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六岁的孩子，说“东西方关于‘爱’的理解”，是一个很大的命题，说起来未免很让人怀疑。但他们读了《复旦附中“双新”语文课：<论语>东西方对读》后，却写出很让大人刮目的文字。

       这里推出的，就是这些文字的一部分。

东西方关于“爱”的理解

朱俊驰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二人，是心中有另一个人的意思。人存在于“二人”约束关系中，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爱护，通俗点说，也就是仁者爱人。孔子“一以贯之”，用这种博大精深的仁爱思想，把渊博的知识贯穿起来，创立儒家学说，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所以，爱是什么，是仁，是爱人，是孔子学说之根基，是中华文化之精髓。

在东方的中国文化圈里，孔子对爱的理解最具代表性。“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孝悌是践行仁道的根本，将“仁”看做一个人先在的善性，那么侍奉父母，敬爱兄长就是这种“爱”发而为用的表现。同时，做到以上两点，又能够对所有人都怀有关爱热切的心，你就近乎一位仁者，达到儒家理解意义上的“大爱”。“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于亲人，不仅要有物质上的供养，更要有发自内心的尊敬，可见，孔子推崇的仁爱，是亲子之间发自内心的，并不需要太多的条件，是人的一种善性的抒发。

这就要谈到东西方关于爱的理解的差异之一了。李泽厚先生说：“孔子提倡的仁是将外在的社会规范‘礼’，导向个体人的内在性自觉。”是的，这种人性化的心理依靠，温热了人们的心，孔子也瞬间宛若一位宽厚的长者。与西方不同，孔子没有把爱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是把它消融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但阅读西方的《约翰一书》便知：“亲爱的兄弟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是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强烈的宗教气息扑面而来，信仰之大厦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爱。可以这样总结：东方的爱是“因为有人，所以就爱”，西方的爱是“因为有神，所以才爱”。

但正是因为人人都自居“神之子”，使得西方人平等互爱，不分亲疏，不分贵贱，爱与被爱是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因此，才有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西方的爱具有均等广博的特征。而东方的爱似乎是阶级分化的，诚如费孝通先生的譬喻，它宛若一个向外扩散的涟漪，越往外泛起的波纹越微弱，亲缘关系就越远，爱也就越淡薄。当然，李泽厚先生则谨慎地称其为“一种既有严格等级秩序又具有某种博爱的人道关系”，因为儒家也是强调关爱天下人，亲亲而仁民，只是必须建立在氏族内部上下左右，尊卑长幼的顺序之上。但这种等差之分还是比较明显，体现在儒者日常的习惯中。比如如下一则故事：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贵人贱畜的态度鲜明表露，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有差异，对待动物，对待其他生灵似乎都潜藏着一种自然法则和宇宙之大秩序。这种爱其实是维护人的等级关系的重要工具。人们只要很顺从地按照次序去爱，从自身，父母，兄长，君主这类与你息息相关的，到友人同僚这类较远的，再到远戚乃至陌生人，阶级便不会被僭越，乡土社会的礼俗便不会被打破，社会便趋于安定。这就可以理解李泽厚先生称“仁爱”是“一种社会性的交往要求和互相责任”。孔子赞《周南关雎》中的青年男女“爱而不淫，哀而不伤”，其实强调的是他们的爱合乎仁，合乎周礼，合乎他们间的地位关系。孟子骂墨子“兼爱”之说“无父无君，是为禽兽”，强调了区别于动物性的人性本质，存在体现于社会关系中，爱离开了父母兄弟、君臣上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义务，人将等于禽兽。

反观西方文化中的爱，平等互爱正是打破这一血缘关系的实践。《马太福音》中有一则更生动的描述：“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不能单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借助一名共同的天父，将所有人的爱心连在一起，和东方文化中爱有差等对立。这种普世大爱确实使人拥有精神上的自由与平等，但可能对于人之间的身份限制缺乏管束，人人之间不会有太多的敬畏，这样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

自此，已谈及两大差异。第一是爱的来源不同，第二是爱的特征和目的不同。第三便是现实意义之不同。别看西方的博爱思想看似宽泛，实际上关系具体，分工明确。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家室之爱细分了一番：“家室的友爱有多种，但都是从父母同子女的友爱派生的。父母爱子女，是把他们当作自身的一部分。子女爱父母，是因为父母是他们存在的来源。兄弟间互爱，则是由于有共同的生命来源，兄弟实际上是相互分离了的同一个存在。两人一般大，有共同的道德便是伙伴。叔伯兄弟以及其他亲属的感情都是从兄弟感情派生。”西方文化中人的爱之关系相对具有清晰性，因此当今世界的西方青年人似乎显得比东方人更加独立自主，更明确来龙去脉。而东方的儒家学说对爱虽有等级森严的阶层规定，但它并不清晰，可有可无，每个人的关系具有玄乎其玄的相对性，使得中国青年想独立，但在爱的根本性上缺乏独立！可能在现实意义这一层面，西方比东方更清晰，不会造成人在爱、关系上走过多的弯路，受过多的限制，在独立发展上更胜一筹。

因此，关于爱这一人类共通的情感，东西方分裂出巨大的差异，使其愈发复杂。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对爱有自己的理解，或东方，或西方，或博采众长。但爱即“心中有他人”这条永恒真理“大道至简”，在现代社会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实属不易了……                           

东西方关于“爱”的理解

余玥

    “爱”是上天赐予人类最宝贵的礼物。爱是什么？爱是忘我的投入，是勇敢的付出，是奋不顾身的追求。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存在。

但在东西方，人们对于“爱”有着不同的理解。

    爱的本义是关怀他人，为利他的伦理学价值观。在东方，尤其是在儒家中，强调的是有等差之爱的人道。在《论语·乡党篇》中：“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从中便能体现出孔子贵人贱畜的态度，由此也能体现出孔子的等差之关爱。爱的对象的范围是没有限制的，爱可以是亲子之爱，夫妻之爱，也可以是同辈之爱。

    而在西方，如《约翰一书》中所写的：“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普遍地认为爱是由神来的，基于每个人的互爱，也就是博爱，因此西方所推崇的是无等差之爱的神道。

    爱在中国或许也可以被称为“仁”。从“仁”的字形我们不难理解它的内涵——“二人”，即“一个人心里装着另一个人”。仁也是人与人的一种特殊的关系，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的关系。孔子的“仁”是在礼乐制度开始崩坏的时候提出的。它将外在的社会规范“礼”，导向个体人的内在性自觉，它也是也是孔子内圣外王、经世济民、拨乱反正的主张。“礼者理也，礼者履也”，当每个人以“天经地义”之心，自觉践行礼时，社会就归为仁德了。“礼”的存在就是为了告诉每一个人都有成为仁人的潜质，从而使社会安定。孔子的仁爱说，确实是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为目的的，也真心要维护“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的关系，但它们只是起点，终点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超越阶级、超越国界的终极大爱。我们普通人要做到“仁”，相知而相爱，一个政体更要做到“仁”，知人而爱人，也爱人而知人，是守礼法而有是非曲直的，也是有是非曲直而守礼法的优良政体。

    爱的其中一种就是“孝悌”，一种对长辈、兄弟的尊敬与敬爱。“孝悌”可以拆解为两个字——“孝”与“弟”，孔子与儒家特别提倡的两个基本道德规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说明了孝悌是做人的根本，是仁的根本，是践行仁道的根本。在儒家中，父母与子女关系有着相对模糊性，子女也不具有独立性。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观主要建立在家庭、血缘、家族上。天下基于宗法血缘进行统治：周天子时代，天下就是由父子兄弟共治的，宗族关系源远流长，逐渐就形成了“百善孝为先”的孝德至上观念。

    而在西方社会中，孝悌之道并不在他们所追求的至善之中。所谓的血缘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契约关系。父母爱子女，是把他们当作自身的一部分，或者说父母是产品的制作者，而子女便是他们的产品。在他们看来，兄弟就是互相分离了的同一个存在，兄弟间的友爱更像是伙伴间的友爱。西方不强调孝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古罗马和古希腊都经历过几次的社会大动荡，因此宗族关系被切断，强调亲情较少。

    如何做到“爱”？做到“德”。何为“德”？德者，即信者、诚者、真者。持守德也是一种“爱”，不传播没有根据的传闻。这种传闻可以是路途上的口耳相传，也可以是书本上的文字相传。《论语·为政》中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道听途说是为巧言乱德，是不实、不诚、不信，是“巧言令色，鲜矣人”。《雅布书》中也提出要“慢慢地说”，指我们思考，去辨析，需要时间；我们考察，去实证，需要时间；我们调查，去取证，需要时间。也正因此，在现代社会中，说真话变得十分困难，我们被遮蔽着，我们被压制着，我们被限制着。可正是因为其难，所以“德”变得尤其宝贵，我们应该做的是保持缄默，谨慎言语。在这方面，东西方都是对散布谣言持鄙夷态度，认为其不符合德行，也是不智慧的一种行为。

    如何达到“仁”？在于“思”。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指的就是要贴近现实，去追问、思考，去探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思”实则上是一种切实的达到仁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儒家提倡的“近思”便强调要与实际相结合、与自己的所知相关。其旨在对人生有益，对他人有益，对社会有益，是一种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群谋福祉的大仁。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就提出了“我思，故我在”，可以理解为我思的存在，才是我的存在，才有我的存在；也可以理解为只要我思了，即使去除我存在的一切形，我也存在了；或者若我没有思，即使想象为各种形，我也不存在；亦或为我存在于思，不依赖于任何物质的形。“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西方的哲学家对于“思”的理解更加注重理性，但二者在对于“思”能达成“仁”的看法是一致的。

    虽然东西方对于“爱”的理解是不同的，但对于如何“爱”，如何“德”，如何“仁”的看法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胸怀天下，去追求普遍善，不因个人所爱而放弃普遍善；我们要探求真理，捍卫真理，求自然之真、社会之真、艺术之真；我们要追求人格的高大和事业的伟大，成为所谓的“圣人”。此之谓“爱”，一种博爱，一种伟大的爱，一种胸怀天下的大爱之心。

东西方关于“爱”的理解

邱思远

     “爱是亘古长明的塔灯，它定睛望着风暴却兀不为动；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恒星，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古今中外，无数名人大家无不赞颂着爱，将爱说成世上最珍稀，宝贵的东西。而对于所谓“爱”的体现，中西方也有着不同的理解。

   爱的本质是什么？生理层面上：是多巴胺和荷尔蒙的分泌。而体现在人的精神层面上，则是对他人的关怀与宽容，是超脱了利己主义的利他主义。

   在东方影响力极大的儒家思想之中，“爱”往往是由另一个字“仁”所担当。所谓“仁”字，便是由“二人”所组成，意为心里装着另一个人，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的关系。“仁”这一理念是由孔子在礼崩乐坏的东周中期提出的。当时，东周饱受内忧外患和灾难频发，国家动荡百姓贫苦。孔子期望社会最终能达到“天下大同”这一境地，于是主张君王要以德治民,爱惜民力,取信于民,民众能够做到人人为仁。

而这就要依靠“礼”来实现，孔子在《论语·颜渊篇》中说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是人们行为的规范，但同时也是克制自己为所欲为的私欲，发自内心关怀别人尊重别人的体现。社会是各个阶级各个人民所形成的一个集合，在同一个集体中，人们的行为举止是会互相影响的，只要有一个“害群之马”的存在，整个社会的风气举止便可能被带偏，因此，只有人人能明晓礼节，自主遵守礼节之时，整个社会才能真正的做到人人“归仁”，互尊互爱，达到孔子所期望的理想社会。

而论到西方的爱，则与东方的爱有些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便是等差之别。在《论语·乡党篇》中：“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其中，孔子在失火后首先关心的是人的安危，其次再是询问马的情况。体现了孔子先人后畜，贵人贱畜的有等差之爱的仁道。而在西方社会，在西方文化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书《圣经》中，主张的却是爱是从神来的，凡是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体现了无等差之爱的神道，因此，西方对自由，平等十分的重视。

这一点最大的体现便是在“孝”上。儒家思想中，“孝”是“仁”的基本。《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说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在东方文化中血缘关系更加被重视，父母兄长往往被当作一个人最重要的亲人，如果一个人对至亲之人尚不能心怀关爱感激，又何谈对他人能行仁道。而在西方，这样的血缘关系不在其平等的观念之中，父母之所以抚养儿女更多的是因为儿女像是父母的产品，是父母自身的分离孩子爱父母是因为他们是他的来源，将两者看为分离的一体，在西方利己主义思想的熏陶下便形成了西方家庭中的爱。

此外，血缘文化在西方不强烈也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古希腊时，社会以城邦为主，互相孤立缺少交流，而且与东方古时候以父子为核心进行农业生产来支撑家庭不同，古希腊不以农业为主，而是以畜牧业，手工业和海外贸易这些无论男女老少皆可进行的活动为生，人人可以自立更生，家庭关系没有依赖关系支撑自然不如东方强烈，最后再加之古希腊古罗马经历几次社会大动荡，宗族关系被切断，强调亲情较少。

而要做到“爱”，便是要做到“德”和“仁”。德字在古时候便是以两脚不断向前的样子，以此来喻说人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德者即为信者，诚者，真者。落实到具体的言行便要做到不传播道听途说，此为信者；其次则要“慢慢说”，给人以充分的时间，让思考充分辨析，让人去考察，去实证，让调查建立在取证之上，这样方能保证所说之言无虚无假，精炼简洁，减少误解，此为诚者。而真者为其中最难，一些真理往往是不容易被人所接受承认的，因此，真话难免遭受被遮蔽，被压制，被限制之难。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便会养成其中不可或缺的：理性思考，兼听则明，实干，高效，正直，真诚等善品，品德也就养成了。

而要做到“仁”，重要的便是思。在《论语•子张篇》中，子夏说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告诉我们仁需要做的几个方面：让自己学识广博，坚定自己的志向，就当下的社会进行发问，并联系自己的所知所悟去思考，能做到格物致知明心见性。“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表面看上去讲的是学习方法与“仁”无关，实则不然，当人们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则这个人便掌握了学习的正确方法，而学习的本质便是通过每日的积累提升自我，直到有能知悉天地万物之理的学识和远超世人的精神境界。与做到德的方法殊途同归，最终都是让人的德才最终得到提升，自然便有了摆脱私欲，能有关爱天下世人，真正做到“爱”的能力。而西方学家笛卡尔也说过：“我思，故我在。”意为，我思的存在才是我的存在，才有我的存在。只要我思了，即便去除我存在的一切形式，我也存在了，我存在于思，不依赖于任何物质的形。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可见西对方“思”以修身的态度是与东方一样的。

    不论如何，尽管东西方对于“爱”的理解出于历史、人文的原因有所不同，但二者对于如何做真正做到“爱”的正道的认知是相同的。我们要丰富自身学识，格物致知地思考，以一颗平等关怀、真诚正直的心有礼地对待所有人。言行如此，方能将古今追求的“爱”之道真正地实现。