破坏PA的有效性。令人失望的是，只有不到20%的现有PA完成了管理有效性评估，而主要的资金短缺往往是原因。

然后是殖民主义的黑暗污点。传统上，PA采用的模式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好在与人隔离的情况下实现。正如本月的Primer所指出的，这一西方概念导致了对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不公正，包括剥夺和流离失所，以及因习惯性使用受保护资源而被定罪。一个多世纪以来，自上而下的保护努力已经削弱了IPLC的能力，但很少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功的回报。矛盾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IPLC的管理下，生物多样性状况要好得多，世界上80%的剩余生物多样性仅位于IPLC 20%的领土内。

正如本月的问题所讨论的那样，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挑战现在比PA概念化时更大、更复杂。传统上对区域和物种保护的关注已经不够了。需要更多地考虑损失的驱动因素、增长的限制以及生态退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后果，必须采用公平原则。

GBF的“30X30”目标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批评。尽管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全文确实呼吁在未来十年采取更加公平和有效的方式保护生物多样性，包括有效管理、生态完整性和连通性、公平治理和承认土著权利，以及充足的财政资源，这些都是该框架的核心原则，文本对实施的细节着墨很轻，缺乏数字目标。在仅剩8年的时间里，目前尚不清楚这一雄心能否切实实现。很明显的是，目标不会也无法通过照常实施战略实现。GBF提供了转型的机会。现在我们必须抓住它。

One Earth 2月刊已于2月17日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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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意为大家精选了发表在 One Earth 2023年2月刊的16篇文章，供大家详细了解。

声音：保护栖息地的土著管理

在生态系统管理方面，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和自治，加上有效的治理，改善了公平、福祉、生物多样性以及气候减缓和适应成果。这个声音问：需要什么来有效地巩固、加强和扩大当地的管理和保护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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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文章：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了解如何以成本效益管理保护区

保护和保护区是最重要的保护工具之一，国际目标是到2030年保护30%的地球。然而，为了实现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这一非凡承诺，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保护区和保护区何时有效以及为什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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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文章：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一切照旧还是一个转折点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及其23项目标可能标志着可持续和合乎道德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转折点，但如果行动要造福于多数人而非少数特权者，则必须在实施阶段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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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文章：地方主导的适应是结束森林砍伐的关键

尽管全球承诺停止砍伐森林，但森林损失仍在继续。我们以南亚和东南亚的红树林为重点，主张将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置于执行COP26《森林砍伐承诺》的核心，并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五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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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文章：许多危险的反馈回路放大了气候行动的必要性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许多反馈回路显著增加了升温。然而，并非所有这些反馈都在气候模型中得到充分考虑。因此，相关的缓解途径可能无法充分限制温度。需要有针对性地扩大研究并加速减少排放，以将风险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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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读物：基于区域的保护：总结和展望

基于区域的保护，特别是保护区的保护，是全球应对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主要方法，目前覆盖了全球8%的海洋和17%的土地。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通过，区域保护（包括保护区和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将按照30x30目标的要求实现多样化并迅速扩大，到2030年保护地球的30%。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总结了该方法，包括其在全球保护政策中的历史和迄今为止的表现。我们概述了以下优先方向，以确保基于区域的保护有助于确保可持续和公正的未来：采用多样化的基于区域的养护工具箱，以遏制生物多样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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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文章：实现自然和人的积极未来

尽管几十年来对保护的投资不断增加，但我们未能成功地“弯曲”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曲线。为实现未来三十年的新目标和既有目标所做的努力有可能重复这一结果，原因有三：忽视了日益增长的衰退驱动因素；生物多样性恢复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时限；以及对世代之间和各国之间的正义不够重视。我们的地球系统正义方法确定了六组行动，当同时解决这些问题时：（1）减少和扭转导致衰退的直接和间接驱动因素；（2）制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3）恢复生物多样性并使其恢复到安全状态；（4）提高所有人的最低福利；（5）消除与资本积累相关的过度消费；（6）维护和尊重当前和未来所有社区的权利和责任。当前的保护运动主要涉及行动2和3，迫切需要扩大行动1、4、5和6的规模，以帮助实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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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文章：三重暴露：减少气候变化、蓝色增长和保护对沿海社区的负面影响

沿海社区处于三个加速全球变化驱动因素的前沿，即气候变化、蓝色增长和基于区域的保护扩大，导致“三重暴露”情景。尽管努力从气候、发展和保护中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但外部驱动的进程可能会汇聚在一起，加剧脆弱性和不平等。先前存在的社会不公正增加了受影响个人对变化的敏感性，并限制了他们适应或受益于三重暴露的相互影响的能力。我们认为，如果不将社会正义放在优先地位并建立普遍的复原力，外部执行者就无法有效和公平地实现气候、经济和保护目标。因此，我们建议执行者：（1）解决脆弱性的根本原因，即预先存在的社会不公正；（2）使用参与式系统方法，提高对当地情况和拟议举措的潜在后果的了解；（3）利用包容性伙伴关系促进协作设计和实施。这些战略一起应用并适应当地情况，可以支持经历快速变化的沿海社区的福祉、正义和复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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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文章：全球综合揭示了人类与自然联系的异质性变化

个人与自然的联系会影响他们的福祉以及他们对亲自然政策的支持。虽然人们普遍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正在减少，但这种趋势的程度尚不确定。在这里，我们对人们与自然的心理和物理联系的时间变化进行了全球分析。使用系统的回顾方案，我们确定了71篇文章，包括100个案例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采用横向而非纵向的方法，考察不同年龄人群与自然的联系。我们回顾的文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与自然的联系有所下降。然而，自然联系的变化程度因地理和社会经济环境而异，一些研究显示出增加的趋势。这些发现表明，有机会限制和扭转人类与自然的持续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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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研究：四分之三的昆虫物种在保护区的代表性不足

昆虫在生物圈中占主导地位，但全球范围内的昆虫数量却在急剧下降。为了扭转这种下降趋势，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保护工作。保护区（PA）可以作为防止灭绝的保护措施，但PA遗产中昆虫代表的记录覆盖范围有限。在这里，我们显示，全球评估的89151种昆虫中，76%没有达到PA覆盖的最低目标水平。来自225个科的近1900种与PA完全不重叠。PA覆盖率低的物种分布在北美、东欧、南亚和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需要考虑昆虫需求的PA提供了指南。必须扩大重要生物多样性区域的测绘规模，以确保各国捕捉昆虫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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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研究：全球保护研究能力日益悬殊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

建立保护研究能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被提议阻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然而，仍然缺乏对《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的全球评估。在这里，通过分析2000年后出版的主要保护期刊中的177000多篇科学论文，我们得出了六项CRC指标，并监测了193个联合国成员国的变化。我们发现，尽管CRC预期在全球范围内有所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层和底层之间的CRC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大多数《儿童权利公约》指标改善了高儿童权利公约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状况（即IUCN红色名录指数），但只有合作国家的数量对低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建设儿童权利委员会必须是首要的保护优先事项，高儿童权利委员会国家必须通过有意义的合作和资助低儿童权利委员会发展中国家的真正合作研究，为低儿童权利委员会国家提供更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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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研究：极低挥发性有机涂层导致对黑碳气候影响的低估

黑碳（BC）气溶胶在气候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评估BC的辐射效应需要了解其混合状态和其他材料涂层导致的光吸收增强。观测研究表明，光吸收增强因子（Eabs）远低于实验室研究和模型估计的预期值。这导致了一场关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气候影响真实程度的激烈辩论。我们发现，观察到的明显较小的Eabs不能反映BC涂层的整体效果，因为它不包括通过热剥蚀器后残留在BC颗粒上的极低挥发性（eLV）有机物的持续吸收增强。我们的观察结果表明，eLV有机物广泛存在于BC涂层中，质量分数约为5%-100%。考虑到这些eLV涂层，Eabs的观测估计值大幅增加至1.8-2.0。我们的结果突出了大气BC的强烈辐射变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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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研究：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中对二氧化碳排放的责任比发达国家更大，而且增长速度更快

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碳排放量很大。近几十年来，复杂的全球价值链（GVC）的出现，一个国家可以同时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运营，导致排放量进一步增加。由于这些全球价值链的复杂性，越来越难以确定哪个国家应对其排放量负责。在此，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新方法，以识别和区分全球价值链沿线二氧化碳排放的自我责任和共同责任，其中自我责任描述了纯国内价值链中体现的排放。我们的结果表明，自200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自我责任一直是全球价值链体现的总排放量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即使考虑到通过全球价值链进行排放转移的共同责任，自2012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总责任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我们认为，气候谈判应认真考虑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责任分担，以实现更有效的气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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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金融：对话Candice Stevens

正如2022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所强调的，资金仍然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挑战之一。非洲可持续金融联盟主席、IUCN WCPA可持续金融专家组联合主席坎迪斯·史蒂文斯（Candice Stevens）最近与One Earth讨论了保护金融的机遇和仍然存在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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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地球：大象与蜜蜂

象牙贸易和战利品狩猎被广泛认为是非洲大象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较鲜为人知的是农民的报复性杀戮——大象可以在栖息地附近的农场游荡，破坏农作物，因此被视为害虫。露西·金博士在“拯救大象”中的工作将蜂巢围栏用作大象的天然威慑物，有助于减少人象冲突，让大象继续进入它们的活动范围，同时通过授粉服务和收获对大象友好的蜂蜜为农民创造社会经济效益。理查德森的《大象与蜜蜂》展示了这种美好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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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地球：堕落的Bierstadt

阿尔伯特·比尔施塔特（Albert Bierstadt）在其作品《新娘面纱瀑布》（Bridal Veil Falls，约1871–73年）中将约塞米蒂山谷描述为美国的“伊甸园”，未被人类触摸，这鼓励了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创建为北美重要的保护区。这个遗址长期以来一直被土著居民占据，然而他们被强行迁移，而优胜美地的现代历史以观光的殖民力量为标志。从那时起，这个神圣的地方经历了降级、缩小规模和栖息地碎片化。瓦莱丽·赫格蒂（Valerie Hegarty）的《堕落的Bierstadt》（Fallen Bierstadt）通过艺术性地反思比尔斯塔特的作品，展示了人类如何入侵和破坏自然栖息地。歪斜、烧焦和撕裂的景观提醒我们重新思考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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